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第二排只有一个人，毛主席为他推迟会议，这人到底什么来头？

1969年的北京，春风中夹杂着肃穆的气息，人民大会堂内灯火辉煌，历史上一次举世瞩目的盛会——中共九大，即将在这里召开。大厅里早已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主席台上的座位更是安排得整整齐齐，唯独在第二排的正中间，空出了一把椅子。

所有人都在等待，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主席却没有宣布开会。毛主席环顾四周，语气坚定地说道：“他不来，不能开会。”那一刻，会场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个人，竟然能让全国最高的会议为他推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能让毛主席如此牵挂？

这人，便是开国大将徐海东。

时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1935年，那是红军最艰难的岁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是山穷水尽，粮草奇缺，衣食无着。毛主席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亲自给红二十五军的军团长徐海东写去一封信，字里行间透着无奈：“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问题，特向你借款两千五百元。”那是一张简简单单的借条，却写满了沉甸甸的信任。

信送到时，徐海东心头一震。作为战友，他既激动又愧疚，激动的是毛主席把如此要紧的事托付于他，愧疚的是自己没能提前想到中央红军的困境。他立刻拍着桌子，对身边的后勤负责人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人，请首长们放心，我一定会筹款送去！”随即，他不但凑齐了两千五百元，还额外凑出了五千块钱。更让人动容的是，他还让部队把最好的武器、弹药、药品一并打包送过去，甚至每个班都要挑出一挺最好的机枪献上。

那是雪中送炭，是拉一把掉在悬崖边上的兄弟。毛主席终身难忘，常常提起此事。可别忘了，当时徐海东自己的部队也紧巴巴，士兵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常常一天只有一顿稀粥。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把最宝贵的东西交出去。

徐海东出身贫寒，家里祖上六代都是靠烧陶糊口的手艺人。他九岁读私塾时，因为和地主孩子打架，被无情地赶出学堂。十三岁便进窑厂当学徒，抡大锤、推煤车，手上布满老茧。这样的出身，让他从小就懂得什么叫压迫，什么叫不公。后来接触到共产党，他心里燃起一股从未有过的火焰：穷苦人也能翻身，也能有尊严地活下去。从那一刻起，他便认定了自己的路。

在军中，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外号——“让贤专业户”。1932年，他因伤住院，养好伤回来后发现军长的位置已有人顶上，他不但没有争执，还主动提出辅佐别人。两年后，中央派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政委，按规矩，徐海东是军长，对方是政委，两人本该并肩工作。可他主动把军长的位置让了出来，甘愿做副手。有人不解，他却淡淡一笑：“大家为革命，不必争虚名。”从此，人们干脆叫他“让贤专业户”。

可在战场上，他却一点也不含糊。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他带兵硬拼，是真刀真枪的猛将。十年血战，他身上留下了十七个弹孔，其中八颗子弹直到去世也没取出来。1939年，他年仅四十岁，却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晕倒，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从那以后，他只得遗憾告别一线战场。解放战争时，他只能远远地关注战况；抗美援朝时，他只能在家里守着收音机听广播。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徐海东的名字赫然在“大将”名单中。可他却主动上书，请求降级：“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大将军衔，受之有愧。”如此谦逊，让人动容。毛主席听说后摇头叹息：“大将，都算委屈他了。”

和平年代的徐海东，更显出清正廉洁的本色。国家刚成立时，周总理两次提出要给他建房子，他一口回绝：“国家刚成立，哪有钱给我盖房子？”女儿想借父亲的名头找工作，他立刻训斥：“你以为我是干什么的？走后门？门都没有！回家种地去！”家里人偶尔想坐坐他的公车，他也坚决不同意。甚至有一次开会，他顺手把一把扇子带回了家，发现是公家的，立马派人送了回去。这样的刚直，贯穿了他的一生。

时间来到1970年3月，徐海东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距离那次九大会议，刚好一年。如今回想起来，那也成了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毛主席清楚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还得坐轮椅，可还是执意等他。主席台第二排，本该坐满领导，却特意空出一个座位，只为等徐海东出现。

当徐海东被推着进场时，他抬头望向毛主席，眼中闪着泪光，努力挥手：“我来了！”这一句话，既是对毛主席牵挂的回应，也是对自己革命生涯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