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在两个世界之间挣扎的知识分子

萨义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文学批评家，但他留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几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著作，而且是一种越来越难得的知识分子遗产。

——汪晖

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代表著作《东方学》中提出的“东方主义”概念，成为后殖民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和理论。他所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论”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时刻对社会、政治现状抱有反思意识，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萨义德本人也身体力行地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

多米尼克·埃德是萨义德生前的情人和挚友。萨义德去世后，埃德用十五年的时间写作《我和萨义德》。她以萨义德《开端》《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论晚期风格》等作品为轴线，回顾了萨义德的思想和写作、人格与生活。在爱欲和智识的交织下，埃德揭开了萨义德不为人知的一面。

多米尼克·埃德 文

王矛 高文华 译

本文原刊《我和萨义德》

爱德华 · 萨义德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他善于把他的思想转化成生动的对象和演绎的剧情，并从中得到乐趣。 他站在讲台上，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声音低沉，语速明快。他的目光时而喜悦，时而严肃，有时又二者兼有。一副架在鼻梁上的圆眼镜的后面，眨动着时常眯起的眼睛。 他将双手撑在讲桌上面，借着手臂和颈部的动作将前胸挺得笔直。然而在台上，他常常不停地走动着，讲话时常伴随着手臂机敏的动作。 他可以将枯燥无趣的检审工作，诸如奥尔巴赫 (Eric Auerbach) 的一段语录，或巴以之间的协议内容，转化成一段愉快的听讲经历。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讲演使他成为一位艺术家，他善于掌控讽刺的分寸，知道如何展现他的庄重和博学，并利用悖论和必要的重复阐述他的观点。他相信他的智慧可以赢得听众的注意，他的魅力允许他进行挖苦讽刺，他信仰的力量可以抚平他内心深处那些难以被察觉到的焦虑。 当他被激怒时，他常常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抑制自己的情绪，但有时也不尽如人意：他偶尔溢于言表的只言片语的尖刻嘲讽让我们看到一个受到伤害的人的处境。

如果不是借助音乐的帮助，那个他一向抨击的战争机器 —— 政治军事强权，毫无疑问地会在他罹患致命血液病之前就更早地耗尽他的精力。 他以巨大的勇气，终其一生不惜代价地将他的精力和学识贡献给了那业已失落的事业。西方世界 （ 国家） ，由于曾经听任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而产生负罪感，并因此受到普遍的精神创伤。然而在对待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却采取拒绝和视而不见的态度。萨义德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一步一步地坚持着斗争。但他却能够守住自己的立场，从未向同样恐怖的反犹太主义做出过丝毫的让步。

萨义德在他的论述中会同时引入两个意图，这使那些心急的读者对他的思想常常产生困惑。同弹钢琴的方法相类比，左手在维持着一个运作不息的场景，那里却鲜有最终的结论。然而那只看似次要的右手却使诸多方案浮现出来。在萨义德的著作中会有多种语气出现，一种是驾驭纯熟、至高无上的，另一种则是易怒而暴躁的。在他和他之间构筑着谜一样的沉默：前一个他，是从帝国的历史中继承了反叛精神的爱德华；后一个他，是果敢的，要让世人倾听的巴勒斯坦人萨义德。由此引出他著作中的两类沉默，一种是对被压迫者实施统治所保持的沉默，这种沉默要不惜代价地予以打破；另一种是源自理性的批评，可以用来反躬自省的沉默，这种沉默要维持文火慢工。第一种是敌人，第二种是同盟。在这种双重的启发下，重读他的著作会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思想。

爱德华 · 萨义德的遣词造句有着节奏韵律的章法。像他的那位朋友，在魏玛向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传授音乐知识的丹尼尔 · 巴伦博伊姆 (Daniel Barenboim) 一样，萨义德知道 “ 音乐要恰到好处地打破寂静 ” 。写作也有着同样的道理。但在文字领域内，他的 “ 恰到好处 ” 不像在音乐中那样易于察觉和甄别。阿多诺，这位萨义德曾在写作中随处援引的作家，在其行文的断句方法中，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同样的问题。他写道： “ 在每一个被细心地省去的标点符号中，写作都向被删减的音节致以敬意。 ”

1999年，爱德华・萨义德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德国魏玛举行的创始研讨会上， 纪录片《知识就是开端》的镜头(图片来源：west-eastern-divan.org)

萨义德在他的首部著作《开端》 ( Beginnings ) 中写道， “ 批评家就像流浪汉一般，为了搜集素材而往来奔走。但是他则限于奔走在他的两个驻地之间 ” [ 《乡关何处》 ( Between Two Homes ) ] 。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中，他起初的自画像是一个笨拙的、歧视女性的年轻人 —— 这样的批评家，在他的笔下自然必须是很男性化的。在他行文中 “ 但是 ” 一词的使用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我看不出这个转折词的后面有什么要承前启后的内容。假如能够原谅我在本书一开始的挑剔，那我首先想提醒我的读者，在我的表述中那些无法避开的讽刺和体贴。 同样在一开始就要指出的是，他的流亡生活至关重要。他的反复出走、孤独自处和谨慎的自警等都暗示着在萨义德的写作方法中经常出现的转折词的使用。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他的属地问题，一方面，他要守土防卫，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可以离开，最重要的是，他能够重新返回。在他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开端》一书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尽在这一往返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贯穿于他的文学、政治和哲学思想中。在 “ 开端 ” 和 “ 起源 ” 之间有一条时间的界线，这两者的区别是本质性的。对萨义德来说，开端是主动性的，而起源是被动性的。前者记录在人类的历史中，正像萨义德在书中经常提及的伊本 · 赫勒敦 (Ibn Khaldoun) 和詹巴蒂斯塔 · 维柯 (Giambattista Vico) ，他们所理解的那样 ； 后者是由神话揭示的。开端与起源的区分及设定，使萨义德事半功倍，一举两得。对于形而上学的陷阱，他并非视而不见，而是绕开了它。他解决的是一个方法的问题。他并不关心上帝的存在，所以上帝在他著作中是缺席的。人的问题起始于人本身。起源是一个难以参透的故事，但开端则是一个有设计的、通往未来的起点，而这样的未来或多或少地具有潜在的可解读性。开端是人做出的一项决定，因此这个决定本身就暗示了人的因素，如意志、随性、无意识和工于计算等特点。

左：伊本·赫勒敦（1332 -1406 ），生于突尼斯，自幼从父学习《古兰经》，后到当地著名宗教学府学习“圣训”、教义、语言、诗歌和哲学等知识，是中世纪阿拉伯西部地区（马格里布）最后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还是一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宗教学者。

右：维柯（1668-1744），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语文学家、美学家和法学家，在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巨大，其著名代表作有《新科学》、《普遍法》、《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维柯生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终生都生活在异族统治下。他批评现代理性主义的扩张和发展，以其巨作《新科学》而闻名。

对于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而言，要根据具体决定者和他所处的环境，检查产生某一决定背后那些或多或少松散的、可以察觉的成因。萨义德将自己定位成 “ 一个世俗的知识分子 ”(a secular intellectual) ，他所论述的世界，像集合中的数字一样，是一个直立在面前、背靠虚无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充满危机、各种各样的组合和各种可能的定理，也包括不完备定理。他将其称作随着消亡临近的 “ 不可调和性 ”(irreconcilability) 。萨义德写道： “ 单词的出现，是方法更替的初始征兆。 ” 这个命题意味着一项决定的不完备性。数学家宣称数字的存在，并以此让他的工作进行下去。作为具有批评精神的思想家，以单词的存在为前提，宣称一个待填集合的开端，并且不可否认的是，要建立一个空集。这样的设置预先假定了需要克服强烈的焦虑感，或者至少要使之放缓。文学和音乐允许人们以崇高升华的形式去探讨。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则要以争斗的方式，超越忽视人性的陷阱去促进平等和正义的原则。他永恒的 “ 秘密伴侣 ” 约瑟夫 · 康拉德 (Joseph Conrad) 从不相信所谓进步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分歧。

约瑟夫·康拉德（1857一1924），英国作家，1857年12月3日生于波兰。康拉德有二十余年的海上生涯。在此期间，他曾航行世界各地，积累了丰富的海上生活经验。康拉德最擅长写海洋冒险小说，有“海洋小说大师”之称。1886年加入英国籍。

他不会在诱惑面前牺牲掉他追求真理的愿景和讽刺批评精神。他可以引领人们摆脱消极而获得希望，也能让愤怒转归理性的批评。这些他都做到了。他采纳了葛兰西的方法， “ 理智的悲观主义和意志的乐观主义 ” ，去调节矛盾和冲动以达到和谐的目的。卡夫卡或贝克特，他们都直面虚无的眩晕，与他们相反，萨义德始终背倚着历史的大厦，坚持与虚无的眩晕保持着距离。大学一方面向他提供与家庭同等的舒适，另一面也向他提出自由的挑战：一个是他工作的框架，另一个是他需要撼动的框架。这是一种与背离权利相适应的安全。在《东方学》和后来的《文化与帝国主义》 ( Culture et Impérialisme ) 这两部著作中，他的论述展示出的渊博的学识和超强的综述能力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他的事业是宏大的：旨在撼动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偏见、虚妄不实的空想以及由西方传播到东方的陈词滥调。这是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艰难的旅程，同时也是一项长期的研究使命。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起自微小的积累，这场斗争的目的就无法达到，也不可能在自身的历史中产生影响。一项基于论证的新颖的演示体系，即便是一个简化的版本，其付出往往异乎寻常。人们可以表示遗憾，但却不能不对此予以理解。

《东方学》 ( 由西方建立起的东方概念 ) 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它超越了一些大学的学术研究，对西方的东方问题研究方法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在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充斥着权力的滥用、文化的霸权和针对其他民族的自我优越感。就像 “ 黑人气质 ”(négritude) 一词无法与塞泽尔 (Aimé Césaire) 的名字分开一样， “ 东方学 ” 一词也同萨义德紧紧联系在一起。它成为关于东方主题一个不能忽略的参照。

萨义德将他的方法运用到现实的领域中。巴勒斯坦问题日复一日地恶化使他感到愤怒，让他警觉，同时也将他塑造成一位出色的非正义的揭露者。作为知识分子，他成为霸凌弱小民族强权政策的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他以桩桩件件的事实，揭露这项政策造成的土地兼并、财产充公和充斥媒体的谎言。同时，他也毫不犹豫地指出巴勒斯坦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权力的腐败。他同样毫不迟疑地将犹太复国主义归类到反犹太主义和种族屠杀的历史中。这里，他使用了 “ 大屠杀 ” 一词，以在后果上区别于殖民的史实。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环境不允许他将自己的意图公之于众，以避免被深挖穷追使问题复杂化。他犀利无情地剥掉敌手的伪装，废除他们的功力。但同时他的行事风格也削弱了他理性批评的力度，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打击报复。

继《东方学》的成功后不久出版的《报道伊斯兰》 ( Covering Islam ) ，是一部勇气可嘉的著作，但却有点顾此失彼。他将很多亟待回答的问题搁置不顾，直到后面才姗姗来迟地开始涉足研究。世俗事物要从教权中分离出来，为此应该开辟出一条道路。从 1968 年到 1993 年的时间，汇集成《流离失所的政治》 (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 一书，让我们了解到他在工作中做出的适应、调整、纠错等不懈的努力，并以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的思想捍卫他的事业。在这方面和这个问题上，他是少数的几个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以这样的要求、影响力和可塑性坚持到最后的人。

巴勒斯坦人民在领土、物质和政治等方面遭受到的持续的损失，这一切都与萨义德渐趋衰弱的抗争力不无关联。 1991 年，他被确诊为难以治愈的白血病，而后他抗争了十二个年头。在那些年里，他的工作并未因此而改变方向，但是却不易察觉地改变了色调。从时间的意义上讲，他是在最佳的时期出了状况。他的工作计划使其兴奋，然而面对所涉及的诸多领域的限制，他的工作难免有些黯然失色。但他并未从他的战场中退却，只是部分地从他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将音乐和对过去，也包括他自己经历的诠释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这时的萨义德也触及了他思想中的 “ 硬核 ” ，这 “ 硬核 ” 甚至与他的原则相抵触。意识中的意向遭受到潜意识强烈的抵制，意志碰上了衰弱的身体。在他头脑清晰的最后的几个年度里，萨义德的一项任务就是专注于明确地表达出是什么从严密的一致性中逃脱出去。终结的启动点不够清晰，与初始端点相比较也不明确，与起源的黑洞没有做出明显的切割。在终极时间的探索中，无法按照意志前行，或后退，这在他的作品中投下了过去未曾有过的阴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爱德华 · 萨义德的生命和作品，这二者合为一体，都进入了休止阶段。事后看来，他的矛盾心理和未完成性的共同特点彰显出的是一种标识，透过它，甚至可以了解到他的性格、二元性思维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在公众眼中，无论是官方的评价，还是民间的调侃，两者都对稳健正统和标新立异有着同样的需求。这其中，既有对真理的公开信仰，也有在意见领袖招牌掩护下的私密意识中真假难辨的谎言。因此，阅读他，重读他，感受他之所思、所写，他的处事之道，以及他的行其所能、人如其是的真实。他以他的愿景和能力奋斗在两条战线上，一条是他内心世界的，另一条是外部世界的 —— 除了音乐，这两条战线带给他的是不得喘息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