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狗咬人反杀案的法律解析——法律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最近关于山西狗咬人反杀案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热议内容，按照咱们老百姓最朴素的法律观点，对方一群人明显不怀好意的闯入别人家，还主动动手殴打主人，这种情况下，死者就是活该，主人就应当正当防卫，这没什么可犹豫的，甚至可以说事实简单清楚。但为什么会形成现在的局面？甚至未来的判决结果也不明朗，就因为在这件案子的法律条文上存在很大争议。

而关于私闯民宅与正当防卫之间的界限，也是我今天想说的内容，因为这不仅关于这一个案子，还关乎你我他每个公民的个人安全感。

案件的具体经过是：2025年1月30日，山西长治发生了一起由狗咬人引发的致命冲突。当日下午3时许，申红良之子申宇浩外出打水时，被邻居郭勇刚家拴在路边的狗咬伤，少年情绪激动下将狗摔死。申红良妻子随后与郭勇刚姐姐协商赔偿未果，并报警处理，但警方调解后，郭家未配合前往派出所。

当晚19时许，郭勇刚妻子赵某某携妹夫韩某、外甥刘某某等八至九人驾车来到申家，砸碎厨房玻璃、踹开上锁大门闯入院内。根据申红良回忆，对方手持铁锹并先动手殴打自己，他遂抄起窗台边的剔骨刀反击，捅刺致郭勇刚胸腹部多处受伤，郭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有三人不同程度受伤。

2025年11月13日，此案在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检方以故意伤害罪对申红良提起公诉，而郭勇刚同行的3人也被警方以非法侵入住宅罪立案。庭审中，双方对关键事实陈述存在根本分歧：申家称被多人围殴逼至墙角，郭家则称从进入院子到被刺仅十几秒时间，且未动手打人。

而大多数网友的看法是：谁好人家带八九个人大晚上去人家，如果不是存心要闹事，谁会晚上去？谁会带那么多人去？难道是怕黑？从后来的所作所为也都佐证了大家的想法，所以大多人对此案都是已经做了判断的。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当防卫的认定需满足五个核心条件：

防卫起因：必须存在现实、紧迫的不法侵害。不法侵害不仅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对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故意毁坏财物等不法侵害，当事人可以实行防卫。在本案中，郭家多人砸破申家玻璃、踹门入户的行为，已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为申红良的防卫行为提供了起因前提。

防卫时机：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根据《指导意见》，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本案的争议点在于，申红良持刀反击时，不法侵害是否仍在进行。若如郭家所称“从进入院子到被刺仅十几秒”，则防卫时机的认定将变得复杂。

防卫对象：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对于多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可以针对在现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申红良反击的对象是闯入其住宅的郭家多人，符合对象要求。

防卫意图：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不能是防卫挑拨或相互斗殴。申红良在自家住宅内被多人闯入，其取刀挥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防卫性质。

防卫限度：这是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点。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判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考虑双方力量对比，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

特殊防卫权（无限防卫权）的适用则要求更为严格的条件：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本案中，郭家行为的暴力程度是否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标准，是认定特殊防卫的关键。

如果按照我们最朴素的法律观点，申红良是符合正当防卫的，但在防卫时机(郭家人称进入院内十几秒，郭某既被刺伤），这会让人觉得他是在故意等待对方然后行凶，法官在判决时也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其次则是防卫限度，从目前得到的消息看，身亡的郭某身中数刀，而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无意识挥刀中砍中对方一刀。这些都让法官在判决时必须谨慎，同时也要多方面搜集证据予以佐证判定，为案件发展带来了重重困难。

从防卫限度角度分析，申红良的行为可能被认定为防卫过当。根据公开信息，申红良用致命刀具抵抗造成一死三伤的结果，特别是郭勇刚身中九刀致死，从结果上看确实造成了“重大损害”。

从防卫时机角度分析，检方可能质疑刺击发生时不法侵害是否仍在进行。如果检方认为殴打已经减弱、对方有后退迹象，或者冲突进入“拉扯、分离”阶段，就可能把刺击评价为事后报复而非正当防卫。双方对冲突过程的描述差异巨大——申家称被多人围殴逼至墙角；郭家称从进入院子到被刺仅十几秒，这种时间线上的模糊性为防卫时机的认定带来了困难。

从双方力量对比角度分析，尽管郭家人数众多，但法院可能考量防卫手段与侵害程度的对称性。申红良使用的剔骨刀作为防卫工具，与对方可能使用的铁锹、棍棒等工具相比，其致命性更强。在类似案例中，法院往往会衡量工具的危险性与使用方式。

从主观意图角度分析，起诉书指出申红良是“拿起放在窗台上的刀胡乱挥刺”，这一定性表明其行为可能被视为缺乏针对性控制。与有目标、有节制的防卫相比，“胡乱挥刺”更易被认定为超过必要限度。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对住宅防卫并未采用美国“城堡法则”那种“天然不用退让”的规则。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即使是在自己家中，防卫行为也需遵循比例原则，除非面临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才能适用特殊防卫规定。

网络上对申红良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反映了社会对“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普遍期待。正如最高检强调的，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这一司法理念在此案中受到严峻考验。

目前网上大部分网友都能以客观角度评论该案件，但也有部分人将问题推到了法院和法官身上，甚至会以玩笑的口吻质疑法院和法官的专业能力。

而我要说的是，专业的法律部门看问题和我们普通人不同，我们不能完全以我们的视角和喜好对案件下定语，甚至直接认定申红良无罪，因为法院和法官代表的是公权力，一旦形成判决就具有公信力，在以后同类型案件中具有借鉴作用，所以他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案件判决要公正公平，不能留下法律漏洞，所以我虽然相信申红良的判决结果会是正当防卫，但也希望法院判决每一个证据链环节都有理有据，这样才能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