彭德清被扣上“叛徒”帽子，叶飞找到中组部申诉：仅凭逼供可判？

彭德清的组织关系被恢复了，交通部的副部长职务也回到了他名下。事情并不是什么突发好运，而是一系列查证、质询、反复审讯之后的结果。这样一个决定看着简单，背后却是好些人的来回周折。

从表面看就是恢复个职务，可要把这事办清楚，得把老账翻一翻。1975年初，叶飞刚接过交通部，先是一眼就看见一堆乱麻：很多老同志被扣了莫名其妙的罪名，岗位成了名存实亡，整个系统运转像出问题的机器。叶飞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人名不是随便能拿来当靶子打的。于是他先把彭德清的案卷调出来，按页按条把材料过了一遍。

那堆“证据”里头，主要是几封揭发信和几份口供。翻开就能看见漏洞：时间说得前后不一，证词互相矛盾，有的揭发人本身就是早就认定的敌对分子。更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的，是很多交代明显是在特殊压力下写出来的。叶飞当场写了四个字，直接了当：逼供信。接着他去找中组部的郭玉峰，意思是把案子重新拉出来好好查查。郭的态度是口供和旁证齐了，别翻了。听起来就是想按原案了结。叶飞没放过，硬着头皮要求按程序彻查，别把结论先给定死。

专案组起初走马观花交上来的审查稿，很多地方敷衍塞责，写得模糊得像云里雾里。叶飞逐条改批，不让糊弄事儿。他明确提出来几条：这些揭发不能直接当铁证，那几位揭发人很多是敌特背景，最近才“想起”来这些事儿，可能有人找他们写；关于彭德清当年被捕后来越狱的情节，组织档案里查不出他有叛变或为敌方通风报信的证据；对这些人的供述必须重谈，交叉核对，不能凭被逼出来的话就把一个人的一生定了性。

按他逼着去做，专案组又把几个人叫来重新谈话。结果印证了叶飞的怀疑：四个揭发者里，有三人推翻了早先的交代，剩下那个人也说法不稳，前后时间、地点说得乱七八糟。原来从厦门说到同安，又从同安跳到集美，时间有时候说是1933，有时又说到1935，连抓人的细节都互相冲突。再回头看早年那些交代，建国初期几次说法里根本没提过彭德清，这说明新近的“揭发”很可能受外力影响。专案组最后下结论：这些证词站不住脚，不能用来定人。

把这些矛盾一条条摆出来还不够，叶飞担心中组部那边会把事儿按下不表。于是他又去找先念，把修订后的审查报告交给先念出面呈报中央。先念同意把材料上呈，中央审阅后也认可了专案组的修订结论，彭德清的组织关系和副部长职务随之恢复。走到这一步，不是一两个人拍板，而是经过层层核对、一次次质证才有了结果。

要看清这整个过程，就得回到彭德清的人生履历上脉络化地找原因。彭德清早年打仗出名：新四军1师3旅7团团长兼政委，后来当过苏中军区1师3旅旅长，抗日、解放战争里的战绩不在少数。抗美援朝那阵子，他带部队在长津湖一带交战，传说里提到过把美军“北极熊团”重创并缴获团旗，这类说法外界有传闻，档案里多以“据说”带过。退役归来后，他和陶勇一起进了海军，1965年又调到交通部当副部长。这些年来的履历摆在那里，不是一纸揭发轻易能抹掉的。

再往前探，土地革命期间他曾被捕，并在回忆里写过《回忆同安越狱斗争》，里头记着他被单独关押后越狱的经过。他提到当时还有其他被捕者，如后来任同安县侨联副主席的蒋才培，并写到自己是被一个叫彭水锦的人出卖才入狱，越狱本来是三人合谋，但他被移到单独牢房，最后独自逃出。这类回忆本身就有空白：有的细节缺乏第三方证言，时间地点也有模糊处。这种不完整，为后来有人添油加醋留下了可乘之机。

到了建国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对机关系统的影响还在。有一段时间，老案子被人翻出来，借着运动的风向，把旧事当作新的“罪证”去压人。有的老战友被找去写揭发材料，很多都是在极端压力下写出来的交代。彭德清因此被关过几年，家人探视都受阻，靠着那些被逼出的材料，他一度被定为叛徒，政治命运走到悬崖边上。

叶飞之所以下决心撑腰，不只是私人情分，还因为他觉得事实应该摆在阳光下。两人有战场上的交情，叶飞在回忆录里也写过对彭的评价，觉得那人靠得住、有功绩。把个人记忆和档案对照起来，叶飞不愿见到一个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被压垮。他以部长身份着手推动复查，亲自督促专案组、反复催稿、约谈相关人员，不肯放手，这样的坚持才让真相慢慢露出头来。

整个过程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矛盾被揭开。每一次质证都不是走形式：旧交代要翻看、揭发信要考证、当事人口供得重新核对，专案组也从敷衍走向了认真。叶飞没有靠一句动情的话打通局面，他把每个漏洞都摆在桌子上，逼着组织按照程序把事儿理清。最后，先念出面把修正后的审查上交，中央同意复查结论，彭德清才算把名誉和职务拿回。

事情从一份揭发材料发展到组织出面纠错，牵涉的不是简单的是非黑白，而是档案、证词、历史片段和人的一生。表面上看起来是恢复了组织关系，恢复了一个副部长的职位；实际操作上，花了好些人力气和时间，把每处矛盾捋顺，才没有让历史的模糊处成为终身难以洗刷的污点。最后那份修订的报告被递上去，中央批示下来，彭德清回到了组织生活，也回到了工作岗位。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当时卷宗上的字迹和几个人的来回问话，留在档案里，像一道道看得见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