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女弃热门专业写小说，《织风暴》藏着女性的答案

近二十年，国内的文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曾迎来爆发和绚烂，又在某一个时间点，恢复冷静。但冷静之中，新的叙事可能正在发生，如今，人们渴望看到更多属于女性的自由故事。

郭玉洁，甘肃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做过将近二十年的记者、编辑，写出很多篇非虚构作品，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时代的宠儿和弱者。今年，她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织风暴》，成为一名作家。

在书中，她写下五位不同女性的人生，她们是小女孩，年轻女性，小姨，姑姑，奶奶，每一个人都深陷在日常生活的暗流里，却又不放弃寻找希望和出口，最终，她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1996年，郭玉洁考上北大，不过进入中文系，是一件阴差阳错的事。原本，她填写了法律、金融等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中文系是调剂的结果。开学后，老师问，有多少人是调剂过来的？大概三分之二的同学举起了手。

但郭玉洁非常庆幸这件事的发生，和文字待在一起，是一种幸运。很大程度上，郭玉洁的命运与时代发展紧紧咬合在一起，她以肉身经历了媒体的巅峰与低潮，感受过经济上行时的朝气和茫然。

二十年前，她遇到了一群开放、赤裸、躁动而脆弱的年轻人，二十年后，她动笔写下这些经过沉淀的体验。

郭玉洁只能写自己相信的故事，书里每一位女性的经历，在她心中滚过很多遍，而北京大学从精神上塑造着她，《织风暴》是她现阶段对过往的诚实剖白。

前段时间，我们与郭玉洁一同聊了聊这本书，也聊过往二十年媒体环境的起落。

怀念过去是容易的，但每个时代都有迷茫与怀疑。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出口，向前走。

01.

最重要的一些事

看理想：在之前写过的非虚构作品里，哪一篇是你很喜欢的？

郭玉洁：我写过一篇《社会主义女子图鉴》，主要写了上海的一位老人，她从90年代开始，给务工的女性办学校，后来又给下岗女工办学校，完全靠一个人的力量，她感染了很多人跟她一起做这件事。

这些年来自己写的文章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因为我也被这位老人身上的力量感召了，为了把它写好，我花了很大的力气，但写出来后，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看理想：这篇文章会是你想要写小说的缘起吗？小说里也写了很多女性故事。

郭玉洁：我想写小说有很多个缘起。读大学的时候，我看到过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他说，在小说里，每一个人都能被理解。我喜欢这种感觉，不管是好人、坏人还是模糊的人，ta们不一定会被原谅，但会被理解。

这句话让我对小说有了一个认识，小说有很大的空间，能容纳很多东西。它不像诗歌，诗歌里，诗人本身是最重要的。小说会写到很多人，每个人都有存在的合理性。

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我会写，我要写。

看理想：你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写小说会不会是一件比较顺理成章的事？

郭玉洁：上中文系的第一堂课，老师就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一开始很不服气，觉得为什么？但是后来慢慢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作家很难通过课堂去培养，写作需要阅历、实践。当时我的大学同学里有诗人，但写小说的不太多，我也是经过了很多年之后才去尝试。

《吃饱睡足等幸福》

看理想：《织风暴》是你的第一本小说集，一共有五篇小说，每一篇都写了不同视角的女性故事，尤其是《观音巷》，这里面有小女孩、姑姑、妈妈、奶奶，读它的时候，像在看“俗女养成记”的残酷版。

郭玉洁：这是我写完的第一篇小说。我没有看过《俗女养成记》，但《观音巷》是五篇里跟我最相关的，也是唯一一篇有我的影子的。小女孩鱼钩，是童年记忆里的我。

一个作家朋友看完之后说，你应该解释一下小女孩为什么叫鱼钩。我想了想，我是甘肃人，我们家在两个大沙漠中间的一块绿洲里，绿洲原来有湖也有鱼，但因为沙漠化，湖慢慢干涸了。在这样的地方，鱼钩是一个活泼的，有生机的名字。

我在大家庭里长大，小时候，身边总有很多人，我奶奶是家里最重要的养育者，我跟她的感情一直很深。很小，我就想写奶奶，可是我对她的记忆不太多，因为她离开得比较早，生活太辛苦，她63岁就去世了，她是在劳累过度中离开的。

我每次想到她，都会觉得世界很不公平，一个这么好，这么善良的人，承受了最大的苦难，又这么早离开。

当然，现在的感受已经和童年时期不太一样，借用小女孩的眼睛，我需要重新去想象很多事。但写完它，我知道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完成了。我在那里长大，小说也应该将这个地方作为起点。

在姑姑的婚礼上，鱼钩才模模糊糊地明白，奶奶去世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再也看不见奶奶了。可是她不要，她要跑到奶奶坟前，告诉奶奶，有人欺负姑姑，奶奶快来保护姑姑，保护自己。

——《织风暴》

02.

“其实我也离婚了”

看理想：不止是《观音巷》，这本书里奶奶的形象都很特别，《滑板车》那一篇里的奶奶来到大城市帮忙带小孩，但她想去弹古筝，你把她“想做自己的事”的感受写了出来。而在很多影视剧里，年长女性大多是无怨无悔、催婚催育的形象。

郭玉洁：是的，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符合现实情况。我现实生活中接触的阿姨都很有活力。她们也有自己遇到的问题，但是她们鲜活，可能比我们年轻人还更有生命力一些。

跟《观音巷》里的奶奶不同，《滑板车》中的奶奶是知青一代。在现代核心家庭兴起前，很多人都是隔代教养，由奶奶或外婆带大的。我很喜欢的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她有一篇文章专门写祖母的消失，在文学里，很少人去写祖母，但很多时候，她们是最有智慧的一群人。

老年女性身上经历了最多的时间，包括整个社会的变化，我想要写更多元的年长女性形象，这次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希望以后能写得更好。

看理想：这两个奶奶身上有一种自由度，但同时也有很多束缚，即便《滑板车》中的奶奶想要离开，她最后也没有成功出走。

郭玉洁：出走是一种可能性。有很多人没有出走，也有很多人走了又回来。对我来说，出走已经不能成为一个解决方式了，因为走去哪儿，才是问题。比如像我们这一代，已经走出来，还能走到哪里去？

书里的这两个奶奶，可能也想出走，但她们想要的不一定是决绝地离开所有人。她们的内心是摆荡的，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摆荡之中生活。

出走是多年来故事的结尾，好像出走就能解决问题，但有些女性没有条件出走，也不可能出走，她们的生活也并不是不值一提。

“我说，”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人们并不擅长对视，吵架时不是对着孩子，就是对着各自面前的饭碗和菜，仿佛是由菜来传话，奶奶盯着眼前的香菇油菜，一字一字地重复，“我浪费的是你的钱吗？”

——《织风暴》

《我的解放日志》

看理想：当下女性进步是更被期待的叙事，但你的小说中，除了没能成功出走的老年女性，还有很多中年女性，她们不“新”，不勇敢，是摇摆的、不自由的，你眼中的中女是怎样的？

郭玉洁：每一代身上都有新与旧，因为人是时间连续体中的一环，你总归是继承了一些东西，又有一些新的东西。

上野千鹤子曾经说过，东京大学的女生毕业之前都过得很好，家境不错，学校也不错，有时候还是女校，她们感受不到这个世界上对女性有什么压迫或者不平等，直到她们走向社会，走向婚姻。

可能我们这一代也有点类似于这样，我是1996年读的大学，刚好是经济上行期，之前妇女解放已经发生。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受了很好的教育，也有很好的工作，但普遍地，她们在四十几岁的时候会遇到危机，发现生活还是有些不对，有很大的缺憾。

《好东西》

一次同学聚会，一个女同学边吃东西边说“我离婚了”，另一个女同学说，“其实我也离婚了”，为了缓解尴尬，我们就说，“恭喜啊”，然后开始碰杯。男同学都非常错愕，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那个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很幸福，为什么会在中年的时候变得不一样？后来我发现，大家最怀念的还是校园，所以就有了《我去2000年》这一篇。

我想看看，一个目前生活看上去没问题，觉得内心里空了一大块的女性，如果真的回到校园，会发生什么？

03.

有梦想的人

看理想：回到过去那个时代，你发现了什么？你怀念2000年吗？

郭玉洁：我一直是一个比较活在当下的人，也是写小说的时候感受到那个阶段很好，但你身处其中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不会觉得学校有多么值得珍惜。

90年代的时候，北京有好多艺术村、画家村，那些人的生活很动荡，也很自由，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某种程度上，ta们塑造了北京当时的文化生活。

很难说哪个时代更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限制性和可能性，要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如果只是觉得过去好，可能对我们今天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看理想：如果穿越回2000年，你有什么想要改变的事吗？

郭玉洁：我想像《回到2000年》的主人公多丽一样，去经历自由的生活，多交一些朋友。上大学的时候，我比较害羞，过得浑浑噩噩的。如果真的能回到那时候，我希望我也可以多认识ta们。

看理想： 你会认为自己是怕写错答案的好学生吗？

郭玉洁：我经常感受到好学生的束缚，想要尽力去摆脱它。好学生有好的地方，你会比较懂得去学习，但它的束缚也很多，因为你不敢打破规则，总按照规则做事。我很羡慕那些能够去打破规则的人，有可能的话，我也想这样做。

看理想：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去打破过什么规则？

郭玉洁：还是有的。比如我的工作一直都不是很稳定，也包括在那个年代，我没有选择进入婚姻，在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上，还是比较离经叛道。

因为我们都是好学生，二姐说，好学生最怕写错答案。多丽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说，早知道不约日料店了，都浪费了。

——《织风暴》

《我的解放日志》

看理想：这篇里面大学的原型是北京大学吗？书里写，这所大学在2000年前后有十万左右的旁听生，这也是北大的现实吗？

郭玉洁：原型是北大，我不确定有没有10万，但确实有很多旁听生。那个时候学校可以随意出入，去食堂吃饭路上碰到的人，有很大概率不是学校的同学，这是校园里的日常。

看理想：北大带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郭玉洁：我们入学的时候有一句老话，“北大的疯子，清华的傻子，人大的骗子”。对我来说，让北大跟别的学校都不太一样的，是批判精神，尤其是面对比你强的力量时的一种批判性。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去2000年》这篇里，我没有使用北大的名称。一方面，这篇小说所写的是高知女性共同的命题，不独属于北大；另一方面，北大有它的独特性，如果我要写它，得写出它的批判性来，不然，就没有必要写。

看理想：学者戴锦华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语，她也是北大的教授，你上过她的课吗？

郭玉洁：戴老师那个时候就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像她这样的学者很少，她关心社会当下发生的事。我受她的影响很大，基本上，她的课我都会去上。

有一件事很值得讲，因为大家慕名来上她的课，旁听生很多，通常第三、四节的课，第一节课就需要去占座。有一天，我们也提早去了，一个同学突然写了一行字，内容是，戴老师今天因病请假。有的人走了，我们留了下来，决定在这里上自习。

结果过了一会儿，戴老师走了进来，有人告诉她这件事情，她就在课堂上说，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刚才有同学做了那样的事，但是是我想的那个原因的话，请大家不要这样做，如果北大在我心里还有一点神圣，就是它的门向所有有梦想的人敞开。

戴老师和中文系的一些老师是我心目中北大精神的代表。

04.

边缘能让人看清世界

看理想：做了这么久的记者，现在开始写小说，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郭玉洁：写小说是我一直以来的个人兴趣和选择，也确实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时候，至少还可以以个人为单位，去做点什么，写点什么。

我的选择是和文字待在一起。有时候也在想，如果我当时考上了别的专业，去做别的行业，是不是会不一样？但我还是非常庆幸做了文字这件事。

现在的小说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影响力，但还是很有力量，它可以把问题看得更复杂、更深。我一向觉得，五四精神里，比起改变结构性问题，改变人心是最重要的。

看理想：你在微博上经常书写或转发与公共事件相关的话题信息，这些事件会影响你写小说吗？

郭玉洁：肯定会，但公共议题很难直接进入小说，议题太强大，会把人吞掉。我还是以人为中心，尽量地让议题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作用，而且很可能，主人公会与议题发生矛盾和碰撞。这些议题最重要的是让我理解这个社会，理解人物的处境，再在这个基础上去写。

人其实处在不断的危机当中，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世界要毁灭了，现在气候变暖问题很严重，人工智能又要取代我们，坚持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干，躺在这儿等着世界灭亡。唐诺讲到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时候，引用过他的一段话，大意是，你心急如焚，却又只能用一种地老天荒的节奏工作。

这个世界或许要完蛋了，但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只能自己能做点什么。

《孤味》

看理想：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小说里的人物都即使在命运的漩涡之中也有一些出离心，这是你的常态吗？

郭玉洁：我在世界的边缘。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都不会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物，而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人，边缘让我能够看见世界在发生什么事。

恩格斯说历史是合力形成的，我在边缘也有很小的力量，可能可以稍微改变一点发展的角度。

看理想：或许这也是你的女性意识不断生长的原因之一？也有一些曾写出出色作品的创作者，可能思维模式留在了过去。

郭玉洁： 就像刚才说的，我一直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这是我的自觉选择，媒体辉煌的阶段，我并不是风云人物，它迎来某种衰落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沉迷。

看向过去，人很容易看到好的地方，忘记我们当时也曾经有过那些怀疑。实际上，不管是个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面对当下，能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做什么事情，当下也有它的空间，并不是毫无空间。

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只要能够承受那些代价就可以。

看理想：如今写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郭玉洁：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没有写作的天分，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是把它当成每个月获得工资的一个工作。但是越写越觉得，我好像写的还可以，可能性也多了起来。写作给我带来了自由，我想把它当成一个志业。

我知道自己影响不了太多人，我写的东西大概也是这样，它不会成为畅销书，但是有一些人喜欢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