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薛仁明：教育就是让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位上”

2021年1月26日，台北的小学生在玩耍。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一个偶然因素，让薛仁明从文化学者转身成为教育专家。

1968年，他出生于台南市南边的茄萣渔村。尽管父母目不识丁，18岁的薛仁明却凭一己之力考入素有“台湾第一学府”之称的台湾大学，就读历史系。二十五岁时，他通过台湾偏远地区教师甄试，到台东县立池上中学教书。

多年后的薛仁明开始著书立说，并频繁在大陆讲学。一年里，他有满满48周的讲课安排，从北上广深到南京、杭州、成都，“你能想到的大城市几乎都有”，内容大多围绕一个核心：中国礼乐文明的当代实践。

2000年，薛仁明的长女降生，一年四个月后有了次女，又三年后是幼子，回归礼乐文明成为他教养3个孩子的基本方法。什么是礼乐文明？在薛仁明看来，“它跟所谓的‘中国文化’不完全一样，儒释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各式各样的艺术、器物，都是文化；而文明是种生命状态，是中国几千年来基于阴阳思维产生的行为模式。简单地说，我们的祖辈大多都没啥文化，可他们却都一直在礼乐文明里，所以昂然挺拔、有精气神。”

2012年在台出版的第一本教育类书籍《教养，不惑》中，他直言“当爹要有当爹的样子，而不是老想着要和孩子做朋友”。12年后，三个孩子先后就读大学，新修订后的《教养不惑》正式出版。

2025年11月7日，在广州的新书发布会后，薛仁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一个人越想找到他自己，就越找不到自己”

南方周末：《教养不惑》最早是12年前在台湾出版的，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写一本这样的书？

薛仁明：2011年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我在大陆的第一本书《孔子随喜》。出版前后，我把原来在台湾的工作辞掉了，人到中年，未来该怎么走，想了想，还是得先写几本书。恰好这时我带孩子去台北，跟《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任杨泽见了面。杨泽特别喜欢，说台北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孩子了。当时我开始有了想法，将来或许可以往教育的方向写本新书。

南方周末：当时台湾，尤其是台北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

薛仁明：台北人西化，因此孩子洋气，活得比较自我，眼里没有别人，也喜欢表现，很难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听你说话。所以我台北的朋友都觉得孩子难教，至少也教得费劲。但我们去台北那天，我的3个孩子就是坐在那里，喜滋滋地听我们说话，我则一派轻松。杨泽说他看得特别舒服。

其实一开始我主要是讲经典、讲传统文化，不是那么想纯粹讲教育，可能是因为我的很多受众是家长，关心教育问题，我也看了太多失败的例子，才开始想跟大家多谈谈传统文化，尤其礼乐文明是如何影响家庭教育的。

南方周末：在你自己3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你是如何和他们相处的？

薛仁明：我的二女儿允和在书里写，小时候她最常惹娘生气，只要娘一生气，就把她发放到“宁古塔”去，让她到三楼去跟爸爸睡。她没写更多的细节，可其实，每次她咚咚地上楼来时都拿着她的“细软”，一个小被子，一个小枕头，我一般不是看书，就是在写稿子，头也没抬地，就对她说，找个地方睡吧！没安慰过她，也从来没有过心理学说的“共情”。事实上，只要这个时候我安慰她，她就哭得更厉害，而且安慰着安慰着，我还很有可能会拆她娘的台。

以前我的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的。经常是下午放了学，我把作业乱写一通然后跑出去玩，疯到最后我娘拿着棍子去打我，我一边被打，一边跳着回去，如果我娘那天心情不好，还会叫我在客厅跪着。跪的时候我就在等一个声音，我爹的摩托车声音。远远地一听到，就知道“弥赛亚”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父亲进来之后，永远只说一句话说，“起来”。也没问我为什么被罚，更不可能安慰我。开玩笑地说，没继续打我就好了。

我们现在总说让孩子快乐，让他活出自己，让他找到自我，其实都是特别空的话。一个人越想找到自我，就越找不到自己；找到自我、活出自我这些话就像剥洋葱，老觉得里面有啥东西，剥着剥着，剥到最后才发现啥也没有。

南方周末：现在一提到育儿、教育，家长们都很难避免用应试教育的那一套标准来审视，也就是孩子最后考上了什么样的大学。不知道这本新书出版之后你有没有收到相关的质疑？毕竟里面很具体地提到了三个孩子的去处，无论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还是山东中医药大学，似乎都不是全国最顶尖的高校。

薛仁明：我不在意这个东西。大女儿以婕在这书里有篇文章“人皆养子望优秀”，说她读高中时，“爹爹很严肃地找我谈话，叫我成绩不要再进步了，把身体养好。当时很憋屈，也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加优秀？”她接着又写道，“后来父亲在课堂上说：‘为什么要她优秀？我只要我的女儿活得好。’”说实话，我不反对优秀，也不反对人家到哈佛，到清华、北大，但是我知道去读这些学校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大多的人都希望孩子优秀，但作为家长，还是要看到读名校的两面性，它终究是有风险的。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大陆家长“鸡娃”、焦虑，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终极培养目标，想要孩子成才，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毕竟中国有科举考试这样的历史背景。

薛仁明：“鸡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东方特色，不只是大陆，台湾也一样，日本，尤其韩国更可怕。可是更早的时候，我们整个东亚地区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明显的，后来为什么变得那么严重，是因为西方的竞争意识传进来，而我们原来的礼乐文明动摇了。

以前我们也比，但是中国人比的不是西方个人主义之下突出自我的成就，更在意的是礼乐文明之下孩子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弟子：能不能孝顺父母？能不能在家族里面扛起该扛的责任？心里有没有许多的人，乃至于更大的家国情怀？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这个框架之下，你学文、读书、成为人中龙凤，都没问题。

礼乐文明和个人主义之间有一个根本差别：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必须优秀、出类拔萃。但问题是，当你已经很突出了，肯定还有人比你更突出，那你当然会不断焦虑。大家都被灌输要“优秀”，每个人都得卷。至于礼乐文明，并非反对优秀或出众，它在意的是这些东西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价值。那是什么呢？你得在弟子这位子上坐稳了，把弟子分内之事做好了，这才是第一优先。在这个基础上，有能力出类拔萃，当然可以去追求卓越；但如果没有那些禀赋，也完全可以做一个称职的弟子，两者并不冲突。

南方周末：和12年前出版的台湾版本相比，今年在大陆出版的这个版本主要增加了三个孩子的视角，去谈他们过去二十多年间的种种感受。不知道作为一个父亲，你怎么看他们的反馈，这和你的培养标准一致吗？

薛仁明：是出版社中华书局提出，希望他们写写。之前我并不知道孩子们要写些什么，后来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爷爷奶奶，这点我特别高兴。对于他们仨，我在意的是两点，第一是爷爷奶奶；第二是他们的母亲。以前我对儿子说，你可以调皮捣蛋，但不能惹你娘生气，这是红线。

我觉得孩子该学习就好好学习，对将来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同时他心里还要有父母，有爷爷奶奶，有兄弟姐妹，然后性情平和、很好相处，跟大家可以处得来，基本就可以了。就像之前大家常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不需要太复杂。

薛仁明。（受访者供图/图）

“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位上’”

南方周末：你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

薛仁明：小学六年级时，有次父亲带我们去夜市，因为以前从没去过，那天有点兴奋，看到旁边有人卖玩具，就多看了一眼，眼神里流露出那么一点想要的意思。我父亲看到之后，只说了一句，“你觉得你还小啊？”然后我就把那念头给吞进去了。但是，那回之后，我却觉得自己长大了。

之后是初三，青春期，突然嫌我母亲烦，觉得她啰嗦，但我还不至于敢顶撞，就是整整一个星期没跟她说话。有天父亲吃饭，见我娘不在，就跟我说了一句，“你这样子对你妈对吗？”我头低着，所谓青春期的反逆就完全结束了。

现在回头想，父亲的一句话为什么那么有分量？为什么现在的父亲母亲没有这种分量？是因为我父亲是在父亲的位上，对我来说，一言九鼎。现在为什么很多父母亲疲于奔命，他们说要跟孩子做朋友，要跟孩子交流，但父亲不像父亲，母亲不像母亲，孩子也不会开心的，他真正喜欢的是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位上”。

南方周末：你对你的原生家庭有什么样的看法？

薛仁明：我不喜欢“原生家庭”这个词，但年轻时有段时间确实对家里是有些不满意的，因为我父亲母亲都不识字，所谓没文化。高中时有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亲虽然只是小学老师，但已经让我极羡慕了。当时觉得人家父母开明，和孩子说话都是交流的口吻，彼此能巴拉巴拉一直讲，但我父亲跟我讲话一天绝少会超过三句的。后来我到台大读历史系，有个同学父亲是位大教授，我去他家，看到四面都是书，羡慕到有些绝望。我家四面，都只是墙壁。

那时会觉得有缺憾，如果我小时候有这些条件该多好！就不会落后人家，输在起跑线上；如果打小有“童子功”，做学问就方便了。直至后来我当兵，接着又开始工作，离开象牙塔，回到真实的世界，我才慢慢把原来的那些不满放下来，甚至反过来开始感激我父母。

南方周末：是什么让你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薛仁明：我从高中二年级开始长期有困惑，对于身心安顿有焦虑，18岁的时候还因此休学了半年。当时我看了不少书，多半是西方的，即便是中国的，也大多是从西方视角来解读。读了半天，我在脑子里面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我的灵魂没有解决，我还是焦虑的、不安的。

在台大读大三、大四时，我迷恋王阳明，甚至相信王阳明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可等我大学毕业去当兵，我就发现作为一个挂少尉衔、要管兵的预备军官，我理解的王阳明那套东西根本搞不定我底下的那些兵。他们各种行业、各种学历，还有人是坐过牢的，谁理我这个书呆子？我只好把王阳明给放下来，慢慢找回我在乡下读小学时和人相处时的感觉，结果，还真的行得通。

老师不像老师之后

南方周末：台湾版的序言里，你曾经写到自己1993年到台东当中学老师，2010年才离开，17年的教育职业生涯里，“眼见教改的灾祸绵延”，这个评价可谓很重了。在台湾你见到的教改是什么样的？

薛仁明：台湾有个对“教改”起到根本影响、叫“人本教育基金会”的团体，把西方那套教育理论讲到极致，彻底以儿童为中心。曾经有个“人本”的老师跟我对话，讲到他们经常就只是为了一个学生不想进课室上课，便去共情孩子、做几个小时的工作。最后，当然是耗得油尽灯枯。同样地，台湾很多家长接受了这套教育理论之后，也特别努力，花特别多的时间关心孩子，可能关心的时候暂时要好一点，但一没空、关心不上，孩子就不行了，走两步退三步，就要花越来越大的力气来关心孩子，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到了某一天，孩子管不动了，他们也束手无策，觉得太累了。这些受“人本”影响的父母，尤其母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读了“人本”的教育理论，开口闭口尊重孩子，等到孩子上小学，发现自己尊重不了了，因为有学习的压力，得开始要求孩子。可是孩子已经习惯了母亲凡事都跟他商量，一旦母亲对他们有了要求，马上感觉是种“压迫”。前后的反差就会让孩子特别受不了，神经错乱、焦虑，做家长的肯定也难受到不行。

至于学校方面，主要论调是让学生“快乐学习”，以学生为中心，老师开始变成了服务业从业人员。后来，大陆也变得和台湾一样，大学生可以给老师打分数，所以老师就不能真正要求学生了。结果，我的朋友在台湾的高校教书，他说现在几乎没有老师敢在早上8点开课，连10点的课都开得不多，上课几乎都在下午、晚上。

南方周末：你读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薛仁明：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台大已经是最宽松的学校了，一天的课程最晚也就是到下午五六点钟，基本没有晚上的课。等到我们毕业十几年后，那些在大学教书的同学就发现，除了一些将来要去类似台积电这些企业的尖子学生还愿意学之外，一般学校的学生，学习态度都很差。有某段时间他们还是靠着来自大陆的台湾交换生，才在教学现场能够找到热情。陆生都坐第一排，下课还会找老师问问题，而台湾的学生全部趴在教室后面，爱听不听。

南方周末：那从你的观察来看，这种教育改革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台湾出现的？

薛仁明：从李登辉时代开始。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对于礼乐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压根就没有那么多的感受。台湾的“教育改革”一方面让“人本”的西方教育理念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则全方位地“去中国化”，大幅删减了中学历史课程的中国史比重。就连小学生的语文课，都从以前的一个星期10节课，直接改成了4节课。

南方周末：作为曾经的教育从业者，你怎么理解这种冲击下的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影响？

薛仁明：先不说最严重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教育改革弄得许多老师坚决不打学生，我待的那个学校有位教务主任尤其信奉这套理论。可是，我们那种乡下初中的孩子，调皮捣蛋的不少，顽劣不堪的也会有。他就憋着憋着，脑子一直想压住惩戒学生的念头，最后压不住，炸了，动手了，严重失控，结果就不可收拾，前后三次被人举报去教育局，都遭约谈了。后来他看我特别不顺眼，因为我该打照打，该骂就骂，学生还特别服我，家长也支持我，压根没啥举报不举报。

南方周末：为什么结果相差这么大？

薛仁明：当时我的理解是：我待的池上乡下，家长孩子都算纯朴，老师只要不过火，就像我幼时一样，其实都能接受的。这位主任之所以被举报，是因为脑子一直压住精神，人的精神只要长久被压制，一直绷着，但凡过了临界值，情绪就失控了。而我脑子和精神一直是高度统一的，压根就没情绪问题，脑子也不需告诫自己啥，所以我轻松，孩子也舒服。

除此之外，现在我还明白了另外一点：当我们在学生的眼里像个老师的时候，学生自然就会服你。譬如说，今天你到一个新的班级，第一堂课，学生基本对你是恭敬的。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个老师。等第二节课之后，有些老师会越来越被学生尊敬，因为，他们感觉你“真的”是个老师；相反地，第二节课之后，有些老师越来越不被放在眼里，那是因为，学生感觉他压根就不像个老师。

所以，学生只是觉得我在“位”上，有种“师道尊严”，一直视我为师，因此服我。而我那位奉行“教改”的教务主任，因为太有服务意识，学生慢慢把他视为贩售知识的“服务员”，谁还当他是老师呢？学生只会嫌他“服务态度不佳”吧！

南方周末：很多家长也常常会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有什么问题或可以改进的地方，你会有这些思考吗？

薛仁明：可能有些小地方，譬如我对儿子稍稍松散了一点，其实还可以多一些要求。但从大方向上来讲，问题不大。所以我才有脸让这本书出版。如果经过多年之后，还觉得这里有大问题、那里有大问题，那么，我就该把这本书撕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