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敌后战场：反攻前夜

1943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欧洲法西斯战争机器已分崩离析。太平洋战场上，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美军连续取得中途岛和珊瑚海海战的胜利，乘胜在瓜达尔康纳尔岛登陆，给日军以重创，迫使日军逐步转入战略防御。

太平洋战场美军的战略性胜利，对中国战场产生了直接影响。日军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在中国战场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进行更加残忍的“扫荡”、蚕食，对国民党继续进行逼降和诱降，以巩固占领区，迫蒋投降，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的华北和华中抽调兵力驰援太平洋战场，并企图集中兵力打通大陆交通线，建立与东南亚的陆上联系，扭转太平洋战场的战争态势。这样，1943年尽管中国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仍很严重，条件仍然困难，但日军兵力的抽调，相对地减轻了中国敌后战场的压力，有利于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在华北，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明确提出:1943年华北党的基本任务，在于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

以便迎接伟大的新时期之到来。”

为贯彻上述指示精神，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结合自己的特点，以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开展对敌斗争，逐步渡过难关，进人恢复和

再发展时期，为对日反攻作战做好了必要准备。

晋冀鲁豫边区，从1943年开始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时期，敌我双方斗争亦发展到空前尖锐阶段。1943年初，边区各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平原地区变成了游击根据地;山地抗战的游击性增大，作战规模缩小。敌人对根据地频繁“扫荡”，继续加紧边地蚕食，在占领区疯狂掠夺。在冀鲁豫第1军分区，日伪据点、碉堡就有500余处，兵力达2.2万余人。在冀南，日军推行所谓“堡垒封锁”政策，公路沟、墙成网，全长竟达10.4万余里。据点、碉堡与公路、沟墙构成对八路军进行封锁的小格子网。当时，有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八路军武装的困难处境:“日住碉堡下，夜观护路灯，行军必经过，天天闹敌情。”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操纵特务组织与日、伪勾结，大肆散布所谓“曲线救国论”，积极制造摩擦。

为扭转根据地日益缩小的被动局面，制止日伪军的蚕食，晋冀鲁豫边区各根据地加强了对边缘区的斗争和开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他们根据敌进我进的方针，派遣近千支小股部队和武工队，在边缘区和敌占区，进行除奸反特，争取和瓦解日伪军工作，同时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建立秘密群众武装和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经过半年多艰苦灵活的斗争，根据地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太行区至1943年9月底，收复了254个村庄，扩大了6775平方公里的土地，取缔52个“维持会”，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冀南区，1943年共逼退和拔除日伪据点140多个,恢复和发展了10个县，约占冀南全区面积的五分之一。同时，冀鲁豫第1分区，也恢复和发展到1140个村庄，使原有的基本区大部分恢复，并新开辟了一块纵横六七十里的游击根据地。

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各根据地，在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对日军采取政治攻势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效。如冀南军区1943年春天发动的“第六次中国人大团结反对敌人奴化运动”中，被瓦解的伪军达9097人。仅1至4月，冀南军区利用伪军“关系”配合军事行动达177次，拔除据点109处。还有很多伪军集体杀死据点里的日本守军，然后反正投向八路军，参加抗日。

伪军伪组织的瓦解，是敌后战场无声的战斗。日军对此无可奈何，当年的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曾经哀叹道:

中国方面职员(指伪军伪组织人员)的服务态度愈益消沉保守，其政治力量不能与我方作战密切配合，给敌方以进行活动的空隙。加之接近敌地区的民众，由于经济反封锁而造成的生活困难，其两面性色彩更加浓厚，以致我方的治安圈逐渐缩小。

1943年春，晋冀鲁豫边区各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引起了日军的警惕。他们认为:“太行军区的共军一向被称为该边区、军区中的最尖锐部队”，“该部虽屡遭日军扫荡，但因巧妙地运用退避战法，保持了战斗力，现正通过‘精兵简政’以图再起”。日军为防八路军129师等部的“再起”，又企图用“肃正作战”迅速剿灭八路军5月，日军经过周密策划和准备，集中1.5万人以上兵力。对太行区实施大规模的“毁灭扫荡”。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刘伯承、邓小平在日军主力部队和挺进队出动之前就获取了敌人行动的准确情报。八路军总部于5日晚西移太岳区，129师乘敌合围圈尚未形成时，先行转移，跳出合围圈，转到外线与敌人周旋。

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仅太行区民兵和留下的部分主力部队与敌战斗就达2000余次。敌触雷达1900多个，死伤2000多人。主力部队跳出合击圈后，积极向白晋线、平汉线进击，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破击日军补给交通线，袭击其后方。在八路军内外线打击下，“扫荡”日伪军且战且退，于5月20日撤出太行区根据地。7月19日，太行区八路军主力乘胜追击，集中相当于6个团的兵力，发起了蟠(龙)武(乡)战役，毙伤日伪军500余人。

就在太行军民浴血奋战，反击日伪“扫荡”时，国民党驻太南、豫北地区的新5军孙殿英部、第24集团军庞炳勋部在“曲线救国”的掩盖下率部投敌，经整编改旗号为“和平剿共军”，下辖新5军、7军、27军、40军和太行保安队等部，分布在新乡、安阳间平汉路各要点及其两侧地区，积极配合日军向八路军进攻。

7月10日，盘踞路西的伪新5军、伪7军和太行保安队等部,共约2万余人，在日军第35师团3个步兵大队的配合下，侵占太行区的林县及周围地区;盘踞路东的伪暂27军杜淑部，勾结浚、滑地区的伪独立第1、第2旅，共8000人向冀鲁豫区卫河以南地区大举进犯。

为了给日军和庞、孙两部以迎头痛击，八路军总部指示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适时发起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

7月30日，冀鲁豫军区指挥第16团、第21团、新4团、卫河支队、骑兵团一部和部分地方武装率先发起卫南战役。

7月30日，伪暂27军杜淑部主力2000余人孤军深人，被八路军歼灭过半。7月31日、8月2日到19日，各参战部队，乘敌兵力分散之机，运用强袭、远途奔袭、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等战术，先后将敌第46师师部、独1旅和46师残部及独立2旅大部消灭，计歼敌5600人。残敌向卫河以西逃窜。此役，八路军将日伪侵占的卫南地区完全收复，并新建了滑县等3县抗日政府。

8月18日零点30分，八路军太行军区主力发起林南战役。是役旨在歼灭平汉路以西的伪军庞炳勋、孙殿英主力。

庞炳勋投敌前曾任国民党河北省主席。投敌后，他想借日军力量消灭八路军第129师，侵占太行根据地。为了赢得日本主子的欢心，他曾向日军夸下海口:“共军好比老鼠，日军好像狗。不管狗多厉害，对于捕捉动作敏捷的老鼠也无能为力。我可以像猫那样，巧妙地捕捉老鼠。”

八路军第129师参加林南战役的主力，分为东西两个集团，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在李达将军的直接指挥下，采取了集中兵力，将敌分割包围，先歼其一部，然后迅速逐次予以歼灭的战法，首先向庞孙部发起攻击。对日军则用小部队进行钳制和围困，切断其与伪军的联系。为策应林南战役，太行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武工队破袭交通、阻击援敌，牵制和袭扰日伪。太岳区的部队则向白晋路的日伪军出击，以配合东西集团作战。

林南战役从8月18日揭开战幕，到8月26日胜利结束，八路军各参战部队密切配合，英勇战斗，以伤亡790余人的代价，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攻克和收复据点

80余处，解放人口达40余万。

卫南和林南战役，是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规模较大的战役行动。由于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八路军不但恢复了根据地的基本区，还开辟了卫南、豫北、太南广大新区，为继续向南发展打开了局面。

就在卫南、林南战役前后，冀鲁豫部队配合陕甘宁边区制止了国民党顽军发动的反共摩擦，击退了国民党第28集团军李仙洲部对冀鲁豫边区的进攻，毙俘李部顽军5000余人，并由此开辟了南北长百里、东西长40余里的新区，使冀鲁豫中心区和山东微山湖以西的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

10月初，日军集中了山西日伪军2万余人，在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对太岳区进行“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扫荡”。这次“扫荡”，日军计划以第一线兵力分路出击，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第二线兵力“抉剔扫荡”，烧毁村庄，抢掠物资;第三线兵力分散“清剿”，捕捉我零散人员及小股部队，最终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

日本东京参谋本部非常重视冈村宁次的这一“杰作”，特地抽调120多名军官，组成军官战地观战团，由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带领，前来太岳前线“观战”。

10月1日，日军自平遥、介休、南关等地同时出动，以梳篦队形漫山遍野向南滚进。151日至17日先后推进至临屯公路两侧。太岳军区各部队在民兵配合下，节节阻击，予敌有力打击。但由于一开始不熟悉日军的战法，八路军一度陷于被动。17日以后，各军分区主力部队转人外线，打击日伪的补给线和后方据点，迫敌抽兵回顾其后方，以策应内线部队的反“扫荡”作战。

正当太岳区的反“扫荡”作战关键性的时刻，国民党顽军发动大规模反共摩擦，并将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10月中旬，八路军太岳军区主力386旅第16团奉令向延安开进。

16团在团长兼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的率领下，跳出重围，于10月18日晚逼近日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临汾。22日黄昏秘密抵达临汾东北方向的韩略村附近。经过对地形的侦察，王近山决定在日军指挥中枢附近韩略村打一个伏击战。

24日上午8时，王近山瞅准战机，伏击了日军的一个车队，经激战全歼这支车队乘载的日军120余人。

战后查明，这股日军是由日本东京参谋本部组织，专程赶到太岳区来参观“铁滚扫荡”的“战地观战团”。它的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的5、6两个中队及其他军官一部，其中包括少将旅团长1名、联队长(大佐)3名，其余都是日军中队长以上军官。

“观战团”的覆灭，令冈村宁次极为震惊，他闻讯后立即将日军担任侦察任务的6架飞机及正在“清剿”“扫荡”的日军近3000人调回，四处追寻八路军伏击部队。但第16团在伏击结束后，顺利摆脱重围，北上陕甘宁地区了。

对于这次惨败，冈村宁次大动肝火，认定是出了内奸，他亲自对第69 师团司令部及周围敌伪人员，进行了一次大“甄别”，卒将师团长清水中将撤职，第1军参谋长调职，伪翼宁道(临汾)道尹也被罢官。过了很久以后，冈村宁次想起这次惨败时还心有余痛。

《冈村宁次回忆录》提到这次秋季“扫荡”的时候，曾经透露:

1943年秋，又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绕率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进行2个月的清期作战……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冈村宁次虽然讳言“韩略伏击战”，但是这次伏击战在他心理上所造成的“惨状”，已跃然纸上。

这次伏击战胜利的意义远未如此，它有力地配合了太岳区的反“扫荡”斗争，打乱了日军的军事部署，为反“扫荡”取得最后胜利起了较大作用。这次太岳军民反“扫荡”战役，历时53天，共对敌作战725次，毙伤日伪3500余人。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让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学习。10月又决定将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由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第129师师部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第129师番号，成立太行军区，由李达任军区司令员，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兼任政治委员。

1943年秋，在太岳区反“扫荡”胜利的同时，冀鲁豫区也歼灭日伪4000余人，取得了反击日伪万人大“扫荡”的胜利。

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不仅恢复了原来的根据地，而且还开辟了新区，扩大了根据地，最终渡过了极其困难的时期。

晋察冀边区1943年也逐步进入了恢复和发展阶段。

1943年3月至7月，冀东区派出大批小部队和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不但在冀东平原恢复了原来的基本区，还开辟了北宁路南和滦河以东等地区，形成了比较稳固的大块游击根据地。冀中军区则利用纵横交错的地道先于春季打开了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局面，并于夏季恢复了原有游击区，使大部游击区变成游击根据地。是年秋冬之间，冀中军民粉碎日伪40余次“清剿”，毙伤日伪军3500余人，攻克据点碉堡300余处。至年底，冀中军民共攻克敌据点碉堡600多个，恢复和扩大了2500多个村庄，全部收复了1940年以后被敌蚕食所损失的地区，使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完成了配合北岳区反“扫荡”的作战任务。冀中军民在对敌斗争中，利用平原作战的特点，创造了令敌人胆战心惊、闻之色变的人类战争奇迹--地道战。

早在1942年“五一”反“扫荡”前，冀中人民就挖了许多土洞和地窖坚持斗争。“五一”反“扫荡”后，随着斗争的日益残酷，八路军领导人民群众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发展成家家相通环绕全村的地道。村落地道再向田野延伸，与邻村的地道衔接起来，构成了村村相连的地道网。地道内设有许多秘密瞭望孔、射击孔，可以眼观四方，枪打八面。有的地道挖成上下两层，平行几条，设的翻口可以上下翻、左右翻，既利于隐蔽转移，又便于出击歼敌。许多地区还把发展地道与改造村落相结合。在村的四周筑起围墙，在村内用墙堵塞街口，临街的房屋垒起夹墙，层层构筑工事;在坚固的高房上构筑房顶堡垒，各幢房屋之间架搭天桥，互相连接;各家掏墙连院，构成了房顶、地面、地道和村沿、街内、院内纵横各3层的交叉火网，然后再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地道组成了一个连环的“立体”作战阵地。敌攻我一村，各村即予支援，展开村落连环战，陷敌于层层包围之中。还可以依托四通八达的野外地道封锁敌人的岗楼，实行“堵门伏击”。如在高阳县皮里村，冀中区第9军分区司令部依托该村地道与近千名日伪军整整对峙了1天。日军使用了水攻、火攻、烟熏、施放毒气等手段，但都无可奈何。而该村军民则从村外到村内，从房顶到院内，从院内到地道，袭击敌人。最后，日伪在天黑前只得丢下几百具尸体，狼狈而逃。

冀中区在对敌斗争中，也和其他各根据地一样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持。如在“扫荡”中，八路军万一被日伪军发现，父老姊妹即挺身而出，将其认作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任敌酷刑折磨，死不改口。深南县王家铺村群众为掩护八路军表现出惊天动地的崇高气节。日军为捕捉隐蔽在该村的八路军伤员，抓了村内27名群众，以杀头威胁，要他们说出八路军伤员的隐蔽地点。杀1个，不说;杀了2个，还不说;一连杀了14个，英勇的人民始终只字未吐。

冀中区在1943年恢复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中，各军分区从残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县、区游击队和广大民兵，在主力部队带领下，以三级武装联合作战的阵势向敌进攻。民兵广泛出击，平毁封锁沟,展开破击战，围困袭扰日伪据点。武工队插向敌后之敌后，打击小股出扰之敌，发动和组织群众，争取瓦解伪军伪组织。主力部队则穿插于敌之点线之间袭击敌伪据点，消灭驻守之敌，以伏击手段消灭运动之敌。游击队进攻矛头所向之处即形成对敌人的包围。因为，游击队可利用优越的群众条件、强大的政治优势，封锁敌人，欺骗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把敌人变成聋子、瞎子之后，才挥拳猛击。这就使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取得了主动，在战争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到1943年底，冀中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已发展到只要枪声一响，四面八方的民兵便不约而同地向枪响的地方围过去，协助八路军消灭敌人的人类战争奇观。

北岳区军民从1943年1月中旬起，一面围困打击根据地内的敌据点，一面派出大量小部队和武工队深人敌占区打击敌人。1943年秋，日军为了掩盖由华北抽调3个师团南下的企图，对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北岳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

9月中旬，4万多日伪军从各据点同时出动，封锁了根据地各个山口，而后以飞机配合地面部队，逐沟逐坡“清剿”，其重点是彻底破坏根据地的各种设施和掠夺物资。

面对敌人大规模的进攻，晋察冀军区以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跳出封锁线外袭击铁路、公路沿线据点，破坏敌人后方，主力部队一度攻人保定等城市，武工队也在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内线部队则在当地民兵配合下，以游击战、地雷战，掩护群众，打击和阻滞敌人。“地雷战”在这次反“扫荡”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在根据地基本区，敌人所到之处，都受到地雷的杀伤，陷入地雷阵不能自拔。如日军走路，脚底下地雷炸;挖窖，窖口地雷炸;推门，门框上吊的地雷炸;抓鸡，鸡窝里拴的地雷炸;到菜地里拔萝卜，萝卜下面的地雷炸。日军最后在“扫荡”时草木皆兵，甚至不敢走路，不敢进屋住。当日军逃出根据地中心阜平时，民兵们提出“敌人到哪里，地雷响到哪里”的口号，各民兵中队加强飞行爆炸组的活动，运用“引诱爆炸”、“驻地爆炸”、“迎头爆炸”、“尾追爆炸”等方法炸伤炸死敌人。

面对人民战争的神奇力量，日军独立第3旅团第6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在日记中写道:“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到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要搬运伤员，如果有5人受伤，那么就有60个士兵失去战斗力。”“地雷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折骨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

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创造的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各种作战方式，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正是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晋察冀边区才能在1943年的反“扫荡”作战中，恢复和开辟1万多个村庄，拔除日伪据点1500多个，攻占县城24座，光复国土35000平方公里，并使日伪一旦进入根据地就寸步难行，在军事上和精种上受到沉重打击。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主要是通过“挤”敌人的方法实现的。1943的1月，晋绥军区制定了对敌斗争的统一计划，决定以离(石)岚(县)、忻(县)静(乐)、五(寨)三(岔堡)3条公路及第8专区交城以西山地，为挤敌人的主要方向。根据地内凡被日伪占领的每一条公路两侧、每一个据点周围都布置了武工队。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各种秘密组织，摧毁敌之特务网，镇压罪大恶极的分子，争取伪组织、伪人员为我所用。同时，根据地以武工队、民兵和部队相结合，封锁围困敌人据点，摧毁敌之“维持会”或变其为革命的两面政权，孤立敌人，使敌处于风声鹤唳、四面楚歌的境地。至6月中旬，晋绥军区第2、3、6、8等军分区，共对敌作战700余次，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敌人基本上被“挤”到汾(阳)离(石)、离(石)岚(县)、忻(县)静(乐)和五(寨)三(岔)等公路线上。7月以后，岔口和芝兰等据点亦相继被拔掉，整个晋西北的形势由“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转为“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

日军为寻找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9月23日以独立混成第3旅、第69师团对晋绥根据地进行分区域连续“扫荡”，实行反挤。面对强大的敌人，根据地军民尽量避免与其正面交锋，采用伏击、袭击等战术，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密切配合，消耗与疲惫敌人;对孤军深入之敌，则抓住时机，利用敌撤退的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在2个月的反“扫荡”作战中，晋绥军民共进行了大小战斗200余次，歼敌1300余人，并先后取得了甄家庄包围战和阳会崖伏击战的重大胜利，制止了敌人的蚕食，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山东抗日根据地到1943年初形势仍很严峻，根据地仍处于敌人的严重分割和封锁状态。到1942年底，敌人的据点已增加到2400多个，公路增修到7000多公里。平均每两平方公里就有敌人的一个据点，每走30公里，要过8条公路,5条封锁沟。真是“出门见碉堡，处处是公路，抬脚就遇封锁沟”，根据地我军活动极度困难。

为了反击敌人的蚕食，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山东八路军提出了“翻边战术”，即敌人打进根据地来，游击队打到敌人那里，以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和强大的政治攻势反击敌人，把斗争的焦点引向敌占区。在敌占区，武工队创造了“红黑点”、记“善恶录”等办法，争取日伪军，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并采取破铁路、炸火车、夺取军用物资等办法，打击和威胁敌人。

在向敌人后方进军中，武工队的活动，有力地震慑了敌人，保护了群众，它们像一把把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在小部队和武工队的活动中，闻名中外的鲁南铁道游击队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他们那种可以在火车急驰时跳上跃下的超人本领，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

在津浦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线上，人们时常会看到正在疾驶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忽然相撞，满载物资的列车忽然前后脱节。日军补给前线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就这样经过游击队员们之手送往根据地。有时候，敌人赶到出事地点搜捕，然而车皮早已化为灰烬。追到微山湖边，也只看到一片茫茫湖水。这些英勇的游击队员们还常常出入敌占城镇，杀敌夺枪，猎取情报，破坏敌人的仓库，捕捉汉奸、特务，开辟敌占区工作。愈演愈奇的活动方式，使敌人防不胜防，又怕又恨，多次奔袭，希望一举消灭他们。但是，这支铁道游击队每进入一个地区，和他们鱼水相依的群众都自觉地封锁消息，站岗放哨，使他们避开了多次危险的袭击。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护下，铁道游击队犹如利剑，插在敌人的交通大动脉上，他们机智斗敌的神奇故事也越传越多，传遍鲁南，传遍山东，传遍全国。

在武工队和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的同时，山东八路军主力采取适当集中，寻机歼灭孤立之敌的战法，有效地反击了敌人的蚕食，恢复了大片地区。

为加强对敌斗争和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1943年9月决定:将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为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新建立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此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实行了主力部队地方化，撤销第115师、山东纵队所属各旅和各支队的番号，部队编为13个兵员充实、领导坚强、战斗力很强的主力团，其余部队编为地方武装，以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

11月，日军经过充分准备，对山东的鲁中区和清河区相继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11月9日，日军首先以万余人的兵力“扫荡”鲁中区。在“扫荡”前，日军以伪军吴化文部佯动迷惑八路军，引诱主力作战，而日军却在蒙阴、土门(新泰东)、沂水等地隐蔽集结，何机围歼八路军主力。

八路军处于合围圈内的主力部队巧妙地转移至外线，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敌人合围失败后，遂在根据地内大肆“清剿”，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这时，八路军留在内线坚持的小部队积极打击敌人，配合外线部队作战。英勇的“岱固连”故事就发生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

11月18日，日伪“扫荡”鲁中区9天以后，突然将兵力转向清河区，并且将兵力增加到2.6万余人，汽车900余辆，另有坦克和骑兵配合，由山东敌酋12军团长亲赴前线指挥。

这次“扫荡”历时20天，是日军对清河区的一次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扫荡”。日军在合围时，仍然使用“拉网”战术，并以飞机配合侦察、轰炸，竭力捕捉八路军主力部队与领导机关，发现八路军突围部队后，即以骑兵进行追击。

从11月18日至12月10日，清河区军民在反“扫荡”中共对敌作战23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余人，炸毁汽车35辆、火车1列，击落击伤敌机3架，攻克与迫退敌据点10余处，给敌以有力打击。

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在对鲁中、清河区“扫荡”时，在其他地区则取守势。山东军区旋即命令各军分区，积极出击，以策应鲁中、清河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如鲁南八路军歼灭了伪军刘桂棠部千余人，滨海区八路军发起赣榆战役，解放了赣榆城;鲁中区则发起第二次讨伐吴化文部战役，歼灭吴部伪军800余人。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协同打击下，“扫荡”清河区的日伪军，在12月13日被迫全部撤出。日军精心策划的冬季轮回大“扫荡”，以彻底失败告终。

1943年是华北敌后战场由困难走向胜利的关键性一年。在这一年中，八路军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华北人民的无私支援下，各军区在“敌进我进”、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指导下，积极有效地开展全面对敌斗争，共对敌作战2.48万多次，攻克据点740多处，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大规模“扫荡”，打破了敌之蚕食政策，使山区各抗日根据地获得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逐渐摆脱了1941年以来的被动局面，为局部反攻和走向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2年冬，日本中国派遣军为贯彻其大本营“对华新政策”和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将“扫荡”、“蚕食”的重点转向华中敌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苏北、苏中和苏南抗日根据地，以确保其江苏省北部与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占领区及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加强对东部沿海重要港口的控制。为实现此战略意图，日军将华中兵力保持在11万人，伪军扩展到22.8万多人，以对华中新四军作战。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军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向各根据地进犯，使华中新四军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这样，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43年仍未走出困境，继续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

1943年初，日军在华中“扫荡”目标首先指向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阜区。

此次日军“扫荡”，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战役计划，调集了日军万余人及伪军9000人，在海空军配合下，于1943年2月，对盐阜区分进合击，自北至南构成一弧形大包围圈，并以舰艇封镇沿海港口，在飞机掩护下，实行“梳篦式”的反复搜索。

为适应斗争需要，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早在1942年底已转移到淮南路东。日军“扫荡”开始时，新四军第3师长黄克诚率师部和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外。第3师主力在副师长兼第8旅旅长、盐阜地委书记张爱萍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开展反“扫荡”斗争。在敌人合围时，新四军以一部主力沿途阻击、消耗、疲惫敌人，大部主力则转至敌侧后，寻机反击。敌合击失败后，又实行分区“扫荡”。新四军则相对集中兵力，袭击敌据点，予敌沉重打击。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积极展开袭扰战，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同时新四军第1、第2、第4师部队也积极向正面之敌发起攻势，予盐阜区反“扫荡”以支援配合。至3月中旬，敌被迫开始撤退，新四军集中主力进行反击，并取得了陈集、八滩、黄营子、单家港等战斗的胜利。至4月中旬，历时2个月的盐阜区反“扫荡”胜利结束。这次反“扫荡”共毙伤日伪军 1800余人，攻克日伪据点30余处，争取了一批伪军携枪反正。

在这次反“扫荡”中，新四军将士英勇作战，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4连血战刘老庄、以身报国的事迹，被朱德总司令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这次反“扫荡”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的威信，鼓舞了士(。盐阜区的一些著名士绅称颂新四军:“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扬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目睹反“扫荡”的胜利，喜不自胜，感慨地说:“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谎言，余不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

日伪在“扫荡”盐阜区的同时，还错误地判断新四军军部已西移皖中。为此，日军调集6000余人，于3至4月对皖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扫荡”，并抽调兵力相继对苏南和苏中进行“扫荡”，结果均为新四军击溃。

日军以盐阜区为中心的1943年春季大“扫荡”失败后，遂加强了对华中各根据地的蚕食和“清乡”，并对淮海、盐阜、淮北分区分期实行“治安肃正”计划。同年春，日伪确定除在苏南进行“清乡”、在浙东部分地区进行实验外，将“清乡”的重点转移到苏中根据地。

1943年4月，日伪纠集1.5万余人，首先对苏中4分区所辖的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进行残酷“清乡”，并将这一地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

4月11日，日伪军在日军第61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指挥下，兵分10路，开始对苏中4分区进行“军事清乡”。日伪军用密集的“梳篦”、“拉网”战术，寻歼新四军主力，合击中共苏中党政机关;沿“清乡”区边缘修筑篱笆，实行武装封锁;在“清乡”区内增筑据点、“检问所”，3至5里即有一处。此外日伪军与特务、汉奸混编的“清乡”队，不分昼夜挨村挨户搜捕中共党员、干部和民兵，所到之处，捕捉壮丁，抢掠财物，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新四军在苏中4分区的主力及时转移到“清乡”区外，相机在外线打击日伪军，策应“清乡”区内军民的斗争。在内线坚持的少数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依靠群众掩护，就地坚持，露宿荒野，昼伏夜行，在日伪军空隙中灵活穿插，攻击敌人防守薄弱的据点。大批精干的政治保卫队、锄奸队、狙击队则潜人敌占区和据点内，袭击“清乡”机关，创造了“钓乌龟”、“赶鸡人窝”、“老鹰抓鸡”、“扎粽子”、“包馄饨”等10多种捕敌杀敌手段，严厉打击了“清乡”和汉奸、坐探，使日伪人员坐卧不安，胆战心惊。

在反“清乡”斗争中，苏中4分区仅4至5月就有10万多人参加了100多起破击活动。最为壮观的是7月1日夜，苏中第4军分区在陶勇和姬鹏飞(时名吉洛)的指挥下，各级武装分段警戒，数万群众分成几十路同时行动，锯倒电杆，割断电线，挖毁公路，焚毁篱笆。日寇苦心经营3个月用了大约500万根毛竹的封锁篱笆，一夜之间在滚滚浓烟中化为灰烬。

日军“军事清乡”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紧接着又实施“政治清乡”。强行登记户口、编组保甲、张贴门牌，实行互保连坐，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离间中共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摧毁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伪化统治。所谓的“政治清乡”，日伪搞了4个月，也在苏中军民的打击下失败。随后日军又进行了所谓“延期清乡”、“机动清乡”、“经济清乡”和“高度清乡”等，其结果也被迫宣告破产。

苏中4分区军民在反“清乡”的8个月间共对敌作战2100多次，毙伤日伪军及“清乡”人员2400多名，争取了大批伪军和伪职人员的反正、投诚，最终挫败了日伪建立所谓“清乡实验区”的阴谋，保存了有生力量，坚持了原有阵地。在苏中反“清乡”的同时，苏南、浙东军民也展开了反“清乡”斗争，制止了日伪扩张和分割瓦解、摧毁根据地的险恶用心。其中，苏南根据地军民1年中与敌作战290余次，毙伤日伪军2500余人，俘日伪军1800余人;开辟了大块新解放区，使苏南抗日根据地面积扩大了1倍，为以后新四军向东南敌后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淮南津浦路东，1943年5月伪军在该地区的桂子山“扫荡”抢粮。新四军第2师在罗炳辉的直接指挥下，血战桂子山，毙敌500余人，胜利粉碎了“扫荡”。

新四军反击日伪“扫荡”的斗争，在鄂豫边区也在激烈进行。1942年12月，日军以第3师团全部、第4师团和伪1师约2万余人，附炮80门，分14路合击“扫荡”鄂豫边区，企图围歼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师长李先念当即决定把全部战斗部队和区党委行署机关分成若干小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到外线去，然后再派部队插进日伪军兵力已经空虚的后方，进行四面开花的袭击，以退为攻，以粉碎日伪的大“扫荡”。根据这一战略布局和作战原则，新四军第5师主力和边区机关跳出了包围圈。留在根据地的只有一些化整为零的小部队，与2万敌人展开了漫山遍野的麻雀战。

正当大悟山上的新四军小股部队与日伪军纠缠时，各跳出包围圈的部队，向着敌人空虚的后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使敌人在后方四处挨打，八方告急，最终迫使“扫荡”之敌撤回，宣告“扫荡”失败。1943年冬，新四军第5师又挟胜利雄风，集中兵力，以狂风扫残雪之势，经侏儒山、仙桃镇等连续数战，使敌溃不成军，望风而递，巩固和发展了鄂豫边根据地。

至1943年底，华中各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伪的多次“扫荡”，基本上制止了日伪的蚕食和“清乡”，逐步度过了困难时期，斗争形势向有利于华中抗日军民的方向发展。

就在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反击日伪“扫荡”，与敌浴血奋战的时候，蒋介石于1943年3月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同时调集重兵向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发起进攻，掀起大规模的第3次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以抗战大局为重，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原则，予以了必要的反击，打退了国民党顽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挑衅,为1944年中国敌后战场进入局部反攻和走向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