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困局：当安全责任成为悬在教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民法典》的出台本应为校园安全责任划定清晰边界，却意外将教师群体推向了“无限担责”的深渊。法律明确学校承担“过错责任”，但现实操作中，教师却不得不面对“只要出事就要追责”的畸形生态，教育正被安全责任异化为“谨小慎微的保育游戏”。

法律条款背后的教师枷锁

1. 从“教育管理”到“安全保姆”

法律虽规定学校仅对“未尽教育管理职责”担责，但“安全保护职责”的泛化解读，让教师成了24小时待命的安全员。课间追逐需制止、体育课上要盯防，甚至学生自行摔伤都可能引发“是否尽到看护义务”的质询，正常教学秩序被切割成碎片化的安全巡查。

2. 年龄线下调催生“过度保护”

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从10岁降至8岁，看似加强低龄儿童保护，实则让低年级教师陷入“动辄得咎”的窘境。一个8岁孩子奔跑摔倒，教师需自证“是否提前进行防摔教育”“地面防滑措施是否到位”，教学创新空间被安全合规审查彻底挤压。

3. 自甘风险条款的“纸上空谈”

即便法律明确“自愿参加文体活动受伤免责”，但实践中家长仍可能以“组织不力”“防护不足”追责。足球赛冲撞受伤，学校需证明“赛前风险告知是否充分”“急救措施是否及时”，教师组织活动的积极性被一纸免责条款浇灭。

安全责任异化下的教育之殇

• 教师职业尊严的消解：当教师不得不像“保安”一样维持秩序，像“保姆”一样照看起居，教育者的专业价值被简化为“不出事”的底线要求。

• 教育方式的自我阉割：为规避风险，春游变成“云赏景”，实验课改为“看视频”，教育从“培养勇气”退化为“保证安全”。

• 家校关系的恶性循环：部分家长“维权”变“讹诈”，学校“妥协”成“惯例”，最终形成“只要哭闹必有赔偿”的畸形生态，教师成了矛盾的最终买单者。

破局之道：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

需建立“过错认定清单”，明确学校安全责任的边界：教师已尽常规教育义务、无主观过错、事故非因设施缺陷导致，即应免责。同时，引入“教育风险基金”，由政府、学校、家长共担合理风险，而非让教师独自承受“无限责任”的重压。唯有如此，教育才能从“安全囚笼”中解脱，教师方能重拾“传道授业”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