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恶还是本善？

人性是恶的，但不能就说一定会一直恶下去，就不能变好，恶可以变成善，可以伪装成善。可以接受教育改变恶，那结果也是好的，有些人会说了，那么人本身是恶的，为什么会要改变成善呢， 为什么会产出善，因为就是恶恶的制衡。有了恶,人们知道了恶为什么不好？哪里不好，所以才要向善，改善，有了恶了那个某个事情的善才能成为善,本恶才能体现善的珍贵，正因为本恶 人才要善，才有向善的空间，人本身就是修行,这个是必然的，善是不可能变成恶的，如果真的人性本善，社会就不会有人作恶多端，如果善变成恶了，那他就不是真的善，人类的目标就是人性本恶,但向善寻善

人性既不是本善，也不是本恶，人性是复杂的，关键是制度。

有人说，古往今来，国家的稳定，社会的治理，无论多么复杂，最后无非是围绕着如何应对人性的复杂性而展开。

韩非子主张以“刑”与“罚”震慑人心，孟子则相信人性本善，倡导以德化人。

前者洞察人性之中的卑劣，畏威而不畏德,媚强而凌善，想用刑罚威慑，用制度钳制，用君主的绝对权威压制臣民:也就是想利用人的恐怖心理维持铁桶地秩序。

后者则试图点亮人性的善意之光，却缺少有效的机制，当人困于生计时，空有道德的说教也难以让人心悦。到了明朝时，《孟子》更是被统治者删减不少，自身难保。“

而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单纯依靠恐惧与暴力，或许能换来一时的服从，却难以赢得持久的秩序。

制度塑造人性，和协的社会，好的制度，不在于激发人性的黑暗面，而在于点亮人心中的善，让人发自内心的遵守自律。“

一、制度塑造人

若没有规训和秩序，丛林社会中，每一个人其实都不过像是霍布斯笔下的“裸人”，“人对人是狼”的状态中，自私、谨慎，为求生计，不择手段。“

现代社会之所以能有序，是因为制度将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塑造成“公民”--拥有权利、承担义务，并愿意参与公共生活的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骨架，而人性则是它的血肉。“

我们不能指望骨架之坚便能承载腐败的血肉，也不能怪人性之恶拖垮了制度，而是应思考制度激活的是人性中的哪一面。

历史上的专治统治，为了皇权稳固，利用资源垄断、鼓励彼此告密、武力恐吓等，塑造恐惧顺从，而非自我的约束。

一个良好制度的存在，不是为了控制人，而是要激发人内心的责任感，让人“愿意”做一个守法之人，而不是“不得不”遵守。“

二、制度的初衷与变异

权力是制度的动力源与作用对象，制度是权力的规则化与控权装置。二者互为表里，无权力则制度虚置，无制度则权力失控。

良性互动关键在于:通过法治化、民主化的制度设计，既保障权力效能，又防范其越界。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说:“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这是永恒不变的经验。”

当制度本身缺少权力的制衡，就容易纵容人性之恶；所以，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因此，再善良的人，一旦置于无监督的体制之中，也可能作恶。

中国古代制度设计偏重“人治”，权力中心化，一方面依赖圣君清官，一方面又防小人庸吏，因此不得不层层设限。

制度变成了封印人性的锁链，而不是释放其善的土壤。

现代的宪政与法治设计，强调的是制度制衡和权责对等，人不是制度的奴隶，而是其主人。

这种框架允许错误，但不纵容堕落;它不能制造完人，但能防止恶人无法无天。

三、恐惧、善制、秩序

从秦朝的严刑峻法，到纳粹的恐怖高压，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靠恐惧建立的社会，可能一时风平浪静，但暗流汹涌，越是高压，越容易使人性变得扭曲。

凡事都要监控、防范、处罚的高压之下，容易使人们表面服从，内心抗拒;公开沉默，私下反叛。

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是能让人“自愿”参与的。在北欧一些国家，人们缴纳高额税收并无多大怨言，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笔钱确实转化成了公共服务、公平教育与集体福利。

制度让人信任，而不是让人惧怕。

它的根本目标，既不是用来惩罚所有可能作恶的人，也不是臆想每个个体都高尚纯良。

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设计出“让恶难以施展”的结构，同时“让善成为低成本”的选择。

同样的一个制度，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到底激发的是人性中的“狼”还是“人”，往往取决于我们赋予它何种价值导向。

四、我们该追求怎样的制度?

我们追求的制度，应该不是“驯化人”，而是“唤醒人”。

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可能应该是:

人人可以依法维权，而非习于忍受;“

人人在拥有权利的同时，也懂得责任;

管理者不过是规则的执行者，而非恩赐生活的主宰;“

制度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它惩罚得多狠，而在于它是否激发了良善的行为，不是靠恐惧让人服从，而是靠信任让人选择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