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许倬云｜唐小兵：旁观者的自由介入——读《许倬云谈话录》

许倬云（1930年9月2日-2025年8月4日）

知名学者许倬云先生于2025年8月4日清晨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95岁。

许倬云1930年生于中国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抗战时期随家人一同辗转流离，目睹死亡与战火让少年时期的他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情感，“‘中国’二字刻在心里”。1957年许倬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1963年在台湾学术界受政治重压的沉闷气氛中，与朋友一起创办了《思与言》杂志，坚持民间立场，表达独立自主的精神。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同时也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七届荣誉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中西文化之中成长起来，许倬云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是中西结合，对中西方各有的问题始终抱有自觉的批判意识，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叠加出整个中国丰满的“中——外”关系内涵，借以认识中国这一复杂共同体的转合、流变过程，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其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文艺批评今日特别推送华东师范大学唐小兵教授阅读《许倬云谈话录》而写的随笔，感受许倬云先生自强不息，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精神，瞻仰学人气象。

本文选自《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唐小兵 著 东方出版社 2020-03），特此感谢！

旁观者的自由介入

读《许倬云谈话录》

文 | 唐小兵

《许倬云谈话录》是一本堪与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上学记》媲美的“枕边读物”，文字清新自然，而睿识洞见，俯拾皆是。历史学家许先生在谈话中说，他因为身体之特殊情态，而只能做一名生活的旁观者，而历史研究者正可谓旁观者的角色，这只是许先生生命世界之一部，通观这册谈话录，可以发现，许先生绝不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反而是一个公共生活的积极介入者，这既包括对学术性公共生活的参与和推动，比如对于两岸三地高等研究院之创设的推动，对成立蒋经国基金会的参与等，也包括对政治性公共生活的自觉投入。

《许倬云谈话录》

许倬云 / 李怀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01

这种介入，与许先生对于学者之社会定位的理解有莫大关系。他在批评今日美国的知识界时指出，“现在美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专家。本来享受了比别人更多的优待，就有责任付出更多，可是这批人没有自觉的责任感，也没有自觉的意识。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批判，批判与创造是两条腿，有一批人创造，有一批人批判。没有批判，这个社会就静止了。所以，知识分子要有自觉。不自觉，他就以专门的学问去换功名利禄。”而在许先生看来，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绝不仅仅意味着公共舆论之参与，同时也意味着社会运动之介入以及公民生活之推动。许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期的政治实践，更是强化了其对于知识人之社会角色的认同。据他所述，当时的芝加哥（1950年代末期）是自由教会的温床，时时刻刻有一批年轻的理想牧师，从本来的教会里背叛出来，要自由，要民主，要个人。行动不便的许先生开一个小电车，与神学院学生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他跟当地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而与他的留学生活形成对照的是哈佛大学等名校的华裔学生，因为共同的文化、语言、种族而聚集在一起，很少与其他种族互动，常驻在燕京学社的图书馆，成为纯粹的学人。许先生觉得这种学生生活不免乏味。从许先生一生卓然有成的学术成就来看，学者对于政治的关切与介入，并不必然意味着会构成对于学术生命的窒碍，反而有时候会给予学者以充沛昂然之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恰恰是学术创造者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留影

许先生少时亲历了战乱时期的中国，尤其是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残虐行径，他自然生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与其青少年时期的同学一样有着左倾倾向。他在回答访问者李怀宇关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问题时说：“我们这一代在战争中长大，看见过日本人打中国人种种的事情，我们看见过战争里产生许多的灾害，许多的悲剧，惊心动魄，刻骨铭心。”因而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份民族主义情怀。但随着许先生生活阅历的增加，以及知识见识的拓宽，尤其是因为他所从事的恰恰是一种世界史范围内的比较文化研究，他逐渐意识到民族主义情绪虽自然，却必须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否则便可能导致一叶障目的盲视和短视。比如他所叙述的与宗教社会学家杨庆堃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杨认为新中国的建设非常好，许不赞同，与其辩论了四个小时，本来亲密的友情大受伤害。后来的社会变化使杨的心灵受到打击，他整个人垮下来了，健康状况直线下降，精神也受到伤害，他最后对许先生说：“倬云，你是对的。”许先生纵览、思索二十世纪以国家名义而炮制的种种罪恶，而形成了其核心的价值观：“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五十岁我才理解，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五十岁以后，我理解到人间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这段话，平实真诚，有着历史学家的良知与体温，让我突然就想起了海子的诗歌里所写道的一句话：“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看来，在最高的层面上，历史学家与诗人都是人类主义者（并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坚守者，横竖是水，可以相通，他们都是能够让我们穿透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而窥知历史与人性真相、进而呵护生命之尊严与自由的人。

抗战时期的许氏四兄弟

《许倬云谈话录》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上述挂一漏万的思想层面，在我看来，这本率性而谈的口述史，也是一本难得的史料书，教育史、社会史、学术史、海外华人史等都可以从中采择到珍贵的史料。比如许先生所详细描述的民国时期无锡的辅仁中学的学制、课程和教师状况，提供了非常翔实的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史资料。而其描述的无锡社会网络，包括文会、茶馆、公园等当地士绅交往的公共空间，以及无锡商会组织之状况，都是难得的民国江南社会史之“实录”。许先生对于台湾学术界、美国华裔学术界非常熟悉，他所提及、臧否的学者涵盖面非常之广，而且评论大体上客观公允，对于我们了解两地的学术脉络与学人群体亦有极大之帮助。

学人本色的许先生最核心的关切还是在学术之上，尤其是学术界的整体生态和学术环境等议题。他对于大陆学术界和政府的建议实在是有如晨钟暮鼓一样发人深省：“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许先生言辞虽严厉，而正可见其对于大陆学界期待之深，这种期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对于台湾学术界的“偏见”。他在访谈中居然会认为：“坦白讲，台湾今天的学术环境比大陆还坏，因为台湾除了常见的官僚主义之外，还受累于‘校园民主’。每一个人都独立自主，都一个人都有否决权，校园民主使得集体合作变得非常困难。”这让对于台湾学术界高山仰止的我辈大跌眼镜，我们所念兹在兹的校园民主，居然成为了学术的障碍，即此可见，许先生对于大陆的一些集体攻关的重大课题的真相还相当之隔膜。瑕不掩瑜，整体而言，许先生对于学术界的批评是值得两岸三地的学者共同反思的。

许倬云

读此书，一个最大的感慨是，生不逢时的许先生，又遭遇先天的身体残缺，却时时抱持着苟日新，又日新的儒家精神，勇武精进，毫不松懈，且一生都乐观豁达，从无怨天尤人之语，反而时时持感恩之心，这种心态和精神，更是不可轻忽值得细味的学人气象。

本文选自《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唐小兵 著 东方出版社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