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0岁长的帅，每月退休金10000，找个年轻老伴咋这么难

我叫周建国，今年七十。如果非要给自己贴几个标签，大概是：退休教授、丧偶十年、相貌端正、身体硬朗，以及，每月一万块雷打不动的退休金。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我守着一套不大不小的两居室，儿子周远也成家立业，不用我操心。按理说，我这条件，晚年生活不说风光无限，至少也该是舒心惬意的。

可偏偏，我在追求“舒心惬意”的路上，栽了个大跟头。我想找个老伴，一个能陪我说说话、搭伙过日子的伴儿。我承认我有点私心，希望她能年轻点，最好五十岁上下，有活力，能给这沉闷的屋子带来点生气。就是这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让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这事得从半年前说起。那天我独自过完七十岁生日，对着一桌子菜，只有电视机里的声音陪着我。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第二天，我拨通了儿子周远的电话，开门见山：“小远，给你爸找个老伴吧。”

周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说：“爸，您想清楚了？这事可不简单。”

我当时很不服气，甚至有点恼火：“有什么不简单的？你爸我，要长相有长相，要钱有钱，身体比公园里那些六十岁的老头还好。找个五十来岁的，过分吗？我不想找个病秧子回来伺候。”

我的逻辑很清晰，这是一场等价交换。我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稳定的生活，对方提供陪伴和活力。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怎么会难呢？

周远没跟我争，很快就通过朋友介绍，联系上一个口碑不错的婚介所。红娘是个姓张的大姐，热情得像一团火。她握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着我，眼睛里放着光：“周教授，您这条件，在我们这一批会员里可是顶尖的！您放心，我保证给您挑个最好的。”

听着这话，我心里那点虚荣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详细列出了我的要求：年龄五十岁左右，不能超过五十五；有文化，至少高中毕业，不然没共同语言；长相要顺眼，性格要温柔；最重要的一点，经济上别有太大拖累。

张姐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很快，她安排了第一次见面。对方姓刘，五十二岁，是一家公司的退休会计，保养得不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我们约在一家环境雅致的茶馆。初次见面，相谈甚欢。她夸我气质儒雅，我赞她谈吐得体。我以为这事有门儿。

可聊到她状似无意地问了一句：“周教授，您这房子，以后是留给小远的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坦然回答：“是，这是早就说好的。”

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我读不懂的东西：“也是，应该的。就是不知道您手头的积蓄，够不够我们以后出去旅游，或者……给我女儿的嫁妆添一点？”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是在相亲，而是在接受一场资产评估。我礼貌地结束了谈话，回到家，心里堵得慌。我给张姐打电话，语气不善地描述了这次经历。张姐在电话里打着哈哈：“哎呀周教授，您别多心，人家也是为以后考虑嘛，说明有诚意。现在的女人现实，这不怪她们。”

我不信这个邪。我的条件摆在这里，总能遇到一个不那么“现实”的。

第二个是位老师，四十八岁，离异，带着个上大学的儿子。她身上有种书卷气，我很喜欢。我们聊得很投机，从唐诗宋词聊到国际局势。我觉得这次总算对了。可就在第三次见面时，她略带羞涩地开口了：“周教授，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唐突……我儿子想出国读研，您看，您能不能……先借我三十万？”

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我看着她那张知性的脸，第一次发现原来“知性”和“算计”可以毫不违和地并存。我没有发火，只是平静地说：“我的钱，是用来养老的，不是用来做慈善的。”

那之后，我又陆陆续

续见了三四个。情况大同小异，每一个和我见面的女人，眼睛里都闪烁着精明的光。她们对我退休金的数额、房产的位置、存款的位数，比对我这个人本身更感兴趣。她们的对话里充满了暗示和试探，像是在剥一个洋葱，想一层层剥开我的财务状况，看看内核到底有多丰厚。

有一个女人甚至直白地问我：“周教授，要是我们在一起了，你的工资卡能交给我保管吗？我这人花钱有计划，能帮你理财。”

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我一个跟数字和逻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教授，需要一个只见过几次面的人来帮我理理财？我开始感到一种深深的荒谬和愤怒。难道在她们眼里，我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贴着“一万月薪”和“市区房产”标签的会走路的钱包？

我和周远的通话越来越频繁，语气也越来越差。

“爸，您是不是把标准定得太高了？”周远小心翼翼地问。

“高吗？我没要求对方貌美如花，也没要求她家财万贯，我只想找个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这要求高吗？”我几乎是在咆哮。

“可您要求对方年轻、漂亮、没负担，还要真心实意……爸，说句您不爱听的，人家图什么呢？图您年纪大，图您有皱纹？”

周远的话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了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我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发呆。镜子里，我看到一个固执、苍老、满脸不甘的老头。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帅”，在七十岁的年纪面前，不过是个笑话。而那一万块的退休金，仿佛成了一个诱饵，吸引来的都是鲨鱼，而不是我想象中的海豚。

就在我心灰意冷，准备放弃的时候，张姐又打来了电话，语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奋：“周教授！这次这个绝对是为您量身定做的！叫小琴，才四十五岁！以前是做生意的，后来生意失败了，现在一个人过，长得那叫一个水灵！她说了，就想找个您这样有稳定收入、能给她安全感的男人。”

四十五岁？我心里一动。这个年龄正是我最理想的。虽然“生意失败”听起来有点风险，但我还是决定见一面。

见面的地点是一家西餐厅，是小琴选的。她果然如张姐所说，风韵犹存，一双眼睛像会说话。她不像之前的女人那样急吼吼地盘问我的经济状况，反而一直在聊她的过去，聊她生意场上的风光和后来的落魄。她的故事很动人，说到伤心处，眼圈都红了。

那一刻，我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保护欲。我觉得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经历过大风大浪，现在想要的，只是一份安稳。而这份安稳，我恰好能给。

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她会给我发微信，提醒我天气变化，叮嘱我按时吃药。她会做一手好菜，偶尔来我家里，三下五除二就弄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让空荡荡的屋子充满了烟火气。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年轻了二十岁，生活重新变得有滋有味。

周远知道后，提醒我：“爸，您多留个心眼，别太投入了。”

我当时正沉浸在恋爱的喜悦中，觉得儿子是杞人忧天。我对他说：“小琴不是那样的人，她很单纯。”

我和小琴交往了三个月，她从没主动跟我要过一分钱，这让我更加信任她。我开始主动给她买衣服，买首饰，带她去高档餐厅。看着她开心的样子，我觉得这点钱花得值。我甚至开始规划我们的未来，想着是不是可以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迎接新的女主人。

转折发生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我午睡醒来，发现小琴在阳台打电话。阳台的门没关严，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飘了进来。

“妈，你放心吧……老头子对我挺好的，出手也大方……再等两个月，等他把那笔定期存款取出来，说是要给我买辆车，到时候我们就有钱给你弟买婚房了……他？他能活几年啊，到时候房子还不都是我的……”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也不想听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一个自作多情、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傻子。我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信，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

我没有当场发作。我悄悄地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到天黑。小琴进来叫我吃饭，我第一次没有回应她。

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试探着问我：“建国，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我坐起来，看着她那张依旧美丽的脸，平静地问：“你弟弟要结婚了？”

她的脸色刷地一下白了。

“婚房还差多少钱？”我继续问。

她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是差一辆车的钱，还是差一套房子的钱？”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冰锥。

她终于崩溃了，哭着求我原谅，说她是一时糊涂，说她对我也是有真感情的。可我看着她的眼泪，只觉得恶心。原来她之前的种种温柔体贴，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而我，是那个看得最入戏的观众。

我让她走了，把她送我的所有东西都打包扔进了垃圾桶。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一整瓶白酒，几十年来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我不是心疼那点钱，我是心疼我自己。我周建国，一个自诩聪明理性的大学教授，竟然被一个女人的几句软话骗得团团转。我所依仗的那些条件，最终都变成了别人算计我的筹码。

这件事之后，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去婚介所，也不再想找老伴的事。我开始觉得，也许孤独才是我最终的归宿。

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甚至比以前更加沉寂。我每天去公园下棋，和一群老头子打发时间。其中有个姓方的老邻居，比我大两岁，他老伴前几年也走了。他不像我这么折腾，每天就是养花、写字，过得挺自在。

有一次下完棋，他看我闷闷不乐，就约我一起走走。

“老周，还在为找老伴的事烦心？”他问。

我苦笑着点了点头，把我的经历简单说了一遍。

老方听完，叹了口气：“老周啊，你这是方向搞错了。你总想着拿你的条件去换别人的年轻漂亮，那别人可不就盯着你的条件来嘛。你想想，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她凭什么来伺候你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圈子。”

他的话很直白，却点醒了我。

“你不是在找老伴，”老方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在找一个能证明你‘还行’的证据。你潜意识里觉得，找个年轻的，就说明你周建国还没老，还有魅力。可咱们这个年纪，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说到一块儿去，能相互搀扶着走完最后一程的人。”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我回顾我这大半年的折腾，发现自己确实如老方所说，一直处在一种不服老的较劲状态里。我用我的退休金和房子作为武器，试图在婚恋市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结果却被这个市场狠狠地上了一课。我想要的不是一个伴侣，而是一个战利品。

从那以后，我彻底放下了执念。我不再刻意追求什么年轻、漂亮。我开始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兴趣上，我报了一个社区的书法班，还加入了老年大学的摄影小组。

就在书法班上，我认识了陈老师。她六十五岁，是我们的书法指导老师，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她丈夫三年前因病去世。她人很温和，说话慢条斯理，身上有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安然。

我们起初只是师生关系。我写的字匠气太重，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指点。后来熟了，我们开始聊些别的。聊过去教书的趣事，聊各自的儿女，聊对一首诗、一本书的看法。和她聊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我不需要炫耀我的退休金，她也不关心我的房子。我们交流的是思想，是感受。

有一次下课后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伞。她把她的伞递给我，自己淋着雨跑向公交站。我追上去，把伞撑在她头顶，两个人挤在一把小伞下，走了很长一段路。雨水打湿了我们的肩膀，但心里却是暖的。

我们没有谁追谁，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我们会一起去逛菜市场，为了一毛钱的差价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我们会一起在公园里散步，聊着天，一走就是一下午；我生病了，她会煲了汤送过来，絮絮叨叨地叮嘱我吃药。

周远来看我的时候，看到陈老师正在厨房里忙活，屋子里飘着饭菜的香气。他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爸，这次感觉对了。”他对我说。

我笑了。是啊，这次对了。我不再需要用年轻的伴侣来证明我的价值，因为我终于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能吸引到什么样的人，而在于他能否找到那个能让自己的灵魂感到安宁的人。

我和陈老师没有领证，我们觉得没那个必要。我们就像两个老搭子，彼此作伴，相互照顾。她有她的房子，我有我的住处，我们有时住在一起，有时也各自享受独处的时光。我们经济独立，互不干涉，但情感上却紧密相连。

现在，我还是那个七十岁的周建国，相貌没变，退休金也没变。但我不再觉得找个老伴难了。因为我终于懂得，当你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欲望和虚荣的执念，真正去寻找一份平等的、相互尊重的陪伴时，那个人，其实就在不远处，等着你。难的不是找伴，而是认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