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辅仁逸事

辅仁大学创办于1925年，它的创办与我的满族老前辈英华先生的努力分不开。英华先生是赫舍里氏，字敛之，号万松野人。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学识渊博，曾主办《大公报》，又办温泉中学，该校旧址门外南面山上所刻“水流云在”四个大字即是他的手笔。西方学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曾在明朝、清初先后来到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始终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列强开始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兴起办学之风。在这种背景下，英老先生写信给罗马教宗，请求派专门人才来中国创办学校。最初由英老先生联合同人办了一个学术团体叫“辅仁社”，后来罗马派来一个天主教的分会办起辅仁大学。

陈垣先生家世是基督教信徒（路德派），本人又是历史学家，特别是宗教史专家。他在做国会议员和教育部次长时，曾以自己搜罗的元代“也里可温”的历史记载向英老先生求教，英老先生即高兴地把自己收集的材料补充给他，于是二人结下友谊。等辅仁大学建校后，英老先生即延聘陈垣先生任校长。当时很多天主教同道不赞成聘任不同教派的人任校长，但英老先生不是拘泥教派成见的人，他深信陈垣先生的人品学问，力排众议，坚持己见，正式聘请陈垣先生任辅仁大学的校长。从此辅仁大学成了学术的大学，而不是教派的大学。陈垣先生任辅仁大学校长后，曾延聘多位学者到校任教。他看重的是真本领、真水平，而不拘泥哪个党派属性、哪个大学出身、哪个宗教信仰。物理、化学多请西方专家，文学院请沈兼士任院长，国文系请尹石公（炎武）先生任主任，接替他的是余嘉锡先生，历史系请张星烺先生任主任，教授有刘复、郭家声、朱师辙、于省吾、唐兰等先生，可谓人才济济，使得后起的辅仁大学顿时与避寇西南的西南联大南北齐名。得益于是教会学校，尤其是董事会的权力实际由德国人把持，所以在沦陷期辅仁大学处于一种极特殊的地位：由于日本与德国是同盟的轴心国，所以日本侵略者不敢接管或干涉辅仁大学的校务，只派一名驻校代表细井次郎监察校务。而这位日本代表又很识相，索性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并没给学校带来什么更多的麻烦。为此日本投降后，陈校长还友好地为他送行，真称得上是礼尚往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了。因此，在沦陷期，辅仁大学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那些想留在北京继续工作，又不愿从事伪职的学者，那些想在北京继续学习，又不愿当日本的亡国奴的青年，便纷纷投向辅仁大学，使它的力量陡然增加，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扩大。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辅仁大学的，我有一首《金台》诗就是咏这种情景的：

金台闲客漫扶藜，岁岁莺花费品题。

故苑人稀红寂寞，平芜春晚绿凄迷。

觚棱委地鸦空噪，华表干云鹤不栖。

最爱李公桥畔路，黄尘未到凤城西。

金台即指北京，因北京八景有“金台夕照”一说，“故苑”二句即咏沦陷区景色之凋零，“觚棱”二句是写沦陷区“人气”之衰微。“李公桥”即李广桥，辅仁大学所在地，“黄尘未到”就是指日寇的势力还不能笼罩辅仁大学之上。

我能从黄尘压抑的敌伪机关来到这黄尘未到的清净之地，心里自然有一种解放的甚至扬眉吐气的感觉，心情特别好。我这个人本来就非常淘气，也时常犯点儿坏，心情一愉快，便时常针对时局和学校的一些事编些顺口溜。如当时在一般情况下两个银元可以买一袋白面，但和股票似的，时涨时落，学校管财务、收学费的就要算计，到底收银元好，还是收白面好呢？我就作顺口溜道：

…………

银元涨，要银元，银元落，要白面。

买俩卖俩来回算，算来算去都不赚。

算得会计花了眼，算得学生吃不上饭。

抛出唯恐赔了钱，砸在手里更难办。

当时的校医由生物系的主任张汉民兼任，他做生物系教授挺高明，但做医生却不太高明，动不动就给人开消治龙（一种消炎药），要不就是打防疫针，总是这两样，好像《好兵帅克》里的那位军医，动不动就知道给人灌肠一样。（现在想起来也不能怨他，那时学校肯定也没有别的药，再说日本人对得疫病的真活埋呀！）而且，他忙于工作和实验，到校医院找他经常扑空，于是我就给他也编了一个顺口溜：

校医张汉民，医术真通神。

消治龙，防疫针，有病来诊找不着门。

当时美术系办得很萧条，特别是西洋画，只学一点低劣的石膏素描和模特写生，而那些模特的水平也很差，都是花俩钱从街上临时雇来的，于是我编道：

美术系，别生气。

泥捏象牙塔，艺术小坟地。

一个石膏像，挡住生殖器。

两个老模特，似有夫妻意。

衣冠齐楚不斜视，坐在一旁等上祭。

画成模像展览会上选，挂在他家影堂去。

我还给连续刷我的那位院长写过顺口溜，他当过市参议员和“国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前，赶最后班机逃到台湾，于是我写道：

院长××真不赖，市参议员国大代。

…………

事不祥，腿要快，飞机不来坐以待。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老人徐特立先生写信邀请他回来，保证他不会出任何问题。他真的回来了，入华北大学等革命大学学习培训后，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他还特意让他的后太太，也是我认识的辅仁美术系的学生，请我到他家去叙叙。我觉得去见他难免两人都尴尬，特别是他要知道我给他写的顺口溜，里面还有大不敬的话，非得气坏了不可，便借故推辞了。

编顺口溜是我的特长，其实我小的时候跟祖父学的那些东坡诗，如《游金山寺》等，就是那时的顺口溜，我早就训练有素，所以驾轻就熟，张口即来。编完后还要在相好的同人间传播一下，博得大家开怀一笑。这时，乖巧的柴德赓学兄就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千万别让老师知道！”是啊，我当然明白，他好不容易把我招进辅仁，我尽干淘气的事，他知道了，还不得狠狠剋我。

淘气的还不止我一个，余嘉锡之子余逊也算一个。当时辅仁大学有一位储皖峰先生，曾做过国文系主任。他喜欢吸烟，又不敢吸得太重，刚一嘬，就赶紧把手甩出去，一边抽，一边发表议论。他有些口头语，和他接触多了常能听到。比如提到他不喜欢的人，他必说：“这是一个混账王八蛋。”不知是不是受他的影响，我现在评价我看不上的人时，也常称他为“混账”。又比如他喜欢卖弄自己经常学习，知识面广，就常跟别人说：“我昨天又得到了一些新材料。”当别人发表了什么见解，提出意见时，他又常不屑一顾，总是反复说：“也不怎么高明”，“也没什么必要”。于是我们这位余逊学兄把这几句话串起来，编成这样一个顺口溜：

有一个混账王八蛋，

偶尔得了些新材料，

也不怎么高明，

也没什么必要。

试想，不淘到一定的水平，能编出这样精彩的段子吗？所以这则顺口溜很快就流传开了，闻者无不大笑。当然那位柴德赓学兄又要提醒道：“千万别让老师知道。”我至今也不知道，老师和储先生知道不知道这段公案，可惜已无法查对了。

淘气的不光是我们这些年轻老师，有些老教师有时也管不住自己。其实，淘点儿气，犯点儿坏也是人之常情，只要适可而止，哪儿说哪儿了，别让上司知道；也要看场合和对象，别让人当面下不来台，闹得无法收拾，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就怕戳到人家最忌讳的地方，正像民谚所说：“打人别打脸，揭人别揭短。”国文系的尹石公先生就赶上这么一档子事，他当时已经做到国文系主任了。他平常爱当面挖苦学生，言多有失，有时难免出格。他有两位学生，一位叫张学贤，一位叫杨万章。一次，他们俩作文没写好，于是尹石公当面讥讽他们道：“你居然叫张学贤，依我看你是‘学而不贤’者也；你还叫杨万章，我看纯粹是‘章而不万’也。”（按：“学而”是《论语》中的一章，“万章”是《孟子》中的一章。）他的讽刺确实很高雅，很巧妙，他大概也为自己的即兴发挥很得意。不料第二天他再去上课，这二位给他跪下了，说：“我们的名字是父母所起，如果您觉得哪个字不好，可以给我们改；我们学业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批评；但您不能拿我们的名字来挖苦我们，这也有辱我们的父母。”尹先生一看二位较上真儿了，也觉得大事不好，连忙道歉，问有什么要求没有。这二位也真执着，说：“我们也没什么要求，只请求您以后别来上课了。”尹先生一看玩笑开得太大，没法收拾了，便很识趣地写了辞职报告，打点行装，到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另谋职业去了。1957年，我到上海时还见到他。现在想起来，这虽是一时的笑谈，但陈校长的教导“对学生要多夸奖，多鼓励，切勿讽刺挖苦他们”是多么地重要。

关于学生编派老师，还有这样一段传闻，很有意思：有一位老师平时对学生很严厉，上课拿着点名册，对学生说，你们要是不好好上课，到期末，我叫你们全不及格，但到期末却很仁慈，让学生都及格了，学生管他叫“兽面人心”。还有一位老师，平时很和气，课堂上总笑嘻嘻的，但到期末给很多学生不及格，学生管他叫“人面兽心”。还有一位老师，平时既很凶，考试时又很狠，大量地给不及格，学生管他叫“兽面兽心”。按道理说，还应该有一种“人面人心”的老师，问学生是否有，学生回答：“尚未发现，顶好的也就是‘兽面人心’了。”学生的评价当然有偏颇的一面，但这也充分说明，老师要时时刻刻在学生面前注意自己的形象。

当时文学院的年轻教师有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许诗英、张鸿翔、刘厚滋、吴丰培、周祖谟等。这些人年龄差不多，相差至多十岁，之间可谓“谊兼师友”，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切磋学业。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好多位相继离开了辅仁，剩下关系比较密切的只有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和我四个人还留在陈校长身边，也常到兴化寺街陈校长的书房中去请教问题，聆听教诲。说来也巧，不知是谁，偶然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这说明我们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我们“S人帮”呢？周祖谟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时，总把周祖谟放在第一位，其实，按年龄“序齿”，应该是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余逊比我大七岁，柴德赓比我大四岁，周祖谟比我小两岁。

余逊是余嘉锡先生的公子，对余老先生非常孝敬，算得上是孝子。余老先生在清朝末年做过七品小京官，清朝灭亡后，曾到赵尔巽家教他的儿子赵天赐读书。尹石公辞职后，经杨树达先生推荐到辅仁大学做国文系主任，所以他对杨先生非常尊敬和感谢。余逊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杨先生某处考证有误，余老先生竟带着他到杨府，令他跪在杨先生座前当面赔礼。杨先生很大度，连说：“用不着，用不着。”余老先生学问优异，博闻强记。国民党统治时，设中央研究院，聘选院士，陈校长是评委。当第二天就要坐飞机到南京参加评选时，晚上余逊到陈校长那儿去，几乎和陈校长彻夜长谈，谈的都是他父亲如何用功，看过哪些书，做过哪些研究，写过哪些文章和著作，取得什么成就和影响等，确实了不得。他也不明说请陈校长如何如何，但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陈校长也不说我会如何如何，但心里已是有数的，彼此可谓心照不宣。后来余老先生果然评上了，还让曹家麒为他刻了一枚“院士之章”的大印。当然这都是余老先生的实力所致，大家都心服口服。他的二十四卷本，八十万字的巨著《四库提要辨证》，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乖错违失做了系统的考辨，并对所论述的许多古籍，从内容、版本到作家生平都做了翔实的考证，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及版本目录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为此书的写作前后共耗费了约五十年的心血，确实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其他如《目录学发微》更被别人“屡抄不一抄”（这是他自己的话，意思是抄来抄去），《古籍校读法》《世说新语笺疏》等也都是力作。余老先生的治学非常严谨，他临终前，我到北京大学去探视，他还从抽屉里取出续作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底稿，字迹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端正工整了，但依然很少涂改，行款甚直。余老先生在辅仁还教过“秦汉史”，这部讲稿是余逊所作，他也毫不避讳，在堂上公开说：“讲稿是小儿余逊所作。”父亲讲儿子的讲稿，儿子为父亲写讲稿，二人都很自豪，这在当时也传为美谈。可惜余逊去世较早，否则成就会更大。柴德赓为人很乖巧，所以当我们淘气时，他总提醒我们千万别让老师知道。他对陈校长很尊重，很崇拜，也很能博得陈校长的喜欢。陈校长这个人有这样一个特点，特别是到晚年，谁能讨他喜欢，他就喜欢谁，认准谁，也就重用谁，即使这个人工于心计（这里的这个词不带任何贬义），或别人再说什么，他也很难听进去了。由于他能得到陈校长的信任，所以陈校长经常把自己研究的最新情况和最新心得告诉他，他也常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介绍陈校长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他是校长的功臣。历史系主任一直由张星烺担任，他后因身体不好而辞职，陈校长便让柴德赓接任。后来据历史系人讲，有些人发起会议，当面指责他，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气得他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斗不过那些人，被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因得到平反而过于激动，不幸死亡。他在调任苏州后，曾写诗相寄，我读后不禁感慨万千，追忆当年友情，写下一首《次韵青峰吴门见怀之作》：

回环锦札夜三更，元白交期孰与京。

觉后今吾真大涤，抛残结习尚多情。

编叨选政文无害，业羡名山老更成。

何日灵岩陪蜡屐，枫江春水鉴鸥盟。

“编选”一句是说自己现在只能参加一些编写文选的工作，可以选一些虽非有益，但亦无害的作品，因此特别羡慕柴德赓那些可以藏之名山的著作。确实，柴德赓在历史学研究上卓有建树，令人钦佩。这里存在一个小小争议：陈校长曾有一部历史讲稿，用油印出过一份，柴德赓就根据这份材料加工成自己的《史籍举要》。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与陈校长内容相同的部分，但这也不好过于追究责备，如古代的《大戴礼记》和贾谊的《新书》，有很多重的地方，也很难说谁抄谁的，可能都是把老师的讲稿放进去造成的。

我们这些学生都怕陈校长的“一指禅”。原来陈校长想批评我们时，常常不用过多激烈的言辞，而是伸出右手食指冲你一指。一看到这个手势，我们就知道自己必定是哪儿出错了。记得柴德赓在谈到清朝爵位时就遭到这样的尴尬。原来清朝为同于古代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也把爵位分为五等，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亲王”又称“和硕亲王”，后面是汉语，前面是满语音译，意为四分之一，即他可以拥有皇帝四分之一的权力；“郡王”又称“多罗郡王”，“多罗”是满语降一等的意思，郡王即地方王，清朝已取消郡一级的设置，但仍称郡王，有点不伦不类，滑稽可笑；“贝勒”纯属满语，金朝时称“勃极烈”，汉语意为大官、高官，最初女真部落的酋长一般都称“贝勒”；“贝子”比“贝勒”又降一等，金朝时称“勃堇”；“公”又是汉族传统，是民爵中最高的一等。比如溥雪斋的爵位是贝子，他的父亲是贝勒。有一回老师与柴德赓和我等一起聊天，说起溥雪斋父子，我说他们是“勃极烈和勃堇”，陈校长一听就明白了，但柴德赓却不知所云，问道：“什么勃极烈、勃堇？”老师于是朝他用右手食指一指，言下之意是你研究历史，怎么连金史也没读过，弄得柴德赓非常狼狈。

我想他那天回去一定会连夜翻看金史的。又有一回，我作了一首有关溥心畬的诗，写的是他故宅恭王府的海棠，海棠常称“西府海棠”，“西府”是海棠的品种之一，以西府所产最出名，所以我的诗中有“胜游西府冠郊堙”之句，这里的“西府”既指恭王府的故址，更指海棠花。我拿给陈校长看时，柴德赓也正在旁边，突然冒出一句：“恭王府又叫西府吗？”显然他又误会了。陈校长仍不说话，又用手朝他一指，柴德赓马上意识到又出错了，脸都红了。牟润孙兄有名士风度和侠义风度，台静农先生被宪兵队关押时，他曾不顾危险地去看望，并一大早跑到我这儿特意关照，不要再去台家。他平常不太注意修边幅，经常忘刮胡子，每逢这时去见陈校长，陈校长就用手朝他的下巴一指，他就知道又忘了刮胡子，惶恐不已。后来就养成每见陈校长必先摸下巴的习惯，但百密仍有一疏，有一回临见校长之前，忽然发现又没刮胡子，回去已来不及了，赶紧跑到陈校长隔壁不远的余嘉锡先生家，找余逊借刀子现刮。那时他们都住在兴化寺街，陈校长住东院，余先生住西院。余嘉锡先生也很风趣，和他开玩笑说：“你这是‘入马厩而修容’。”原来当年有“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见《礼记·檀弓》）的记载，不想这次让牟润孙赶上了，说罢，大家不由开怀大笑。文人很有意思，有时开个玩笑都显得那么高雅、有品位。

辅仁大学内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是教员休息室，那里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沙龙”，大家自发地在那里组织各种轻松自由的读书会。大家都愿意早来会儿，晚走会儿，或者干脆特意到这里坐一坐，海阔天空地聊一聊，来的又都是各专业的专家，无拘无束，没有一定的话题，没有固定的程序。大家就最近所看的书，所发现的问题，随便借一个话茬就发表一些见解，各说各的，用不着长篇大论，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反而更显真知灼见。即使有时有不同意见，谁也不用服从谁，平等交谈，说完即止。有的话题大家都感兴趣，也许会持续说好几天，有的人会回家查查资料，第二天继续说。有的话题是本专业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可能更多；有的是非本专业的，听起来更觉新鲜，也会有很多收获。比如，当时李石曾之子李宗侗翻译了一部摩尔根的《世界古代史》，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成了大家一时的话题，大家都纷纷发表意见，我也从中了解了西方史学家的史论。确实人家有人家的一套，值得借鉴，就连陈校长也受到影响，赶紧找来看。这也再次证明陈校长思想一贯开明开放，虽然他是搞中国古代史的，但他绝不死守一面、故步自封，还时刻关切学术界的最新动态。

有时教员休息室又会变成书画展览室，老师们会把自己的书画作品陈列在这里供大家观摩。余嘉锡老先生爱写隶书，有时将自己的作品拿到休息室，用图钉钉在墙上展示一番。一次我花了十二元，买了一张破山和尚的条幅：“雪晴斜月侵檐冷，梅影一枝窗上来”，也挂到休息室供大家欣赏。正巧，陈校长推门进来，看了十分喜欢，便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这是给我买的吧？”我当然连声说“是”，他便高兴地“笑纳”了。我开始还有点舍不得，后来一想这也叫物归其主，因为陈校长历来喜欢收集和尚的书法作品，并且深有研究。原来我对和尚禅僧的书法风格有一点总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字无论大小，都有一种洒脱疏朗的共同风格？后来和陈校长谈起这个问题，他说，和尚衣服的袖子比一般人都宽大得多，他们写字时一定要用另一只手把袖子拢起，因此必定都是大悬腕，所以写起来，也就格外不拘谨。我听了大受启发，后来格外注意观察和尚写字时的情景，果如陈校长所言。后来我住黑芝麻胡同时，花四元钱买了一副陈兰甫（陈澧）的对联，写得非常好。陈校长听说后特意坐他的专车到我这儿来，进门一看，又说：“你这是给我买的吧？”我又连忙坚定地说“是”，心里真佩服陈校长的手段。他知道如果给我们钱，我们也是不会收的，心里反而不踏实，不如用这样开玩笑的方法，彼此更融洽。现在想起这些趣事，他老人家幽默风趣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但陈校长开这种玩笑是心里有谱儿的。后来我被划为“右派”，工资也降了，陈校长知道我生活困难，如果再想要什么字画，就不再这样开玩笑了，而是主动给我钱，让我去代买，我能感受到他打心眼儿里是非常体贴我的。你看，说来说去又回到了老校长身上，他对我的影响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唉，我永远难忘陈老校长对我的似海恩情，永远难忘在辅仁大学度过的美好年华，那古色古香的主楼建筑，那典雅幽静的后花园，那装饰简朴的教员休息室，还有陈老校长“一指禅”的音容和“教师”“官吏”“三十元”“五十岁”的话语，直至今日还常在我的眼前和耳畔浮现缭绕。我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