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冷知识:两位将军两条路
发布时间:2025-06-09 12:25 浏览量:2
通州区的诸多城市道路中有两条路的路名格外醒目,一条是位于运河边,与北运河近乎平行的赵登禹大街;另一条是位于通州老城区南北走向的佟麟阁街。就像中心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一样,通州区的这两条路也是为了纪念两位抗战英烈,同样历史悠久。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走在路上,不忘其背后承载着的中国军民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两条道路曾多次更名
从地铁六号线北运河西站C口沿着玉带河东街向西行走,第一个路口向北就进入赵登禹大街了。这条大街是以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一条比较倾斜的道路,与旁边流淌的北运河近乎平行。道路东侧的现代商务楼内,包括复地金融中心、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营业部、合景·悠方天地购物中心等,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之一;道路西侧是西上园和中上园两个居民小区,此外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也在赵登禹大街西侧,前身是清朝光绪年间创办的“东关初等小学堂”,这是一所百年老学校,刚刚度过了120岁生日。另外,赵登禹大街也便利了周围市民通行,从上营大桥来的居民可以通过这条道路直接驶上新华东街。
佟麟阁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从玉带河东街一直向南延伸到新华东街与新华西街的交叉口,这里是老城区。如今这里看不到标有“佟麟阁街”的路牌,但是路边的公交站站名还是提醒着来往行人,这条大街承载着不一样的故事。潞河医院、红旗厂等通州人的集体记忆分列在佟麟阁街两侧;米开Town文创园、北京ONE等现代建筑则见证着日新月异的发展。
这两条路的路名由来很直接,就是纪念佟麟阁与赵登禹两位抗日名将,均命名于194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随着岁月变迁,两条道路经历了命名、扩建、改名等过程,其中赵登禹大街伴随着周边地区改造一度消失,不过最终再次出现在了通州的地图上。
先说赵登禹大街。这条路其实在明代就有,那时的通州漕运通济,已成为漕粮物资等北上进京的第一站,所以大量的珍稀物资在通州市场上都能看到,而当时的赵登禹大街不仅是售卖这些物资的场所,更是储存的仓库。同时这条与北运河平行的街道,因地处通州城东关,且街道自东门向南,被称为东关大街。1946年,通县百姓为缅怀赵登禹,将东关大街更名为赵登禹大街。1981年,依《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不以人名为地名的原则,复名东关大街。
佟麟阁街同样如此。清代时,其南段为自新城南门进入西仓(今北方精密机械厂)的仓道,因位于新城南门内,曾称十字街。清光绪三十一年,由马玉昆主持将大街向北延伸,开路至新城北街(今中山大街)。1946年为纪念抗日将领佟麟阁,将这条街道命名为佟麟阁街。1955年延至新华大街。上世纪七十年代与新华北街、新城南路统称为人民路,将佟麟阁街南段并入,1980年潞河医院扩建时,将佟麟阁街囊括其中而消失。1981年,因现街道在新华大街之南,命名为新华南街,并与新城南路相连。全长800米,宽30米,车行道宽14米,两侧设行人步道于绿荫之中。
后世没有忘记两位抗日名将的功勋。1985年10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为缅怀在抗日战争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佟麟阁、赵登禹将军,经县人大、县政协提议,县政府同意,报市地名领导小组批准,将新华南街更名为佟麟阁街,以恢复因旧城改造而消失的佟麟阁街之名,东关大街向南的主街道,恢复赵登禹大街名称,以示后人。
不过赵登禹大街之后又经历变化。2009年随着上营棚户区的拆迁改造,赵登禹大街随即消失。到了2015年8月,赵登禹大街正式亮相,这一次它成为通州新城核心区的一条南北向重要通道,同时也是该区域内首条通车的新建道路,强化新华大街、故城东路、玉带河大街等城市主干路间的联系。
路名背后的历史渊源
同一个城市有两对路名一样的道路,这是完美的历史巧合。1946年道路命名时,现在的北京市通州区叫通县,归属河北省管辖,两地都在缅怀这两位抗日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或许跟通州关系不大,但是他们所属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曾经驻扎在通州附近,甚至与抗战初期爆发的通州起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5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10月,侵华日军指使河北省香河县汉奸暴动,占领县城,非法组织伪自治政府。11月,又策动各地汉奸推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这时,充任蓟密、滦榆两区专员的殷汝耕网罗通县、顺义、密云、昌平、唐山、宝坻等9地区的所谓“36友”,迫不及待地于11月在通州文庙挂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升起“红黄蓝白黑”五色傀儡旗帜,诡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
殷汝耕自任伪政府政务长官,由他的亲信池宗墨任伪政府秘书长,统辖冀东通县、香河、三河、昌平、怀柔、顺义、平谷等22县及唐山市、秦皇岛港。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并设有保安队4支,有万余人,分驻通州、顺义、唐山等地,并有教导队常驻通县。日军则在通州设立以细木繁为头目的特务机关,并在伪政府各厅、局、保安队及各县安插“日本顾问”,在通州、唐山还分别设立日本领事馆。从此,殷氏卖国政府与侵华日军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狐假虎威,奴役百姓。他们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竭力推行奴化教育,疯狂实行法西斯专政,将冀东人民置身于亡国奴的水深火热之中。殷汝耕的叛国,侵华日军之暴行,激起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以至殷汝耕“每日接到全国各地抗议书、唾骂信等不下数百件”。
不过殷汝耕的伪政府中还是有心系家国的有识之士,在伪政府中担任保安队队长的张庆余和张砚田就是代表。他们两人本是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的队长,听命于曾经的河北省主席、第51军军长于学忠。1935年,第51军奉命开往西北,由于特警总队不算正规军所以没有一同前往,临行前于学忠曾密召张庆余和张砚田,要求他们“好好训练部队,以待后命。”也就是在这一年,汉奸殷汝耕在通州建立伪政府,张庆余和张砚田的特警总队被编成保安队。身在伪政府,眼里却看着日军和伪政府官员日日欺压百姓,心中愤愤不平,但是也只能忍辱负重。
时间来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进一步激发了爱国力量的抗日斗志,另外驻扎在北平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奋勇抵抗。据通州本土作家王陆昕介绍,当时通州的南城外就有一支29军的部队,而且通州处于敌后,也是日军运输的重要通道,正是由于29军这支部队的驻守,使这条交通要道处于断绝状态。
当得知城外有29军的部队后,张庆余和张砚田立刻派遣心腹与之取得联系,并向第29军37师师长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待我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冯治安嘱咐说,可委派心腹人员与29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张樾亭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
然而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仅20天后,即27日凌晨3时,日军突然出现在通州城南的城墙上,向第29军驻地(城南菩萨庙、火车站)开炮,遭到第29军将士迎头还击。日寇出动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多次向日军飞机展示傀儡政权的旗帜,仍惨遭轰炸。保安队被激怒,也开始用机枪向前来轰炸的飞机进行扫射。
7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29军,并令保安队配合日军行动。但是驻扎在通县旧城南门外的冀东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他们对空放枪,放走29军驻通官兵。残忍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这一事情激怒了本不甘心当汉奸、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认为部队起义时机已到,决定于7月28日夜里12时在通县起义。起义外指挥机关设在通州北关岳庄的吕祖祠,内指挥机关设在通县东大街保安队指挥部。张庆余对起义进行了精心部署:第二总队派兵把守城关各路口、邮电局、各机关;教导总队负责解决车站日本警备班和警戒增援之敌;第一总队兵分三路突袭日寇守备队、敌伪机关等。
29日拂晓,通州城内枪声大作,起义战斗打响。队伍按照战前部署,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包围冀东伪政府,活捉了殷汝耕。战斗一直持续到29日上午10点,由于日军派空中力量支援,起义力量寡不敌众,只能撤退。
不忘英烈铮铮铁骨
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的佟麟阁是我国抗日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11年,佟麟阁投笔从戎,在冯玉祥部下历任排、连、营、团、旅、师长等职,因治军有方,屡屡晋职,1935年初,提拔任29军副军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在全军干部动员会议上慷慨陈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身者轻,而系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他以军部的名义向驻守卢沟桥的110旅旅长何基沣下达坚决抵抗的命令。7月28日晨,日军集中兵力向南苑发起猖狂的进攻。佟麟阁将军亲临前线,指挥部队英勇抗击。中午时分,佟麟阁率部队到大红门,继续与日寇苦战,在腿部中弹的严峻情况下,不顾包扎伤口,坚持指挥战斗,在遭敌机狂轰滥炸之时,不幸头部受重伤,壮烈殉国。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兰涧沟坡地上。
赵登禹出生于山东省菏泽。1914年在陕西冯玉祥陆军第16混成旅入伍。以后,由传令兵逐级晋升。1933年3月,著名的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率领部队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因战功卓著升任132师师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32师奉命开赴北平近郊,7月27日到达南苑。28日,在指挥卫队旅和大学生军训团向大红门一带集结准备反击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时年39岁。
赵登禹殉国后,国共双方都对其作出积极评价。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摄影 常鸣(部分照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