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冷知识：两位将军两条路

通州区的诸多城市道路中有两条路的路名格外醒目，一条是位于运河边，与北运河近乎平行的赵登禹大街；另一条是位于通州老城区南北走向的佟麟阁街。就像中心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一样，通州区的这两条路也是为了纪念两位抗战英烈，同样历史悠久。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走在路上，不忘其背后承载着的中国军民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两条道路曾多次更名

从地铁六号线北运河西站C口沿着玉带河东街向西行走，第一个路口向北就进入赵登禹大街了。这条大街是以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一条比较倾斜的道路，与旁边流淌的北运河近乎平行。道路东侧的现代商务楼内，包括复地金融中心、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营业部、合景·悠方天地购物中心等，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之一；道路西侧是西上园和中上园两个居民小区，此外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也在赵登禹大街西侧，前身是清朝光绪年间创办的“东关初等小学堂”，这是一所百年老学校，刚刚度过了120岁生日。另外，赵登禹大街也便利了周围市民通行，从上营大桥来的居民可以通过这条道路直接驶上新华东街。

佟麟阁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从玉带河东街一直向南延伸到新华东街与新华西街的交叉口，这里是老城区。如今这里看不到标有“佟麟阁街”的路牌，但是路边的公交站站名还是提醒着来往行人，这条大街承载着不一样的故事。潞河医院、红旗厂等通州人的集体记忆分列在佟麟阁街两侧；米开Town文创园、北京ONE等现代建筑则见证着日新月异的发展。

这两条路的路名由来很直接，就是纪念佟麟阁与赵登禹两位抗日名将，均命名于194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随着岁月变迁，两条道路经历了命名、扩建、改名等过程，其中赵登禹大街伴随着周边地区改造一度消失，不过最终再次出现在了通州的地图上。

先说赵登禹大街。这条路其实在明代就有，那时的通州漕运通济，已成为漕粮物资等北上进京的第一站，所以大量的珍稀物资在通州市场上都能看到，而当时的赵登禹大街不仅是售卖这些物资的场所，更是储存的仓库。同时这条与北运河平行的街道，因地处通州城东关，且街道自东门向南，被称为东关大街。1946年，通县百姓为缅怀赵登禹，将东关大街更名为赵登禹大街。1981年，依《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不以人名为地名的原则，复名东关大街。

佟麟阁街同样如此。清代时，其南段为自新城南门进入西仓(今北方精密机械厂）的仓道，因位于新城南门内，曾称十字街。清光绪三十一年，由马玉昆主持将大街向北延伸，开路至新城北街（今中山大街）。1946年为纪念抗日将领佟麟阁，将这条街道命名为佟麟阁街。1955年延至新华大街。上世纪七十年代与新华北街、新城南路统称为人民路，将佟麟阁街南段并入，1980年潞河医院扩建时，将佟麟阁街囊括其中而消失。1981年，因现街道在新华大街之南，命名为新华南街，并与新城南路相连。全长800米，宽30米，车行道宽14米，两侧设行人步道于绿荫之中。

后世没有忘记两位抗日名将的功勋。1985年10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为缅怀在抗日战争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佟麟阁、赵登禹将军，经县人大、县政协提议，县政府同意，报市地名领导小组批准，将新华南街更名为佟麟阁街，以恢复因旧城改造而消失的佟麟阁街之名，东关大街向南的主街道，恢复赵登禹大街名称，以示后人。

不过赵登禹大街之后又经历变化。2009年随着上营棚户区的拆迁改造，赵登禹大街随即消失。到了2015年8月，赵登禹大街正式亮相，这一次它成为通州新城核心区的一条南北向重要通道，同时也是该区域内首条通车的新建道路，强化新华大街、故城东路、玉带河大街等城市主干路间的联系。

路名背后的历史渊源

同一个城市有两对路名一样的道路，这是完美的历史巧合。1946年道路命名时，现在的北京市通州区叫通县，归属河北省管辖，两地都在缅怀这两位抗日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或许跟通州关系不大，但是他们所属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曾经驻扎在通州附近，甚至与抗战初期爆发的通州起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5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10月，侵华日军指使河北省香河县汉奸暴动，占领县城，非法组织伪自治政府。11月，又策动各地汉奸推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这时，充任蓟密、滦榆两区专员的殷汝耕网罗通县、顺义、密云、昌平、唐山、宝坻等9地区的所谓“36友”，迫不及待地于11月在通州文庙挂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升起“红黄蓝白黑”五色傀儡旗帜，诡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

殷汝耕自任伪政府政务长官，由他的亲信池宗墨任伪政府秘书长，统辖冀东通县、香河、三河、昌平、怀柔、顺义、平谷等22县及唐山市、秦皇岛港。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并设有保安队4支，有万余人，分驻通州、顺义、唐山等地，并有教导队常驻通县。日军则在通州设立以细木繁为头目的特务机关，并在伪政府各厅、局、保安队及各县安插“日本顾问”，在通州、唐山还分别设立日本领事馆。从此，殷氏卖国政府与侵华日军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狐假虎威，奴役百姓。他们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竭力推行奴化教育，疯狂实行法西斯专政，将冀东人民置身于亡国奴的水深火热之中。殷汝耕的叛国，侵华日军之暴行，激起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以至殷汝耕“每日接到全国各地抗议书、唾骂信等不下数百件”。

不过殷汝耕的伪政府中还是有心系家国的有识之士，在伪政府中担任保安队队长的张庆余和张砚田就是代表。他们两人本是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的队长，听命于曾经的河北省主席、第51军军长于学忠。1935年，第51军奉命开往西北，由于特警总队不算正规军所以没有一同前往，临行前于学忠曾密召张庆余和张砚田，要求他们“好好训练部队，以待后命。”也就是在这一年，汉奸殷汝耕在通州建立伪政府，张庆余和张砚田的特警总队被编成保安队。身在伪政府，眼里却看着日军和伪政府官员日日欺压百姓，心中愤愤不平，但是也只能忍辱负重。

时间来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进一步激发了爱国力量的抗日斗志，另外驻扎在北平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奋勇抵抗。据通州本土作家王陆昕介绍，当时通州的南城外就有一支29军的部队，而且通州处于敌后，也是日军运输的重要通道，正是由于29军这支部队的驻守，使这条交通要道处于断绝状态。

当得知城外有29军的部队后，张庆余和张砚田立刻派遣心腹与之取得联系，并向第29军37师师长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待我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冯治安嘱咐说，可委派心腹人员与29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张樾亭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

然而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仅20天后，即27日凌晨3时，日军突然出现在通州城南的城墙上，向第29军驻地（城南菩萨庙、火车站）开炮，遭到第29军将士迎头还击。日寇出动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多次向日军飞机展示傀儡政权的旗帜，仍惨遭轰炸。保安队被激怒，也开始用机枪向前来轰炸的飞机进行扫射。

7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29军，并令保安队配合日军行动。但是驻扎在通县旧城南门外的冀东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他们对空放枪，放走29军驻通官兵。残忍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这一事情激怒了本不甘心当汉奸、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认为部队起义时机已到，决定于7月28日夜里12时在通县起义。起义外指挥机关设在通州北关岳庄的吕祖祠，内指挥机关设在通县东大街保安队指挥部。张庆余对起义进行了精心部署：第二总队派兵把守城关各路口、邮电局、各机关；教导总队负责解决车站日本警备班和警戒增援之敌；第一总队兵分三路突袭日寇守备队、敌伪机关等。

29日拂晓，通州城内枪声大作，起义战斗打响。队伍按照战前部署，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包围冀东伪政府，活捉了殷汝耕。战斗一直持续到29日上午10点，由于日军派空中力量支援，起义力量寡不敌众，只能撤退。

不忘英烈铮铮铁骨

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的佟麟阁是我国抗日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11年，佟麟阁投笔从戎，在冯玉祥部下历任排、连、营、团、旅、师长等职，因治军有方，屡屡晋职，1935年初，提拔任29军副军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在全军干部动员会议上慷慨陈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身者轻，而系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他以军部的名义向驻守卢沟桥的110旅旅长何基沣下达坚决抵抗的命令。7月28日晨，日军集中兵力向南苑发起猖狂的进攻。佟麟阁将军亲临前线，指挥部队英勇抗击。中午时分，佟麟阁率部队到大红门，继续与日寇苦战，在腿部中弹的严峻情况下，不顾包扎伤口，坚持指挥战斗，在遭敌机狂轰滥炸之时，不幸头部受重伤，壮烈殉国。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兰涧沟坡地上。

赵登禹出生于山东省菏泽。1914年在陕西冯玉祥陆军第16混成旅入伍。以后，由传令兵逐级晋升。1933年3月，著名的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率领部队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因战功卓著升任132师师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32师奉命开赴北平近郊，7月27日到达南苑。28日，在指挥卫队旅和大学生军训团向大红门一带集结准备反击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时年39岁。

赵登禹殉国后，国共双方都对其作出积极评价。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摄影 常鸣（部分照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