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与那个时代最硬的底色！退路要留给家属，生死自己扛！

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越来越紧，陈宝仓在地下党里身份已难保，每天都在风险和审查中打圈，家里人还在身边，想带走却顾虑重重，既怕牵连他们也怕影响组织安全，正是那个年代最难的关口。

别人劝他抽身，他只说家人不能一起走，这退路其实就等于生死，没人知道他到底怎么选，只看见他一个人还在咬牙硬撑。

风头最紧那阵，地下党频频被捕，有的彻夜失踪，有的第二天已经在报纸上认罪。

陈宝仓盯着门口的脚步声，每晚都怕有人来敲，家里气氛比外面还压抑，妻子和女儿每天只能小声说话。

他琢磨的不是自己怎么过关，而是怎么让家人走得干净，不留下把柄，从党组织那里要来香港商业考察团的名额，硬是替妻子和三个女儿办成“家属”，入籍时不留任何政治痕迹。

离开前跟妻子假装吵架，谁也没送码头，生怕有人盯梢。

这一场撤离，不见眼泪，只有屋里静得听见心跳声。

走了就是生，留下就是死，谁都不敢多说一个字。

家人能走的都走了，可真正要松口气还远着，长女早些年就已辗转落脚上海，剩下妻子和小女儿们到了香港，总算算个团圆，可儿子陈君亮年纪卡得正尴尬，适龄男丁没名头就出不去，照台当局那套，男孩子留岛当兵是常规，想用原先的办法混成“家属”根本说不过去。

陈宝仓这关自己憋了又憋，去找老友李树正，还是旧日进步圈子的同志，把话说得明明白白，要个合法出境的差甲证，不能出岔子也得天衣无缝，最后还是靠李树正朋友的关系，层层批条，陈君亮才混在商考团里，拿到出境证，1950年初才跟着小批队伍脱身，一出基隆就是直赴香港。

那时候家人早在异地，见了面没敢喊一声，进门只低头喊“回来了”，大人孩子都没动声色，有人问这家人到底怕什么，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

而陈宝仓人还留在台北，白天照常出门，晚上巡街特务问得更细了，他不闭门也不装病，一个人守着老屋，身边只剩空床和发黄的照片，心里明白这终究是给别人腾路――家人能走的都走了，所有退路都留给他们，所有险也都留给自己。

陈宝仓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密报送出之后就再也没有退路，党内多位骨干被蔡孝乾牵连，台湾保密局的人连夜搜查，他被抓那天，家里已是空屋，只剩一副老照片和一支收音机，他没交代任何话，也没留纸条，进了保密局，审讯室温度极低，头顶一盏白灯，特务轮番上阵，话说得极狠，什么“家属在你手里，认就还有路”，“不认就一起死”，陈宝仓眼都没抬，咬紧牙关一句不出，家人的去向问了三轮，全是推托“与我无关”，连假的情报都没给，审讯做到第三天，水没让喝，饭也不按时发，他只是眯着眼睛坐着，有时低声念一句四书，什么都不表态。

特务拿出过去朋友的口供，一页页照片摊在桌上，试图让他精神崩溃，他只翻过头，不看也不接茬，“不是我做的，我不知道”，每次审查结束，走廊里光线暗，拖着脚步出门，保密局的人私下都说这人不好对付，不交底也不求饶，已经和疯了一样。组织那头再次核查情报，确认台湾机要已被送出，香港那边的人也安全抵达，没人为他担心，只感叹这人死得硬气。

后来讯问转成威逼利诱，说有条件能放人，只要写个承诺书，陈宝仓抱臂而坐，再不应一句，家人的底细全被他藏得干干净净，特务只能反复威胁“你们这些人到头来没人会保你”，他还是那句话“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牢房里气氛死寂，守夜的人都不愿多看他一眼，时间拖到十多天，已经没人指望他开口，审讯材料归档，判决书上只有一句“拒不招供”，没有情报也没有退路。

最后送上刑场，陈宝仓走得很静，双手被绑，只望着天，不看身旁人影，家人已不在岛上，新中国的消息还在无线电里传来一句半句，特务递来一碗水，他没喝，临刑前连个交代都没留，把最后一点余地都让了出去，自始至终没让后路牵连半个家人，留给时代的只是一张铁面和一段未断的线索。

陈宝仓牺牲以后，台北的消息传到香港是断断续续的，他的妻子师文通还有几个孩子都在香港，只能靠零散电报打听，知道人已经走了，可讲究骨肉归土，家里人还是想把骨灰送回内地安葬，这事其实并不顺利。

台湾那边查得紧，进步团体帮忙办火化，手续写得中规中矩，没人敢明说身份关系，相关人士只能偷偷周旋，申请火化、领骨灰盒，转手经过两三个人才敢交到家属手里。师文通不敢白天出门，所有协议都在夜里签，怕被特务盯上。

运骨灰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事，海关查得比以往更严，码头有便衣盘问，有人提议用走私货混运，被师文通否了，这种东西如果事败一切等于前功尽弃，只能找最熟悉又愿意冒险的自己人。最后派的是大女儿的同学殷晓霞，这人本来在香港读书，平时无案底，行动干净。接到骨灰盒那天，外面下着雨，她请人用布把骨灰绑在腰间，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外人，夜里从九龙码头混进搭船队，坐的是最破的民用渔船，船身晃得厉害，骨灰盒贴身藏好，一个夜晚没有说话，天还没亮就到深圳湾边。

在岸边跑的时候涉水，人一慌就有点打抖，骨灰盒差点掉进泥里，她蹲下系紧，到岸上才松口气。

到了上海，先把骨灰交给师文通，没办什么公开丧礼，相关人员只在家里设个简单灵堂，怕影响家里孩子的学籍，所有流程都压得很低调。民革和党内进步人士来慰问，私下递了一份名单，还有抚恤金和安葬协助，骨灰最后安葬在上海郊外的小墓地，现场没多少人，只有家属和三五个熟人。

整个骨灰运送过程没有官方通报，只有一层层地下递交，所有接力人都没留名。殷晓霞事后悄然离开，师文通收拾好相关证件把几个孩子护在身后，夜里常提陈宝仓的遗像说“人总要回家”。后来有进步团体把这段事记进档案，只写“烈士骨灰由香港泅渡归还”，没有更多解释，这事只有内行人才清楚经过，家属算是最难的一关也算过了。

师文通带着骨灰和孩子们回到上海，骨灰安顿进了城郊一个老墓地，不大也不讲究，民革和一些老同志协调抚恤金、安排落脚地，孩子们在亲戚和进步人士帮助下进了学校。

饭桌上师文通只字不提过去，偶尔揉着眼角嘱咐孩子，有的事要记，有的事就等将来再说，她反复叮嘱最多的一句是：“你们都是烈士的子女，要挺直腰杆别叫人小看”。

日子一天天过，庭院里早上有人洗衣晾被，放学后的脚步声踩得地砖都出印，陈家人都低头做事、吃饭、读书，外人来看觉得再普通不过，其实没人敢问夜深人静时还会不会梦到那一纸通知书。

母亲常说你们要看着这新中国怎么变，等有朝一日该说的都能说清了才算不辜负你父亲那一场命。

家里旧照片锁进抽屉，烈士登记簿翻过那一页，也不再多问。

陈宝仓的选择，其实就是给后人开一条路。

退路要留给家属，生死自己扛，这不是谁口头说说，是真正在码头、牢房、黑夜里一寸寸咬出来的。

那个年代有的人活着，有的人留名，可真正撑起来新中国脸面的，是那些在最灰暗的时候还要替后来人撑一道门的人。

见过血也知道怕，可还是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家人，把所有退路全让去后面。

他没什么豪言，也没什么遗愿，一场生死过去，只留下一个背影和一纸骨灰。

他这份底色，不是铁打的意志，就是看过生死、依然把道铺出来。

后来的人也没人再问，这精神本来就不是给胜利者的，是留给有一天还要往前走的子孙。

谁能走到这一步，才算接力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