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重塑儒家伦理体系

朱刚

《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朱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者按：

在儒家看来，“做人”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难题，韩愈的道学理论就是以人为本，由此而有“尊师重道”，并有“宾主”一伦，使其道学/伦理学具有强烈政治色彩，也是韩愈的“道”与“饿死道”的本质区别，并有唐代人多不以干谒（拜访权贵、递呈诗文）求职为耻的历史事实佐证。

儒家的“名实”与“仁义”

《公孙龙子·名实论》：“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依此，则自然的存在叫作“物”；它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有其自身的规定性，这种关于“物”自身的存在，叫作“实”；而其本身的规定性，就是“位”，犹今人所说之“理念”。在“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总体特征下，先秦名家在人与自然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然，儒家是有解决办法的，他们讲究“正名”。一般的儒家虽然认为彼岸性的东西不可知，但仍然设置它的存在，作为某种真理，而让“名”去追逐它。天道高远，它是因了哲学思考的严肃性和真诚性而虚设的一个真理之“位”，目的在于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天不可欺”“天知地知”）。为了使这抽象的道德理性获得实践品位，保证“虚位”的“道”成为“君子之道”，就必须“合仁与义言之”。所以，韩愈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取道于仁义而知天命，就叫“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以仁义为个人品德的具体内容，以仁义充实自我，不求外力，叫作“德”。一句话，仁义而已。

韩愈《原道》里有一句“人其人”，在我看来，是对于自己，要努力克尽做人的职责；对于别人，要以人道的态度去对待，把人当人看。因此，韩愈释“仁”，谓“博爱之谓仁”，这个解释，超越了人与人之间具体的“尔我亲爱”，而触及了人“类”的爱，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当然，与这种人类的爱相伴随，还必须有“义”的规范。故韩愈又谓“行而宜之之谓义”，通过“义”而与礼教相联系。

韩愈的“尊师重道”革新

不过，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儒家虽然论证了“仁”就是“人也”之义，但接下去就不再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论述，而是从“人也”中直接引申出一套伦理观念，即所谓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韩愈也是这个思路，其《原道》云：“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虽然不越出传统的思路，但韩愈仍表现出了传统学者论述伦常问题时非常罕见的独创性，即把“五伦”改成了六个，原先的“朋友”一伦，这里易为“师友”和“宾主”。读《原道》至此，便不得不联想到韩愈的另一篇重要论文：《师说》。在这篇名文里，他给“师”下了“传道、受业、解惑”的定义。与程朱理学把“道”解为“天理”不同，还与陆王心学把“道”的命脉系之于“心”异趣，当然也与柳宗元、二苏之释“道”为自然相背，韩愈的“道”，是靠着“师”来传授的，师在道在，师亡道亡。根本地说，真正赐予人类以真理的，并不是“天”，而是人类当中的“师”。因此，“尊师”与“重道”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是孔子以后，我国教育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笔。

韩愈的“道”不是那种“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理，不是出于天赋，而是来自师授。正因为它来自师授，才能保证它以“定名”为内容，而不仅存“虚位”。也正因为它来自师授，才会出现一个传承的统绪。因此，师道论是道统论与“定名-虚位”论之间的桥梁。

“五伦”之外的“宾主”伦理

还有“宾主”一伦。这里突出“宾主”主要是就唐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种人际关系而言，即长官与幕僚、门客的关系，推而广之，是政府官员与天下士子的关系。可能是切身感受比较强烈的原因，韩愈要特别指出，此种关系须合于仁义之道。他年轻时，曾经三次上书宰相告饥寒，渴求汲引。后人读其书，颇以乞怜权贵讥之。程子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然而韩愈的“道”却不是这种饿死道，他在《原道》中为君、臣、民各自规定了职责，而又以“宾主”一伦与之相配。《金云翘传》第七回首云：“韩愈饥寒，上书告宰相，人多笑之。不知此正韩愈以父母待君相也，故不惭不疑而上书。”语似曲辩，但仍有道理，因为按照韩愈的理论，他自有权力以儒家的宰相之道来要求时相，因为他的“道”本非区区的饿死道，而是要以仁义之“定名”来规范那些实施礼乐刑政的官员。所以，三上宰相书的动机虽不得知，但此举并未违反他自己的学说，他没有为此而羞愧的理由。李汉编韩集时，当然也不会把这三封书信删去。更何况，在唐人的文集中，类似的干谒性文字比比皆是，唐代士人本不以此为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