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剑丨庄伟杰：论“厦门诗群”专辑

论剑，第016期

庄伟杰

庄伟杰，闽南人，旅居澳洲，诗人作家、评论家、书法家，文学博士，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后，现任人文社科国际交流期刊《中文学刊》社长总编，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海归后历任华侨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兼学报主编，暨南大学兼职研究员，澳洲华文诗人笔会会长，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曾获第十三届“冰心奖”理论贡献奖、中国诗人25周年优秀诗评家奖、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奖、中国当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华语杰出贡献诗评奖等多项文艺奖，诗文、论文及书法等作品入选三百余种重要版本或年度选本，有诗作编入《世界华文文学经典欣赏》等多种大学教材。至今出版诗集、散文集、评论集、书法集等专著20部，主编各种著作70多种，发表400余篇学术论文和文艺评论。海内外多种媒体、名人辞典及《海外华文文学史》《国际汉语新文学史》等有专题采访、词条和专门评介。

“论剑”栏目

02 对精神家园的诗性守望——“同安诗群”的一种观照和审视（代序）

01

本文原载《厦门文学》2007年11期，后收入作者诗学论集《文心与诗学》，国际华文出版社2010版

诗歌厦门的命运

——对“厦门诗群”崛起的一种观察与思考

◎庄伟杰

一

历史浩淼如烟，生命晶莹似露。时间在行走中会逐渐老去，但诗歌不老，只要人类的心依然活着。

屈指一数，华文新诗已迎来自己的90华诞。1917初春，胡适于《新青年》上亮相的8首白话诗，已公认为中国第一批白话新诗。自此，许多诗人从四面八方介入到新诗的发展流程中，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不断在为新诗寻找探索的路向。即便以李金发的“象征诗”为起点，现代诗也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诚如每个生命都有其成长的命运历程，华文新诗同样有自己成长的历史命程。

打开华文新诗地理版图，走进地处东南沿海边陲的厦门诗歌版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很难完整和清晰地辨认其整体历程，也难以从中感受到厦门诗歌的地域特色与团队现象。这可能与厦门诗歌在历史中那种时消时长的趋势有关，尽管在“蓝色而透明”的这片土地上曾经为现代新诗输送了像鲁藜、云鹤、鲁萍等蜚声海内外的实力诗人，并诞生了一个舒婷，但一个舒婷似乎显得太冷清太孤单太“异常”了。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像回眸一座城市的兴衰交替，往往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一样，我们更多地观察到历史对于诗歌（文学）的强烈干预，以至于很难为我们总结出文学内部的规律提供有趣的材料和形态完整的标本。在回巡和反思中，让我们欣慰的是，近几年来，厦门诗人、尤其是居住于厦门的青年诗人却以一种群体式“崛起”的姿态引起了诗界投以关注的目光，我们仿如在华文诗歌版图上发现了一块“新大陆”。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因为在诗歌写作走向边缘化且难以获得什么功利的特定语境下， 厦门的诗歌方阵却伴随着时代大潮奇迹般地呈现了自身的生命纹理，而且以不可遏止的势头迅猛地展开。对此，我们该如何重新认定这种群体式的冲锋陷阵？或者说它是否具备“陷阵”的可能，又将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等等。这些尤为值得我们加以认真地审视。可能出于某种特殊因素使然，笔者更愿意关心的问题乃是走向新世纪之后厦门诗歌的命运。

厦门到底有没有诗歌呢？有“厦门诗歌”这回事吗？当致力于诗歌事业并为厦门诗歌的发展和前行而立下汗马功劳的诗人谢春池，兴致勃勃地把《厦门文学》诗歌专号打印稿抵达笔者手中，的确叫人眼前顿时为之一亮。或许人们可能并不承认有“厦门诗歌”这回事。因为被归于这一名称下的众多诗人，既不构成诗学意义上的流派，况且就其主观意图来说，也从未有意识地组织过统一的团体。盖其源在于这些诗人的诗歌背景、文化身份、文本特征和写作姿态不尽相同。换言之，他（她）们更多的是秉持个人的写作精神，彼此间又难以相互覆盖；就个性而言，同样不大可能纳入到“厦门诗歌”这个统一的标签下加以解读。但这并不表明厦门没有诗歌。只是使用“厦门诗歌”有可能将批评引入误区，或混同于一般的地域性诗歌，无助于阐释这些诗人的写作，甚至会遮蔽诗人们与更加复杂的时代环境之间的关联，人为地抽减其写作的意义。特别是日新月异的交流网络早已四通八达的当下，这些诗人们往往处于流动性状态，甚或居无定所。确切地说，当下厦门之所以集结了如此众多的诗人，乃是由于外地移民大量地涌入厦门特区，激活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元素和现代气息。尤其是一大批来自周边地区和五湖四海的年轻诗人的到达，才使厦门诗歌发生了“动感地带”乃至结构性的变化。因此，笔者更倾向于类似“文化重镇”之类的说法，对诗歌在厦门版图上所形成的场域称之为“诗歌厦门”。如是，对在场的诗人们彼此间的吸引、互动、激励以至对抗或拒绝在写作中所投射的镜像进行聚焦式的观照，探究他们如何在共同的复杂背景下所展示的特征性，无疑的是一桩饶有兴趣的新鲜话题。在某种程度上，诗歌厦门为批评提供了一个研究诗人之间相互影响机制的特殊现象。

在无限加速度的时间轮回中，《厦门文学》以全景式开放的姿态推出的诗歌专号，对于并不为全国所瞩目的厦门诗界，意味着一种冲刺，一种向脱胎于新的诗歌美学原则和价值观念的创造格局的冲刺。诚然，在人性普遍丧失尊严、文化渐趋于娱乐化，在诗写得越来越随意的“无难度”写作的今天，其中良莠不齐的诗作在所难免，然而，这种冲刺和展示毕竟正在孵化出一个富于朝气的“厦门诗群”。这同时表明，一批从四面八方涌向这片曾经是诗的热土的青年诗群，连同本土涌现的诗歌一族，正相互包容、相互簇拥、相互架构，崇尚理想，敬畏母语，用写作见证一个时代，要让“诗歌——被世俗遗弃的事物／蜷缩时间的谷底／在尘嚣之外独自明亮”（庄永庆《一面湖水》），在诗遭到冷遇时为人们的心灵送上一缕温暖。这对于一个需要用灵魂重新认知的世界，对于维护诗的纯净和当代诗歌的长足发展定然有着把握现实与开拓未来的价值意义。

二

源于对文学本质的探寻和诗歌艺术的高度关注，诗歌专号精心打造而出的当下“厦门诗群”的旗舰，堪称史无前例，并分为“男诗人方阵”和“女诗人方阵”两个版块，推出14位女诗人、34位男诗人的近二百首诗作，同时在“百年回眸”专栏中回溯性地再现了在厦门诗坛留下了精彩篇章的20多位诗人的作品。吸人眼球的是，专号特别制作了“世纪少年”栏目，有17位初出茅庐的诗歌少年“将敬意种植在诗行里”（黄玉燕诗题）。所有这些，让人清晰地看到诗歌厦门从过去走向今天，乃至链接明天希望的更为开阔的诗歌阵容。

诚如一股风力不算太强的海风悄然地登陆厦门诗坛，开始了不甘寂寞的飞旋。笔者同样怀着巨大的热忱，力图捕捉那些始终默守和执著于诗歌的同道们为我们所提供的文本，让诗歌表现力在诗性的律动中活跃起来的真实形态。而那些迅速生长的群体意识，应该说，使进入新世纪的诗歌厦门在调整和选择中产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主体的、即活跃于诗歌界的部分中青年诗人，皆出手不凡，具有充足的艺术准备和对诗的敏感，对生命的领悟和勇于深入诗歌内部的凝思与洞彻，既没有回避时代赋予的选择，又能激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和气息，使诗歌圈子内的目光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总体观之，可谓特色与缺失同样明显，但起码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

其一，叙述策略与言说方式。叙事成分增强和抒情成分减弱，似乎是当下华文诗坛的共同趋向。诗歌中的抒情倾向在上世纪80年代堪称盛极一时，舒婷诗歌乃是上世纪80年代抒情诗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有过其辉煌的时刻，海子的抒情诗写作亦然。但随着趋之若鹜的效仿，抒情诗曾一度烂熟至滥俗而无法满足诗人们的创造欲望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更准确地说，抒情诗已难以包容诗人对当下存在和历史境遇的关切。于是，叙事作为一种表达策略和话语方式被引入到诗歌写作中。当然，两者并非有优劣之分，而且同样可以写出精美的佳篇妙作。有时叙事本身即抒情，有时抒情需要借助叙事，有时两者互为渗透、相互结合，其效果在于能提升和扩大诗的艺术表现力。

颜非的多数诗篇带有叙事成分，其话语图景似乎皆能让诗歌说出一个故事来，典型如《聂小青》《景龙村轶事》四首等。这回他亮相的诗作《昆虫记》，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标题上看依然有纪事成分，但文本在具体展开中，抒情成分较之早期诗作增强了，这种言说方式并没有破坏其诗的整体效果。无论是抒写“你每次扇动都会掀起我内心的风暴”的《蝴蝶》，还是状写“必须在大雨之前／将地上的城门关上”的《蚂蚁》；无论是描述我们变成两条《蚯蚓》“用肉体、柔软的心穿行／像一列地铁开向／人类没到达的地方，”还是吟咏“携带花粉，传播着甜蜜的事业”的《蜜蜂》；无论是对弹唱“你的歌谣在夜里织出／一万匹丝绸，披散在每个偏僻的地方”的《蟋蟀》的新颖独异的言说方式，还是生动诙谐律动而出的“你飘浮着，多像一枚纸片／或是一颗尘埃。贴向我发烫的皮肤”的《蛾子》的如同对话式的感叹。可以说，这几首诗作在很大程度上让人透过文字蕴含的气息所打动，并感受到诗作背后诗人的精神风貌，以及潜隐的人文气息，而话语方式的独特则让诗意自然而然地泛溢而出。与颜非恰好相反，陈功前期诗作多从日常生活中捕捉诗意，智性话语多具抒情成分。而在《桃花途经我的前额》组诗中，叙事成分加强了，且溶入了某种戏谑式的喜剧色彩，或者说更趋近于口语化。“我来到这里玻璃并不知道／玻璃内部或许有另一条道路／我耳朵里住着一万只蜜蜂”（《玻璃内部》），这种深入事物内部的探寻所发出的微妙声音，让诗成为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在女诗人南方、吴银兰、周丽、冰儿、子梵梅、忆冷、祝俊、曼妮、张淳等身上，或显示出对细节的独特感受能力，或完全以陈述句式书写，或通过对叙事和抒情的结合达到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或以自白语调达成某种单纯的咏叹。不论怎样言说，只要能写出新意，就可以成就出好诗来。

其二，日常生活与历史境遇。如果说前面主要从叙述策略上而言，那么这里侧重于从题材领域上观察。前者可视为怎样写，后者则更多地指向于写什么。“怎么写”与“写什么”，有时总是那么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重建当代诗歌精神，不只是诗人们的任务，也是个人化写作背景下一个潜在的时代话题。走向新世纪的当下，华文诗歌在不断探索实践中驱使我们反思：诗歌写作到底应如何在获得自由轻松的同时，保持住其揭示历史生存的分量感？如何使现代诗在历史经验与当代生活中真正扎下根来，力求突显诗歌本应具有的更为宽广和强大的话语辐射力和穿透力？如此等等，都是诗歌写作中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由于宏大叙事和空泛抒情曾在较长时期内充斥于诗坛，诗人意识和关注的题材越来越具体了，甚至有略显琐碎之嫌。当然，题材的具体化并非是让诗歌沦为“个人小悲欢的玩味”、“私人性的吟咏”，也非是使诗最后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气势。唯有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中，融进诗人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历史意识，即在具体的细节中，历史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呈现。诚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接受趣味一样，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敏感把握，灵性观察，美感酝酿，诗意思考。女诗人张淳认为“诗歌经过生活的打磨越发闪亮，写诗是对生命历程的记录。”冰儿则自语：“历史在一个人身上是轻的，你自己才是重的”。

倘若我们真要对厦门当下诗人的题材特征做一梳理确非易事，因为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更多的人皆各自为战，独出心杼。在众语喧哗中，即便仍有某些共通之处可以追寻。从性别视角而言，男性与女性诗人也各有千秋。女性方阵的诗人在题材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执著探索和守护。她们没有陷入身体虚幻的泥淖，而是表现出鲜明的精神风格。其次是她们剥离了诗人个人使命感所产生的对于作品主题思想的影响，特别强调内在心灵的诉求。再者，在女诗人笔下，尤其注重女性对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自由选择或参与。企冀“用一天光阴度过一生”的南方依然保持其诗固有的优雅与从容，她写自然写节季光阴，写亲情写乡土民俗，在水乳交融之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惊喜。“左手枯萎，右手绽放”的吴银兰在淡定中益见新奇，她自辟蹊径，出语自然且具有冲击力。在“日复一日”中认定诗歌“来源于流淌着的生命，和对一切生命的敬畏”的祝俊，近来思路更见开阔，于沉静思索间体验生命的情趣。子梵梅以平常的话语切入日常生活，又“遵照内心的嘱咐”，通过细节和场景在自由中呢喃。周丽语句营造的世界，自有一种想象符号之美，蕴满感觉、情绪在反复咏吟中构成某种自足的空间。张漫青的短诗虽短，却自有气味。黄静芬依然追求唯美的抒情。忆冷、米晨、张淳、曼妮等也有自己的个性和女性审美的特殊区域。总之，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鲜明的当代性与性别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女性诗歌更加多姿多彩。

相比于女性诗人，男诗人们在题材选择上更具多向度。一方面，他们有着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在对生存或存在的介入和体验中思考生命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在勇敢的尖锐和选择的途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断寻找精神的家园。此外，在题材的宽阔度上，一种更为深入的心灵状态与精神探求呼之欲出。江浩的《梦之土楼》视角独特，对客家大地与文脉的传达，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和宏大的构思，凝成为一个富有张力内涵的结合体，笔触丰盈，思路开阔。黄白水的《感念那不说话的人民》，近距离地切入现实生活，情感深沉中弥漫一种开张自如的想象力，一种对于乡土大地的眷恋和怀想，那种在瞬间唤醒的情结变得令人难以忘怀和值得永远怀念。庄永庆、萧春雷、高盖、宋永贤、华晓春、夏敏、老茂、岸子、洪凌飞、吴尔芬、黄橙等诗人的诗作自有来自于大地泥土或生命深处的价值取向，他们笔墨所到之处，或感知存在的意义、或梦想精神的永生、或对当下现实敏捷的应激点击，更多的是真情实感的心血流痕。诗人们对历史境遇的关注，也是维持诗歌在这一维度中的有效性的合理方式，从而显示出富有本真性、体验性、直接性和实验性的特征。

其三，多样性与多元特质。这与目前居住于厦门的诗人群落的身份有关。如前所述，由于外来移民的因素，由于厦门本身的地理魅力和特区经济的开放，引诱着来自不同区域的人群长驱直入，伴之而来的文化人／诗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登陆于斯，从而形成了诗歌厦门显著的特征，即诗歌在题材、语言和风格上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特质。或则动用尽可能丰富的语言手段来表达当代人复杂多变的意识和经验，力求拉近诗与现实人生的距离；或则以充满智慧的智性写作，以独到的敏锐，在对生活与物象深入理解和发现上，对事物给予新的命名；或则在严肃的风格中渗入喜剧性因素，在挽歌与喜剧之间寻求某种微妙的平衡；或则在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强调与诗歌话语方式的改变中，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合理因素加以吸纳；或则坚守边缘，孜孜不倦地行走在广阔的城乡之间，以个人化的方式表达主体内在的情绪……如此景观，堪称色彩斑斓，绚丽繁复。而且，一些较为优秀的诗人已然进入自觉的写作状态，对母语的诗性把握显得精微纯熟且驾驭自如。而这些诗作，多出自新秀之手或寂寞诗人之笔。80后的吴银兰意识到诗歌“应有更厚重的表达。”颜非站在更高视角领悟到“诗可以传统可以先锋，但它的本质是生活的、情感的、人性的。”陈功把诗歌当成为“另一种生存方式”。岸子认为“诗是我身边的一条链子”。江浩则深刻地体会到：“诗歌应该是语言的先锋，是诗人呕心沥血的创造。”女诗人南方干脆坦言相告：“写吧，当你越来越自如的时候，你的心灵就越来越宽广。”

其四，包容性与文本效应。就文本效果而言，“诗歌专号”显示了一种包容性的倾向，即让多种不同写作路数的诗作都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容纳。诗歌的文体特征显得斑驳陆离，譬如句式有长有短，篇幅也长短不一，有的甚至融入了散文随笔的文体特征，小说戏剧的文体特征也隐约可见。江浩的长诗《梦之土楼》、黄白水、子梵梅、冰儿等的一些诗作，常常有散文或随笔的痕迹；张漫青、猎人的某些诗中戏剧式的对白片断时有所见；泓莹的《老水手和红豆的故事》则发挥其作为小说家的优势，引入了类似小说的叙事性因素；叶来的诗则更有意思，其口语化的叙事伦理中既有散文随笔的影子，又有戏剧片断的生动谐趣。顺带一笔，叶来诗歌语感特好，用词大胆，想象出人意外，有的带来认读的新鲜感，有的充满联想的张力，盎然着大气晓朗的气息，值得关注。

三

阅读诗歌厦门，走进崛起中的“厦门诗群”，从诗人的作品所展示的多种风格，从诗人们创作所体现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发现，在异彩纷呈的华文诗歌世界，这个诗群正逐渐地显示出具有活力与生机、包容与沉静、坚韧与张扬的群体特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从近年来诗歌厦门所展示的诸多为社会各界和文坛诗苑所称道的举动，如推出的数部颇具文献价值和鉴赏价值的《厦门诗人12家》、《百年厦门新诗选》《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诗歌卷》《厦门青年诗人诗选》，由数位活跃的青年诗人主编的大型民刊《陆》诗歌及网站陆诗歌论坛，还有“鼓浪屿诗歌节”的举办等等各种诗歌活动接二连三的登场，就其生存状态、实质和影响来看，既有得天独厚的包容氛围和发展空间，又有令人振奋的生长优势和独特定位，这个诗群的崛起可谓是水到渠成又毋庸置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的团队精神现象与个体的创造精神同样弥足珍贵。对于每个诗人而言，也是其在创作意识上“有意思”的审美品质的印记。

一个不懂得诗歌和没有诗歌的城市是悲哀的，甚或是不堪入目的，哪怕这个地方的经济有多么的发达。一个民族更是如此。英国就因为有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大诗人而骄傲好几个世纪，美国就因为诞生了大诗人惠特曼、俄国就因为拥有普希金等大诗人、德国因有伟大诗人歌德而深感了不起般的自豪。诗歌的命运，从大的角度看，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的命运紧密相关；从小的方面说，与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神内涵等互为因果。有位中国诗人自信地说，世界上只要有情感和精神需求，诗便不会消亡。今天的诗，仍旧是诗歌精神谱系的延续，是民族创造力的组成部分。诚哉斯言！

因此，本文与其说是置身于高度商业化时代的当下，对“厦门诗群”崛起的一种观察和思考，不如说是对重铸诗歌精神的呼吁和对诗歌厦门的命运的一种关切与期冀。由于诗歌本身是一种精神创造，无论发现生活美，还是开掘与表现生活美，在知识经济时代不拥有广博的知识结构就必然要落伍。对于“厦门诗群”包括每个诗人而言，尽管已有收获，但缺失同样存在。需要引以深思的有：如何确立精品意识和推出扛鼎之作，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又能打造诗歌的精神品质？如何以清醒的甚或残酷的自我意识，通过写作实践不断扬弃实现否定基础上的新我之建构？如何在自我反思中重新呼唤诗人超拔的独立人格？如何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恰当地彰显先锋意识更开阔的艺术维度、批判精神和审美向度？等等。诚如人的命运是无法选择的，却又必须选择。人类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背景。对于诗歌中国也好、对于诗歌厦门也罢，我们同样充满信心和美好的期待。对于个体的、永远走在路上的诗人，我想借用厦门少年诗人曾真那稚嫩而简洁的声音与诗友们共勉：“寻找自己／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抓住自己》）。

2007年10月11日急就于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02

本文原载《诗歌月刊》2010年11期

对精神家园的诗性守望

——“同安诗群”的一种观照和审视（代序）

◎[澳洲]庄伟杰

总想为钟情和热爱诗歌的人们说点什么。这里，更确切地说，是想为生活在同安的诗人们说点什么。在这样一个充满功利气息的时代，寄居于现代生存空间，当我们身处钢筋水泥森林冷冰冰的多层“盒式”楼房中，俨然被置于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上。或许，在表面上看似获得一种未曾有过的自由，却在无意间把自身推向极为不自由的、乃至精神疲软的边缘，灵魂仿佛在迷失中找不到安居的处所。于是，在物化浪潮的喧嚣与混乱中，我们总想为漂泊的灵魂筑巢，极力寻找一种精神诉求。正因为如此，诗作为对现实世界物欲横流对抗的另一世界，对人的精神和灵魂的救赎力量便不言而喻地彰显出来。在这样的特定境遇中，诗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建立在独立性的基础上，用诗歌不断地对这种生存境况提出抗辩，让自己的写作和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并以此求生存，以不变应万变，在寻求契机中探索发展的可能。

一、“同安诗群”命名的背景及形成别解

在虚无主义肆意蔓延的当下，仍然有许多诗人，宁愿承受孤独和寂寞的煎熬，穷尽多年心智，企冀探寻怎样更好地用自己的母语来解读生命，洞析世事，让心灵走近心灵，让灵魂感知灵魂。这种难得的姿态，常常驱使我对诗歌总是抱着一种敬畏，或从中分享到一份美的慰藉。因为从终极意义上说，诗歌的“无用”实为大用。诚如钱穆先生所言：“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谈诗》，见《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2002年版）钱先生对诗歌的理解，正好道出了诗歌所潜在的基本价值。因此，当我闻悉在白鹭翔舞的厦门这块热土上，尚有一个诗人群体在默默地构筑自己的诗歌空间时，获得了一种莫名的欣慰。这个诗人群体不在厦门市中心，而在与泉州市毗邻的，即连接泉、厦两市的过渡地带——同安。诚然，从整个诗歌地理版图上看，同安仅属弹丸之地，仅属一个小小的点，也不那么引人注目，甚至在默然无语中为人们所忽略。但它却如生活一般，随遇而安地寻找自己发声的部位。它提供给我们的或许是一份“迟到”的文化信息，却让人发现，诗歌的声音永远不会消失，并且总是弥漫在我们生活的四周。

这里，之所以用“同安诗群”来加以命名，是因为人文底蕴深厚的同安，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区域，曾承载一个族群千百年来的荣辱兴衰。可以说，文化同安，既古老也现代。它被称为“文明之邦”、“海滨邹鲁”之地。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置县，始称同安。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建城，东西长，西北狭，形似银锭，故称银城。历史上同安隶属泉州，曾辖金门、厦门两岛及集美、杏林、海沧和龙海市的部分地区，并曾设巡检司于澎湖，兼领台湾。1973年归厦门所辖，1996年11月撤县设区，今为厦门市辖区中最大的行政区。同安在历史上人才辈出，如群星闪耀。科技巨匠苏颂、民间医圣吴夲（Tao）、理学名宦林希元、一代直臣洪朝选、民族英雄陈化成、语言大师卢戆章、旷世奇才辜鸿铭、华侨旗帜陈嘉庚、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化学家蔡启瑞、乒乓球世界冠军郭跃华等尤为突出。在现当代诗坛，有“泥土诗人”美誉的鲁藜、“流行诗风”代表人物汪国真等皆是从同安出发走向全国的，菲律宾著名华侨诗人云鹤、澳洲著名华文诗人心水、台湾当代大学者陈大络，以及厦门本土著名诗人谢春池等的祖籍地也是同安。

然而，现代新诗在本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在于，从内在自身看来，本土的现行文学体制目前还带有上世纪传统文学意识的惯性状态，欠缺包容性的文化战略眼光和开放的文学观念，对诗歌的新生力量缺乏扶持、奖掖及客观的接纳姿态，自然的便与体制之外的诗歌写作缺少必要的沟通与对话。只管经济效益，不问文化精神，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症候。面对这种困境，同安诗人与现行传统文学体制基本处于脱节状态，很难指望也不可能挤进去从中分一杯羹。正因为如此，平日忙于八小时工作的同安诗人，呈现出离散化、边缘化、体制外的处境。因而，诗歌同安与留下孤独的历史背影的文化同安一样，只能是孤单奋战，孤芳自赏。但具有独立性、自由性和自发性。从《同安诗人诗选》展现的风貌可见，同安诗歌其实具有一定的潜力和实力，尽管目前在诗坛上的影响力还不太明显，但在独立自足的探索中一路蜿蜒走来也一路收获。在一个市场化、功利化日趋突显的消费时代，当代的同安诗歌哪怕始终游历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但依然如地下的火种，以倔强的姿态生长和蔓延着。诗人们坚定走自己的路，坚持开放、宽容和自主性的立场，坚守着自己的内心生活，并未轻意放弃灵魂深处的审美诉求和对精神家园的诗性守望。诗人们纠集团结成一个诗歌方阵，这是诗歌（文化）的幸运，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幸运。这在厦门、闽南乃至福建诗歌文化版图上，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一个点、一个写作群体，我敢断言，这是一种带有精神地理学意义的文化现象。

二、“同安诗群”的艺术追求和特质片谈

应该承认，笔者对同安的历史文化虽然有些感性认识，但随着社会发生转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今天同安的了解还是知之甚少。至于同安诗人之所以引起笔者的关注，缘于数年前为《厦门青年诗人诗选》写了篇评论，方知这里有像庄永庆、张小云、宋永贤（浦溪）这样已具备相当优势和实力的诗人，也有崭露头角的、更为年轻的诗人猎人、纪宏毅、洪凌飞等。而今，当19位同安诗人的作品以集束性的方式接通我的视线，让我目不暇接的同时，仿佛看到他们跃然欲飞的身姿。我甚至感受到，这是属于跨越时空维度的心灵对话，交织于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记忆与生存现场之间，既能感受到诗人个体在历史急剧转变中恍然若失的心灵世界，又能感受到诗人隐退历史与记忆中寻求灵魂的安抚与释放，庶几呈现了当下同安诗群创作的品格和大致风貌。无论是诗人心灵地理的空间与情感展示，还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中跳跃的生命音符，抑或是表达对人生幸福与苦难的理解，都是对精神家园的诗性守望，都在证明诗歌可以为平淡的人生插上梦的翅膀。尽管这些作品。千差万别，难以归类，唯其如此，才显得更有意味，也更能展示出生活与诗歌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元化。诗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群体或个人而言，他首先必须作为有异于人的艺术个体，方拥有条件参加这场无休止的竞争。”（谢冕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具体诗歌文本中去窥视诗人们的艺术追求和特质。

“天地浑然 柔美的光芒／召唤那些沉睡已久的情愫／包容一切 抚慰万物／于无言中删去大地上多余的细节／将大美隐入夜的怀中∥今夜 在千里之外／月光飘浮 天堂洞开／那些曾经美丽的花朵／瞬间开遍天涯”。可以想象，庄永庆在《一样的月光》中写下如此清澈的诗句时，他的内心，应该是弥漫着一片温柔的。当原始的“月光”被现代化或现代都市斑斓的欲望所遮蔽，在千里之外的原野上，在月光的映照下，聆听自然的天籁，如大美无言，大音稀声，却能让“天堂洞开”。咀嚼着奇妙的感觉，走向那澄明的境界，当缤纷的文字转换成自在而浑然的世界，并与诗人互动会心时，便创造出诗语之美。这与诗人的禀性、天赋和才情有关，也是诗人笔下自然流露而出的别样风情。老子曰：道法自然。写诗亦然。从语言的自然到题材的自然驾驭，诗人往往是大自然最执着的钟情者。从“在梦里浸透芬芳”的《莲的另一种情态》，到“在尘嚣之外独自明亮”的《一面湖水》，从“行走他乡的人／体内传来木头断裂的声音”的《风中》，到“一如春宵”听到花开的声音的《冬夜》，从雪的降临、山顶的鹰、拉萨的吟唱，到在异域风情中触摸蔚蓝、感受瀑布、走过巴黎……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然的虔诚。诗意盎然的“温柔的倾诉”也好，点燃激情的“凄美的绝唱”也罢，都是诗人心灵的诉求，让诗人在自然中表现得逍遥而拘谨。庄永庆善于通过诗歌在某种独特体验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自然意象群落，以此突显主体意识色彩，形成自身的写作特色。当然，他笔下的自然风物不只是一种艺术表达的元素，诗人的情思意蕴、精神品格和生命追求，都在自然的描绘中通过语言的命名与巧妙安排，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寄托对于生命的追问与思考、内心的疼痛与念想，乃至完成对于生命的超越。或者说，他善于在平静中建立某个完整的意象，找到适宜于自己表达的空间，让自我情性与心境的营造，映现出一种特别的美学境界。诚然，作为同安诗群当之无愧的领头人，他在艺术探索之路上还可以走向更远更广的意域，期待他拿出更多更大气更有含金量的诗作来。

当我的视线转移到张小云诗歌呈现的文本样式，一种异样的感觉扑面而来。他忽儿《左转右转或向南向北》，忽儿“痛痛快快的按响喇叭”《鸣笛》，飘忽的诗绪意向正如诗人生动的自喻，是“一头烈日下的蛇，出洞后便在海边飘荡，背景是火红的天幕。先入水，然后，蹭上沙岸，横贯陆地，从前线开始，行走、穿梭、攀爬……”如此的“折腾”，给人最直观的感觉是戏谑化与谐趣感的语言表达。与其说他借助文学形式进行意义表达，不如说在实验他所谓的中国式的“类型主义”诗歌。其实，他是想从最基本的语言方式或口语入手，企图反拔诗歌过于正经或故作高雅的所谓“雅”，纳入流行或时尚元素的“俗”，这种带有戏谑化的“荒诞”，一旦太过放纵而失去了意义的指向，剩下的可能只是一堆苍白无力的文字符号。但张小云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精神渴求，在其诗中，大多是天马行空式地调遣文字，有时甚至打破了观念中汉语的修饰规范或携带某种芜杂的经验入诗。我曾指出其诗有点小孩式的淘气天真，也有戏剧性描述的传达等特点。“女兵们在向自己敬礼∕一个个都是自己的臣民∕风从每一个角落吹来∕空气洁净得叮咚脆响∕她们诱人的胸脯似地上的冬菇温柔地敷在脸上∕幸福从她们的毛孔照射过来∕照得你容光焕发”（《第三时代》）。其诗不仅有凡俗生活情趣的表述，更有对现实关注和个体成长的诗性呈现。“眼看着射中了∕却见那金色苍蝇轻身浮起∕估计到小鸟的射程够不着它时∕天啊，金色苍蝇轻轻落在那枞芦荟尖上∕依然一动不动”（《够不着》）。至于像《人民》一诗，则让人想起雷平阳那首引起广泛争议的《澜沧江在云南艺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名词的简单叠加，毫无诗意可言，有的是人文资料不厌其烦的罗列。这样的极端写作只能当做实验，不可重复。坦白地说，张小云诗歌的实验性精神是“有意思”的，但实验固然可以自由敞开，也是一种带有极端的冒险。如何坚守在自己的生活现场，在克制情感中审慎地引入“思”的制衡，并自觉地确立起清晰的方向感，值得斟酌。

徘徊于城市化与乡土化之间，诗人们往往处于双重的尴尬之中。有心的诗人总是试图超越人生的困惑，从生活的琐碎杂驳采撷诗性的光芒来照亮生存的荒漠。“在无方向的方向里∕我站在斑马线上∕背念着刚刚打听到的地名∕红绿灯很像老家不同季节的水中之月”（《我——城市盲流》）。浦溪（宋永贤）并非那种一看就让人震撼的诗人，却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诗人。他的诗有一种沉静的、徐缓的、如拉家常的格调或称气味，不激越、不造势、不高亢，诗如其名，俨然涓涓溪水潺潺流动，一种漫卷轻悠的态势，携带着一份幽默的谐趣款款浸过读者心田。他似乎十分擅长于用诗歌来讲述人生故事，无论叙事状人、怀旧回忆，还是叹息时光流逝，叹惋人生无常，叹感平常风物，其笔下的人事风情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他得益于乡土的滋润，即便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乡土已日益缩小，甚至成为《没有稻香的村庄》，但对根性的认同，依然在诗人梦里漫游。“麦子以前写作文时∕描写家乡的小溪∕像一条白玉带在彩云下飘动∕麦子小时候喜欢光着屁股∕在溪水里泅水、捞虾、摸螺”（《麦子》），朴素、安宁而生动的乡村画面，与喧闹竞争的城市形成强烈的反照，勾连起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感同身受。这种建立在个人经历的体验和感悟之上的诗性呈现，使他避开了自恋的狭隘天地，体现出一种安然淡定的气度，或造成一种波澜不惊的效果。当然，怎样更有力地锲入日常生活的根本，避免落入俗常的困境，在回望乡土中将对世态人生的叙写升华到追问生命境界的向度，对浦溪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

在同安诗人群体中，猎人是一位“积极分子”，他的第一部诗集《旷野中跳跃》早已拜读过，其诗其人已溶入我储存的记忆磁盘里。但“猎人轶事”却是首次从浦溪的诗中见识到，原来他有那么多或弯或直的、有意思的轶闻趣事。譬如“他有一个当空姐的红颜知已”，单这一点浪漫情怀就足以令人刮目。有趣的是，“猎人说话直∕他说话跟写文章相反从不修辞。”其实，写文章写诗也是一种“说话”，一种发言。当然，为人要直，为文要曲，这是写作者最基本的精神品质。那么，自认为喜欢“在时间、空间和命运的三维坐标中”思考人类的生存走向的猎人，是如何在敞开中抵达他阐明自身的地方呢？那应是对存在的抚摸、谛听和沉思。“时间如一条狼狗∕啃尽我的骨头∕剩下影子∕被光明驱赶又被黑夜吞没∥裹脚 摇摇摆摆∕形象∕始终立不起来∥我来不及披上寿衣∕墓碑早已腐朽”（《被时间驱逐的生命》）。全诗仅有九行，内敛而节制的话语，道出了时间意识的形成与生命意识的觉醒，人生仿佛时间之流中“被光明驱赶又被黑夜吞没”的影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是人生的主角，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指向，支配着人们对存在的感应。而存在只是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河中的某一瞬间，只有把握住瞬间才能把握住存在的本相。猎人在诗中呈现出生命中最敏感之痛的自我观照，面对时间和生命，面对存在的局限，被时间放逐的生命，裸露出最彻底的本色。这并非救赎，也非绝望，而是一种彻悟。猎人已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在“不言不语的高地面对苍茫的宇宙”，走向新的高度，那是“决定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每一个生命本身就是一首诗。因而，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追求和精神。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在特定的时代里，其意义总是指向“已成为使一个人仍然能够成为人的最后的场所”（克里玛语）。在卢卡奇看来，生活的全部内容只能在成为美学的时候，才能不被扼杀。艺术代表着所有革命的终极目标，即个体的自由和幸福。可见，人要获得主体的解放和自由，是无法离开审美的以及作为审美形式的文学艺术。同安诗群的作者之所以在坚守中把诗歌精神内化到每一个人诗人的心里，更多的想通过自己的写作，重新唤起人们对当下生活的真切期待和未来愿景的想象，哪怕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不尽相同。对于年逾半百而知天命之年的苏文田来说，渴望的是有知音共享美好记忆：“悠悠岁月写人生，坦坦胸怀抒真情。”对于60后的诗人而言，陈建中企冀“记下了那些令我们迷恋的每一瞬间，希望能给脆弱而空虚的心灵带来一点点慰藉和鼓舞。”生于80后的诗人洪凌飞坦言，“我只信仰真、善、美。一切主义和我无关！我的诗不是线性的，可以推理的。它只忠诚于生命本真的饥渴！”另一位80后女性诗人蓝郁自言不为写诗而写诗，只写自己真实的心灵颤动，“握住每一次内心世界激起的反响”。而作为目前同安诗群主体或中坚的力量70后诗人，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则为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生存境况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证据。女诗人茗兰（陈明兰）说，“许多时候诗歌成了我疗伤的药剂，在痛得歇斯底里、无尽绝望时，只有诗靠近我，一点一点取代我的忧伤。”王真管则干脆把诗喻为红色的酒、血和玫瑰，可以让人痴狂、沸腾、沉沦。纪宏毅所认为的诗歌，“是经济大潮中残存的一片孤岛。可贵的唯有坚持。”

让我们对这些诗人及其作品做一番勾勒式的逡巡吧。在他们的诗作中，既有关于乡情、亲情、爱情的吟唱，又有将笔触从自我挪向外在的世界，关注社会、历史和所处的时代，也有揭示自我隐秘或内在奥秘的、乃至超越时空间的人性关怀。纪宏毅诗歌大多围绕爱、故乡、历史这三个关键词展开，于是人、事、物、景成了他咏叹的对象。其诗质朴明朗，活泼清新，常常借某个对象寄托来表达自己或喜或忧的主观情感。透过他的诗篇我们看到诗人躁动的激情下呈露的灵魂。他时而通过《五彩蝶》的忧伤抒写，去回忆《离别的夜晚》那种“如庄稼般疯长”的爱情，当“听到花开的声音”，则在《冬夜的思念》中发现“记忆和音乐总是潮湿的∕而你的繁华或凋零∕都将温暖着我的余生”。时而走向历史文化的长廊，调侃《游侠李白》，即便是《捧读屈子》《灯下读李煜》也是尽情漫想。最耐人寻味的是其笔下的《美人》，演绎的是一种“殷红的血滴在草叶上∕很快长成了刻骨的传说”，读之令人扼腕慨叹。至于他诗中“故乡”风情里呈现的那些古铜色的名字：农民、父亲连同那金色麦穗，传达的情感则给人带来一份真挚而别样的抚慰。然而，如何处理好情感表达与语言张力之间的对应，尚须琢磨。王真管激情四射的律动宛若《快乐的未央草》，有时在笑声中萌芽生长，有时“深沉就像深渊”。一首《永远的情人》，让“诗在发隙中徘徊∕歌在手指尖流动。”他善于把现代意识融入个人生命体验中，诉诸于丰富的感性，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郑则仁诗歌大开大合，对历史风云的涵纳、对时代生活的敏感和对寻常事物的发掘，源自于“心灵的探索，生命的感悟。”他意识到“平静地∕切入∕事物的内心”或“虚无∕由事物的内心∕切入平静。”这是一种境界，如能诗意地抵达，自然就“踏上优美的征途。”阡陌（王艺串）以《流浪者》的姿态，让“最强烈的渴望由体内诞生”，她是在用诗性的心灵诉求书写不同时态、不同生存空间的人生感慨。像《一棵春天的树》，他“一只手按着心跳∕另一只手按住春风。”洪根盛诗歌具有一种内醒意识。他视文字为友，充满温雅之情中隐约透出一种忧伤美。“在岁月的罐子里∕我是一枚忧郁的茶叶”，“既然注定了煎熬∕就让我瘦出风骨∕……舒展倦容∕释放一缕热腾腾的启迪”。他的诗句便是理解其诗的最佳注释。王火炬诗歌把焦聚点着眼于乡村风情和校园生涯，写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内心感受。其诗句子短促简朴，平中见奇，有声有色，颇为传神。“踱步的老人∕叨着烟斗∕啪嗒一声∕呼出大片氤氲的黄昏”（《乡村夜色随写》）。在他看来，宁静最美、平淡最真。无疑的，这是诗歌写作的一种独特追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土。令人欣慰的是，两位80后诗人洪凌飞、海约（彭志约）均为地道的同安人，面对都市五光十色的诱惑，他们并未目迷五色，却在不同程度上把笔力倾注于自己的“出生地”。这是一种诗歌精神的体认。写作既是精神的远游，也是灵魂的回家。只有把故土的根须愈扎愈深，心才能伸延至远方。“黄墙黑瓦∕半掩的木门∕隔开淡定与浮华∕几杆绿竹婆娑∕月季一丛吐尽芳华∕黑裤 蓝衫∕老太太侧扶着门扇∕安静的眼神∕把身后的影子拉得更长∕也拉长了远去的青石板路∕和远处西斜的残阳”。这是洪凌飞笔下的《剪影》。诗作固然短小，却是有根的。我们读到的分明是一幅画，静静的定格映照出的是乡土的精神镜像，如此平常淡然，却令人难以释怀。这个“剪影”为诗歌重新介入现实提供了一种可能。洪凌飞擅长以小写大，以简单写复杂，他拒绝蒙蔽视听的所谓“道理”，灵动地用自己的感官去拥抱世界而后变成诗歌。或者说，他不作空洞的抒情，而是扎根于那些细微的感受，去获得一种真切的感受。他《感谢现实》，无论写乡情、亲情或爱情，都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和观察，呈示出带有精神地理学特征的诗歌，展现出大地质朴的容颜和诗人对生命及故土的朴素理解。海约诗歌同样以“直面现实，直面内心”作为精神书写的出发点，他既在现实的观照中、在故乡的绿荫下顾盼，又以新潮者的姿态登场。他的诗歌视角常常以有限的、具体的、细小的幽径，通达人心之《道》：“简单的一个字被我拆解成∕无数竖立的门∕我从一只蚂蚁的身上∕闯入‘无’的迷阵∕桃花株株，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我徘徊于万物内外∕寻求穿墙术的秘诀”。《梅花桩》《玉器》《钱孔》《玻璃》等诗作，由外入内，机敏洞达，“恍惚”的诗绪自有别具匠心的旨趣。当今依然活跃于中国诗坛的60后诗人大多为实力派“骚客”。陈建中虽偏居一隅，却不失实力派诗人的风采。在“伤逝”与“梦旅”的交织纠缠的路上，伴随着回忆的流程，浸淫在“痛并快乐”之中，“想象是一只夜蝙蝠∕穿梭在如织的烟霭中∕有时心中暗自喝彩”（《夜蝙蝠》）。诗人对那些稍纵即逝的情绪、那些触动心灵深处的微妙感觉、那些令自己迷恋或怀想的瞬间，加以精心的捕捉和记录。“时光之矢∕在视网交错中∕纷纷坠落”（《河岸·时光》）。这种真实而细致的意绪一旦洞开如蓓蕾乍放并凝成为诗，个人的灵魂就找到了出口，形成为心灵的自我安抚。因为“裸露∕是月下唯一的心情”（《月下的心情》）。陈建中诗歌充盈着对世事人情的洞察与情愫，呈显出较为自然真切的状态，那是一种探测内心的关照或方式。相对于以上年轻的诗人而言，作为“大龄者”的苏文田，可能与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处境、成长经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有关，倾向于表现宏大叙事的题材，在表达方式上多直抒胸臆，有感而发，并强调写作的社会责任感。这当可视为这一代人的精神存照。

行文至此，该来个急转弯了。让我们走近同安诗群中五位年轻的女性诗人所展示的精神空间和情感世界吧。笔名为千古一爱的茗兰（陈明兰），总是在“离家”与“返乡”的路上翻阅着时光，感叹着岁月的脚印，但难忘的故乡情结始终挥之不去。当远走他乡成为一种选择，边缘心态便成为她观察事物和观照内心的一种视角。这种生命形态自然会导致她回望那远离的故乡和一切美好的事物。“栖居在菜园的凉风，沉甸甸的思念∕总也放不下，身后的篱笆墙∕犹在数落着竹林，一声又一声∕温热已久的姓名仿佛乡村的胎记”（《乡村的清晨》）。是啊，“多么显目，多么鲜艳”！其实，像《小木屋》这样的长诗才是其才情淋漓展示的诗意居所。驻足倾听她用内心密码律动的诗句，从那些浸润骨血的文字中，似乎看到她精神空间里汹涌的涛声和浪花，在诗歌中轻盈而深情地舞蹈和飞扬。“我是一座小木屋，亮晶晶的∕小木屋，我是水做的骨肉∕有着大海的胸襟∕鹭鸶鸥鸟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一千只悄绽的鸣叫，一千只透明的呼唤∕把我的阴郁连根拔起”。冰苇把聚焦点集中在亲情与爱情的抒写中，情感较为细腻且真挚动人。“睡梦里总是张贴着寻人启事∕寻找已多年杳无音信的您∕渴望温暖着您的爱与善良∕世界遗我以一片苍凉沉寂∕路灯昏暗∕拉长我伶仃而疲惫的身影∕终于有人向我走来∕告诉我您很好∕正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安享着夕阳与山色∕他轻轻地把我拥入怀中∕任我泪流满面”（《思痛父亲》）。读着令人顿生难以言喻莫名的感动，也泛起一份沉重感。情感是诗歌写作永恒的主题，但易写难工。如何回避一般化的表述，突破囿于传统的手法，选择更有感染力和动人心魄的意象或细节来加以深刻的传达，揭示富有人性美的内心隐秘和情感微妙的潜质，似是一道难题，需要我们共同面对。读叶羡旋的诗，一种奇特的陌生感迎面而来。她看似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却自有其内在肌理。这种可贵的潜质，如她在《水仙花下》写的“立在低处，角度更丰富∕似乎水仙更加按奈不住∕僵硬的思绪开始柔软∕绿色摇曳中，春∕半开半合”。她喜欢贴近大地低飞，将个人内心体验与现实和岁月有效地沟通起来，以时而飘逸时而凝重的笔触，以或轻盈或深沉的情思，如“飞舞弹性而富有乐感”的旋律，渐次地抖开其独特的精神空间里的物语心语，她向我们传递的是梦呓般的灵魂秘密，并渲染出一种音乐般坦然表白的精神特质。颜芳春拔动的是一种纯真中带着凝思、叹惜中带着温暖、清澈中带着期待的诗歌之音。她喜欢在灵魂和栖息地独语，也喜欢在守候和渴望中冥想。一首《舞》，让人多少窥视到她内心纠结、复杂而汹涌的情感世界，缤纷的意象在充满动感中，像《苏醒的春天》一样，有如《透过我的海看你的流动》，景语即为情语，那是心之舞蹈情之舞蹈生之舞蹈。让我惊讶的是，80后的蓝郁，与两位同龄者洪凌飞、海约有着许多不谋而合的共同点，即他（她）们都拥有自己的根据地，热衷于写自己所熟悉的故乡或往事。一个诗人，如果没有灵魂扎根的地方，没有精神的来源地，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反之，一个不懂得寻找根据地的人，只能盲目地跟风跑随大流，写下的充其量是一些公共的感受罢了，终究难以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蓝郁是一位颇有见地的年轻女性，她对诗歌的认识也很特别，认为“诗歌是对感觉的理解，这个诗歌世界的状态是这样的：没有固定的意义边界，有的仿佛只是词语的边界和身体的边界。所隐匿的仿佛是出没于外在现实世界中的身影，诗歌中透露出一种内在的冲突力量或创造的未完成状态。”她喜欢倾吐隐秘于自己心中的悲欢，写自己真实的心灵颤动的东西。读她的《故乡的海》《夜晚》《想起稻谷场》等诗篇，那些场景、那些话语、那些细节，仿佛牵引和诱惑着我走进一个童话般的神奇世界里，蓝郁诗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点燃引爆的幸福感，随着文字的跃然跳荡，生活和世界似乎在瞬间缤纷起来。她的诗歌魅力在于铺就一条通往回家的路上，隐含对于故乡和生命的感怀。每一个踏上这条路的人，一旦握住内心世界激起的反响，都能真正地拥抱诗歌。当然，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忠于自己真实体验的诗歌艺术精神。蓝郁很年轻，她脚下的路相当宽广绵长。假以时日，相信她会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三、“同安诗群”面临的问题与期待管见

《同安诗人诗选》的问世，堪称是一种力量的展示。尽管坚定的步伐留下了些许轻浅和不足，整体作品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有的显示了作者娴熟的写作技巧，可圈可点之处可以发现有很好的语言和感觉；个别作品乏善可陈，直白的语言与简单的构思妨碍了诗意的生成。在诗歌日渐边缘化的今天，如今的汉语诗歌遭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明显。这对于同安诗群同样不可避免。如何整合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复杂关系，对西方现代诗从借鉴模仿到加以审视中突显自身的中国特色，让汉语诗歌在对接断裂的血脉中重新激活起文化记忆；如何在时代、现实和审美之间寻找到浑然交融的坐标点，不断强化历史意识和生存命名能力，从而表达出对具体历史语境的个人化理解乃至诗之精神；如何解决个人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对应以及对立的困挠，以个体的人性人本的情怀和心灵与人类的普遍精神互通和共鸣，让诗歌成为创造更加自由的空间和精神展示的平台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逼视着我们加以有效的应对。就此而言，同安诗群的同仁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存在的三个不容忽视的具体问题：

一是怎样突破局囿于表层和个人的情感，以更开阔的视野深入事物的内部（本质），从俗世中走出来，向灵魂里走进去，避免诗歌的内在品质和外在风貌流于平淡而缺乏一种新奇与深刻、厚重与大气；二是怎样通过自己的话语实践，找到坚实的精神基点，找到诗人自己的“根据地”，然后一手链接传统，一手大胆进行先锋性或实验性的探索，力求对诗歌从艺术形式、内在意蕴和个性风格诸多方面展开多样化多方位的拓植。唯其如此，才有足够的潜力打破思维与感觉的壁垒，书写出具有精气神、且闪烁着艺术魅力的奇诗佳作来。再者是，作为一个诗歌写作群体，有必要集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向外突围，拓宽疆域，寻找打通与外界更为广泛的交流和联系的渠道，主动参与并汇入到当代诗歌文化建设的潮流中，即以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参与到千奇百怪的诗歌竞争场，哪怕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以便引起当代诗坛的热切关注和重视。

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同安诗群的诗人们，以一种更新的精神姿态，“打捞起一些发烫的汉字”（庄永庆诗句），让诗歌的在场更加绚丽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