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还想让自己的孩子学医吗

原来更看重“体面专业”的考生和家长，现在更看重未来的“确定性岗位”

文 | 辛颖

编 | 王小

图/视觉中国

2025年高考录取结果陆续揭榜，临床医学分数线普遍降低已成事实。

7月21日，浙江省高考普通类志愿投档，浙江大学医学院专业“爆冷”冲上高考话题热搜榜首。

浙江大学医学院所有专业录取分数线和排位都有明显下滑，一向最热门的临床医学（5+3一体化）专业，分数线比2024年降了9分，排位线低了369名。降幅最明显的是预防医学专业，排位比去年低了1472名。

就连清华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也没逃过，2024年还是浙江全省前59名才能考上的热门专业，到2025年招生名额减少一个，录取排位却降至256名。

广东、山东等地出现相似的降分情况，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多所知名高校的临床医学录取名次都有所下降。

多地录取分数排位降低，揭示了高分生学医减少的事实。

不过，部分医学院校的关注度依然很高。在北京公布高考成绩后的第一日，6月26日，只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百度高考大数据院校热度排名中，比2024年下降了161名。热度最高的首都医科大学，上升了356名，北京中医药大学上升了67名，北京大学医学部上升13名。

临床医学百度高考大数据热搜趋势显示，从6月底高考成绩公布以来，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的搜索热度比2024年同期上升，基本维持在专业排行前五名。

一位北京高校医学院招生人士的感受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前几年学医的热情推很高，这两年有所回落，但还是比疫情前要好一些。

高考志愿填报是年轻人对职业前景的一次重大选择。医学，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从优秀学生里“掐尖”的专业，在全球都被视为“现在学霸、未来高薪”的标志，但学医周期长、医生职业风险高也是当下高考生家庭考量再三的。

当选就业比选名校都重要时，医生这个职业性价比还高吗？

No.1

尖子班毕业生，一半做医生

吴腾在选择是否做医生时，纠结了很久。

差距显现，是他从上海交通大学（下称“上海交大”）医学院临床医学“4+4”博士毕业后，进入医药企业的第三年，年收入达到近50万元，而留在公立医院的同学们，年收入不到10万元。

吴腾这一届的上海交大“4+4”班有13人，如今有6人做医生。“4+4”博士毕业，即四年非医学专业的本科教育+在医学院四年医学硕博教育，美国、新加坡都有此类医生培养模式。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内，上海交大、浙江大学、福建医科大学设置的“4+4”，都是以高分生为目标。

“我上的4+4在选拔、录取、培训上都是非常严格的。”吴腾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本科就读于上海交大药学院，第一志愿是交大的生命科学，那年分数特别高，他没考上，被第二志愿药学院录取了。

和大多数高中生一样，吴腾对各种职业都只有模糊概念，家里没有学医的长辈可以请教，不过是看了白色巨塔、急诊室的故事、实习医生格蕾几部影视剧，决定用自己的高分成就“救死扶伤”的理想。

中国的医学院校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扩张期，教育部统计，2010年-2020年，全国举办本科临床医学教育的医学院校从158所增至192所，同时，本科临床医学招生规模从8.7万人增至9.8万人。

早年开设“4+4”的医学院不多，上海交大从2002年试水，每年从“双一流”的高校和学科招收非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报名基础要求是有免推资格，经过四年培养后获得硕、博学位。

吴腾是凭借专业前5%的成绩，拿到申请资格。面试时，对着18位面试官，吴腾被震到了。他后来才知道面试官全是医院里各科室主任或者学科主委，“上课的老师也都是这个级别，压缩了学制，但不压缩质量，就是压缩休息时间，全英文教材，课程安排非常紧张，第二年进医院实习，第三年定科室方向，人生最累的就是这四年了”。

从“4+4”第二年，吴腾就进入上海的一家三甲医院开始科室轮岗实习，到第三年下学期定研究方向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收入高的眼科、骨科、心胸，而是主动选择了儿科的导师，这个众所周知工作难度大、奖金绩效低、医患纠纷多的科室。

“那时候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吧，所以就跟自己犟。”吴腾被儿科吸引的原因很简单，只有儿科疾病，大部分是可治愈的，他想做一个治愈疾病的医生。他所在医院的小儿心血管，业务水平在全国也是一流。

毕业的日子越近，现实离吴腾就越近。所有医学生将进入为期三年的规范化培训，按照上海卫生部门的统一标准，吴腾清楚地知道，每个月的基本薪资就是五六千元，奖金和津贴由医院和科室酌情而定。

吴腾一位在三甲医院影像科的同学，规培期间基本没有奖金，偶尔被派去参加上海一些国际赛事的医疗保障任务，一次能补贴两三千元。

吴腾在实习的科室，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规培结束到医院工作，三十一二岁，能做到主治医生已经算不错的；35岁前，冲动贷款买房，位置大多离市中心比较远，在上下班的路上耗费人生；40岁能到副高，生活算是能衣食无忧。

医学界医米调研的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近六成医生本年度收入下降；28%的医生计划在未来五年内离职，而72%的医生愿意继续目前工作。

然而吴腾不想在宝贵的30多岁，生活过得束手束脚，“如果放在全国，医生的收入水平其实还不错。但在一线城市生活，很多是受了经济上的冲击，这些人本身成绩都是不错的，他会对比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吴腾后来遇到的放弃做医生的朋友，大多来自北上广。当这样精心选拔培养的医学生，在毕业最后阶段，决定离开医院去药企的时候，吴腾的导师不免有些生气。

导师苦口婆心，吴腾还是决定离开医院，也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麻烦导师推荐工作，最终找到一家跨国医疗器械企业做技术支持岗位。

No.2

医生的孩子还学医吗？

“规培制度升级、住院医师考试与执业资格融合、医学博士标准趋严，越来越多的家长和考生看到压力。”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总结了医学生的三个困境。

一是学医“周期长、门槛高、淘汰率高”，5+3+N（本硕博）培养周期、规培年限、博士起薪偏低；二是医生职业风险高、压力大、诉求多，从医不仅意味着掌握知识和技能，还要面对沉重的责任、激烈的节奏、繁杂的关系；第三基层就业压力不减，高端岗位内卷加剧，虽然医生总体就业率高，但优质岗位仍集中于大城市、大医院，人才积压现象出现，导致部分“中段考生”开始犹豫是否值得投入十余年培养周期。

在探讨是否要学医的网友评论中，常能看到“医生不让自己的孩子学医”。吴腾个人的感觉也是如此，“医院里的医学世家在减少，越是高知家庭，会优先让孩子选离摘桃子近的专业，医学已经不是了。”

但，不乏一些学生以父母的职业为傲。2016年从南方一个省会城市医科大学毕业的冯旭，父亲是当地三甲医院的一名普外科医生，“高考选专业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偏好，家里觉得医生的工作还是更稳定，我也不排斥过父亲那样的生活，所以就学医了”。

读大三时，冯旭开始后悔，和他想象中大量的操作、手术学习不同，医学生需要背诵、储备大量的基础知识，达到随用随取的程度，而且这样的知识类学习，是终身不断的。

即便已年过40，一家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财经》，现在压力最大的还是知识更新，“卫健委最近又发了很多的标准文件要学习，这比医保控费算账的压力都大，有时开玩笑说宁可医保罚我钱，也少发点文件学习吧”。

冯旭被这样终身学习的压力劝退了。他读“大五”时，进入当地最好的省人民医院实习，最感兴趣的专业还是和父亲一样的普外科，“但是我要想留在这个医院，就要考博士”。

医学生找到一份工作不难。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廖凯举等人的研究论文显示，2006年-2018年中国累计新增临床执业医师116.78万人，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累计111.47万人，岗位比人还多。

但是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越来越难。2002年-2018年，中国高等临床医学毕业生数的年均增速为8.09%，其中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5.80%、9.63%，明显高于本科的7.34%。

在大医院，学位早已卷到不能再卷。一些医生出国再读博士，就是为了回国能坐到好点的岗位。除了少数能读上“4+4”“5+3”学制的高分生，大部分医学生想要一份理想的工作，都要不断考试、学习。

远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有一个实验室的博士研究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财经》了解到，这十多位医学生，都有在中国医院工作过的经历，除了一两位毕业后想进入跨国药企工作，其余全部计划学成回国从医，拿个海外博士学位有助于未来的晋升。

他们称，在一线城市知名医院找个理想职位不太可能，那里太卷，他们的目标是苏州、青岛这类中等城市的大医院，有稳定的编制，离家人也近。

在一家二线城市民营医院做行政管理的胡方，今年已经42岁，同班同学中只有一人成为主任医师，大部分还是副主任医师。

上述北京三甲医院医生感慨，“收入是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医生的压力没有这么大，中国医生的工作量太大，一天的门诊量快顶新加坡医生一个月的门诊量。”

中国医院的管理制度从“科主任负责制”正在转向“主诊医师负责制”，让一些熟悉此前制度的医生一时倍感压力。

“主诊医师负责制”也称首诊负责制，即指病人首先就诊的科室为首诊科室，接诊医师为首诊医师，他带领的医疗小组要全权负责患者的门诊、住院、手术、随访和会诊等诊疗工作。

2025年6月，国家卫健委在医疗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将首诊制度落实列为重点检查内容，严查推诿拒诊等问题。

每位主诊医师不仅全权负责病患的诊疗，还要关心本组的经济运行情况，业务收入、成本消耗、人员结构、人员经费、绩效工资分配等，即各级医生“责、权、利”的统一。

清华大学罗家德、张雅娟等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行动者变革动机与制度变革——以公立医院主诊医师负责制的落地为例”写道，“投入不足、资源少、民间资本介入难；医政和医事归属不清晰；制度执行往往流于口头承诺，同时补贴与指标挂钩的做法使得一些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如果需要在新制度下保障医师都有足够的变革动机去执行主诊医师负责制，则更多的财政投入可能是必需的，只是这方面的配套还不充分。”

冯旭本科毕业后工作已近十年，月收入约1.5万元。冯旭的同学们大多读完博士已正式工作，“约三分之二做了医生，尤其男生都是一条路走到黑，能熬过前面几年就行”。

在《财经》采访的七位医生中，仅有两位医生劝退学医。东北一家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刚毕业不久的博士认为，这一职业“投入极高、产出极低”。冯旭也不排斥自己的孩子学医，在他眼中，这还是一份性价比不错的工作。

河南一家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孩子已经在美国成为执业医师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生表示，“学医挺好，不能挣大钱，但凭技术肯定能过得不错，也受尊重。家里人的健康管理、看个病都能受益。”

7月中旬，香港高中毕业升学考试DSE结束，据《文汇报》报道，16名新晋状元中，有11人的计划是学医。

No.3

“铁饭碗”仍抢手

冯旭当年找工作时的一个目标就是“编制”，最终他回到实习的省人民医院做行政工作。“我比较幸运，后面几年，本科学历就进不来了，现在行政岗都是研究生。”

当城市的医院卷不进去，一些农村定向的医学专业变得更抢手了。

定向考村医最大的优势是，“入学即入编，毕业即就业”，不仅上学期间免费，报考时已经明确就业所在地。

2025年，广东省多所学校的农村定向医学生一次性招满。据《南方日报》报道，物理类招生中，多个专业组的最低投档线超600分。历史类考生，最高为596分，排位跻身6000大关。

广东药科大学定向招收临床医学、中医学，2023年录取最高排位为4万多名，2024年最高排位上升到3万多名，2025年首次达2万多名。

在贵州省习水县的一家村卫生室，一位2023年入职的本科生，是从考编大军中抢到了这里的村医岗位，签约在这里工作至少八年。

以前村卫生室待遇低、晋升难、地处偏远，年轻人不愿去。这位本科医生来的时候，习水县的医生待遇刚刚好转。四年前，因为经营情况不好，这个乡镇的在编医生，工资只能发三分之二。

现在，这位本科村医每个月的基础工资有4000多元，完成公共卫生服务的绩效，平均每个月约3000元。对本科生下基层做医疗服务人员，贵州省每个月还有1000元补贴，加起来有小1万元。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农村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规模从2010年的5000人，提高到2023年的6150人，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近26亿元。

在工作第二年，这位村医的待遇就涨了一些，因为他通过了初级职称考试。后续评职称也不用担心，村卫生室现在已经纳入乡镇卫生院的管理，以后可以通过卫生院申请中、高级职称。

2025年各地定向村医的录取分数呈现出两极分化，高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待遇好的地区，冷门地区分数线能差个100多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院长林兴栋在媒体采访时表示，2025年定向区域新增了广州从化等热门地区，因此分数线水涨船高。

张端鸿分析，考生和家长原来更看重“体面专业”，现在更看重未来的“确定性岗位”，尤其是非一线城市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就业有岗”的对口专业。

对报志愿，上述北京高校医学院招生人士说，“首先是以学生的兴趣为主，学医真的是不能勉强。但是要和其他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对比，优势也很明显，他们到了35岁有裁员风险，学医到了35岁正是抢手的时候。”

对吴腾来说，任何一个职位都不能终老，关键是找到匹配现阶段能力的工作，“选职业就是选人生，每个人有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