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社会功能的形成机制与核心表现：基于中西对比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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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技术变革与媒介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体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功能演进逐渐加剧。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去阐释媒体与社会、与人的关系，是现代社会媒体实践和理论指向的重要路径。中国媒体的功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建构并发展起来的，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对媒体功能和价值的界定，而是有着自身的内涵、特征与指涉。基于这一基本立场，本文在反思西方功能主义与发展传播学的基础上提出，要回到真实世界，在中国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在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语境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揭示中国媒体社会功能的形成机制及其核心表现。本研究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本理论视域，以经验材料为基础，发现中国媒体的社会功能是在国家—社会—人—媒体“一体同构”的系统中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其独特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国家和社会治理，提供系统性的政务服务；二是塑造现代生活方式，促进人的现代化。

作者简介

曾祥敏，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李泓江，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3JZDZ032）阶段性成果。

一 问题的提出

媒体（或者更准确地讲，大众媒体）是在社会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其既从社会分化而出，又构成社会整体中独立运行的功能性实体（黄旦，2020）。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是新闻传播学中一项重要命题。在现有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中，媒体的功能有着特定的表述，这些表述显然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例如“社会守望”“社会公器”“监察功能”等。长期以来，这些话语在教材、研究中被视作无需检视的信条，支配了很多人对于媒体的认知与想象。

西方对于媒体功能的讨论主要源自于功能主义，但功能主义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病，这一点早已为学术界所探讨，早在2012年，有学术期刊曾组织专题，刊发多篇论文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反思。当然，对功能主义的反思并不意味着要摈弃对功能的考察。功能与属性不同，如果说属性是先天存在的，那么功能则是后天建构的，功能的形成同具体的、历史的条件密切关联。如果我们承认媒体的功能是被建构起来的，那么就必须将媒体功能放置在历史的、动态的、系统的语境中加以对比与审视，也必须承认媒体功能的变化性和差异性。这意味着，基于特定历史语境生成的媒体功能话语或学说不能被当作普遍信条。换言之，在现代化的语境下，媒体与社会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联光谱，媒体的角色与功能也因不同历史、文化和国家而存在区别。这也进一步意味着，不能把西方学界关于媒体功能的界定与讨论，视为一切国家之媒体功能的基本属性。相反，中国媒体功能有着自身独特的生成逻辑，媒体在中国社会及国家运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也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存在着重要区别。对中国媒体功能生成逻辑及表现的探讨，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命题。

对于前述问题的解答，显然不能遵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路径，而是需要更加动态的、系统的视角介入，需要引入社会系统理论及相关思想。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相较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中国媒体的功能有着怎样的独特表现？其形成又遵循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如何理解中国媒体功能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本文主张以更为彻底的系统观审视上述问题，以社会系统理论为方法，从结构-功能层面深入剖析中国媒体的现代化特征及这些特征的历史性建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同西方的现实与理论展开对话，从而为理解现代中国媒体及其在社会转型发展中的功能与角色提供理论框架。

二 媒体功能与现代化的学术史考察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考察媒体，是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路径，这同20世纪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风靡密不可分。帕森斯、默顿等美国学者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刘润忠，2005）。在该理论的影响下，国外传播学形成了传播研究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

被视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1960）在1948年撰写了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在这篇影响颇为深远的论文中，拉斯韦尔沿循功能主义的路径，指出媒体具有“环境监测”“社会协调”“社会遗产继承”三种功能，这成为媒体社会功能的相关经典表述，这项研究也成为美国传播研究中功能主义的先河。拉斯韦尔之后，西方传播学另一位“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撰写的《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社会行为》发展了功能主义传播学，他们提出地位赋予、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和麻醉负功能（Lazarsfeld & Merton，2004）。如果说拉斯韦尔开创的“5W模式”是对传播活动本身的结构功能区分，那么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则推动了传播研究的实证主义转向，随后经过施拉姆的发展，美国主流传播学变成了事关传播功能与社会结构的经验理论体系（戴宇辰，2016）。

在此之后，传播学中的大量研究都与大众媒体的功能相关，尤其是广受关注的效果研究与受众研究，都与结构和功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传播学中常见的议程设置理论、把关人理论和框架理论，均以大众媒体对公众的影响与作用为前提。可以说，结构-功能构成了思考大众媒体与传播的一种基础性视域。

西方的发展传播学就媒体功能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亦展开过详细研究。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中对媒体在国家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释，在他看来，大众媒体承担着告知、决策和教育三种职能，能够扩大现代化社会生活经验、转换社会风俗、过渡社会关系等，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更好地推动国家的现代转型，就应该学会利用好大众媒体（施拉姆，1964/1990：121、132-133）。罗杰斯的《农民的现代化：传播的影响》是发展传播学的另一部代表性成果，在这部作品中，罗杰斯将创新扩散理论与社会转型结合起来，认为大众媒体是农民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其具有为传统社会“建造现代化氛围”的功能（戴利朝，2019）。

发展传播学对于媒体功能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注，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着较大影响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媒体的功能及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些研究者在勒纳、施拉姆、罗杰斯的影响下，结合中国的社会语境，展开了关于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传播事业与国家发展》（袁路阳）、《大众传播与农村发展》（裘正义）、《媒介·人·现代化》（陈崇山）。这些研究带有明显的功能主义烙印，所探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媒体在国家发展、社会变革以及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及至新世纪初期，张昆的《大众媒体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一书是媒体之社会功能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这一著作对大众媒体的政治社会功能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详细阐释了大众媒体的政治社会化艺术及其功能调控，并深入探讨了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张昆，2003）。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学者也针对媒体功能展开了探讨，例如，杨保军超越特殊的文化语境，从普遍性的视域论述了新闻本体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并将新闻的功能划分为本体功能与派生功能（杨保军，2010）。

从结构-功能角度探讨媒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不过，从今天的中国学术语境来看，功能主义影响之下的传播学存在一个重要问题：不论是狭义上的功能主义，还是包括发展传播学在内的广义上的结构-功能视角，实际上都预设了一个基本的社会语境，即媒体与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联结构，是以现代语境（西方式现代化所造就的历史语境）为蓝本的，媒体的功能也是在西方现代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西欧）的社会语境中加以界定的。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媒体所谓的功能似乎是一开始就已经具备和成型的，而非在特定的历史社会之中演化和发展出来的，媒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似乎只能是西方意义上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关系。由此，历史的具体性与丰富性被生生地从理论中剔除了，媒体功能的历史成型过程、功能发挥的社会语境，以及不同历史社会语境下媒体在国家-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差异等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被遮蔽了。

当然，这倒不是说对于媒体结构与功能的探讨没有意义，恰恰相反，结构-功能视角是一种基础的认知视角，其对于更好地理解媒体与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是说，在中国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下，媒体的功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其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传播学的界定，而是有着自身的内涵、特征与指涉，西方的理论视角不可能对中国的媒体与人、社会、国家及其现代化转型作出恰切的解释。当我们以结构-功能为视角来考察传播学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移植西方的理论资源，更不能将西方的理论视为真理化、客观化、标准化的圭臬（胡翼青，2011），而是应该回到真实世界，在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揭示媒体与人、社会、国家之间动态关联，阐释媒体在社会结构系统中的位置、角色及其功能，并从中抽象出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念，建构起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黄宗智，2005）。

三 社会系统理论与

理解媒体功能的视角

主流传播学深受功能主义影响，其根本问题在于对时间与历史的剥离。这符合社会学的一般特征。从一开始，社会学就强调超越时间与历史，揭示出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早期社会学家都有着对强调历史与时间的强烈反思，“稚气地收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零碎，它们出自喜好毫无用处的趣闻轶事的编者，出自它们盲目的非理性的好奇”“社会学之于历史学，正像大厦从周围的砖石之中拔地而起”“历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对民族生活的叙述，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转引自伯克，1992/2001：10）。这些态度也导致了社会学研究往往缺乏“历史意识”，其忽视过去，既不考虑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也不考虑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史密斯，1991/2000：4）。与之相应，这种对于历史的忽视，直接导致功能主义理论所建构出来的静态化社会图景，进而使得西方传播学将其所处社会的结构、规律、机制视为理想的社会样态（这正是发展传播学乃至“传媒四种理论”中所构建出来的理论与话语情境）。

若彻底地摆脱结构-功能的认知视角是不现实的，那么要想摆脱误区，发掘结构-功能视角的理论潜力的话，一条基本的路径就是要在具体的、历史的、特定时间脉络的语境中审视大众媒体及其实践。换言之，这意味着要将社会视为动态的、变化的、而非静止不变的结构系统，将媒体的功能视为在具体历史中生成的、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建构和生成的，基于时代发展与现实实践予以动态关照。在这一议题上，社会系统理论能够提供新的理论根基与思考视域。

与近现代西方科学认识论所崇尚的还原性的、机械论的、孤立性的理解方式不同，系统科学主张的线性思维的还原论无法有效解释复杂系统，相反要用整体的、系统的、联系的视角审视世界。一般系统论的开创者贝塔朗菲（1973/1987：21）指出，系统除了平衡之外，还存在着变化、分化、进化和负熵等现象，它们导致了系统的非寻常状态，也必然改变导致系统结构及属性功能。此后，在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曼弗雷德·艾根（Manfred Eige）以及约翰·霍兰（ John Holland）等学者的发展下，复杂系统科学成为一种具有重要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并影响了社会学，使部分社会学者开始认识到，社会系统并非是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特殊的控制系统、信息系统、开放系统、动态系统，是一种复杂的自组织、自调节、自控制系统”（高静文，2006）。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卢曼及其提出的社会系统论。相较于帕森斯功能主义主张的系统决定功能，卢曼认为功能先于系统存在，并且正是功能的需要导致系统与结构的生成。不仅如此，卢曼对于系统存在的条件性与复杂性有着更为清醒的认知，“社会生活及其环境的高度复杂性，使社会系统在其运作中不可能始终遵循固定不变的规则，而是受到多重变化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产生多种可能性和偶然性”（高宣扬，2016：8）。

卢曼的思想与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社会系统观念有着内在相似性。马克思主张以系统与结构的观点审视社会，在他看来，不应该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而是要将社会理解为“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603-60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论述了社会系统的内在结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2009：591）。相较于功能主义理论等其他社会学理论所勾勒出来的静态社会图景，马克思社会系统理论最为关键的特征在于其历史性，在马克思的语境下，社会世界是一个不断生成、不断更新的历史世界，一方面，社会系统中不同领域、不同结构的矛盾性变化，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整体变革，另一方面，组成社会系统的各部分在系统中的位置及其承担的功能也是在历史的变动中形成的，并且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样的系统要素在不同环境中须按照不同方式整合，形成不同的结构，甚至系统要素的性质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金光磊，霍福广，2017）。

在分析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过程中，社会系统论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于，要充分重视社会条件的复杂性和具体性，以生成的、历史的眼光，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中审视社会系统以及其中的结构关联。这实际上也是历史社会学所主张的，要在历史纵深处去寻找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史料、知识、思想与智慧，因为“历史确实从源头上给我们提供‘爱’和‘智慧’的双重资源”（任剑涛，2024）。而这条原则之于本文而言，指向的一条基本论断在于：媒体的功能是历史的产物，媒体功能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性。因此，本研究认为，媒体的功能受制于其所在社会系统的独特性，其是在特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必然要在所处社会系统的独特情境中阐释媒体功能的独特性。换言之，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条件和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社会形态中媒体功能的不同。在此意义上，本研究主张，要在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语境中理解中国媒体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媒体功能的主要表现和形成逻辑，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也是同西方新闻传播主流理论话语进行对话的关键突破点。

四 中国媒体功能建构的基本逻辑及

核心表现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系统理论，世界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社会世界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嵌套关联，共同结构形成有机的统一整体。从这个角度来讲，媒体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也是卢曼意义上的功能性系统。如同我们前文所说，媒体的运行和媒体功能的发挥，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历程构成了中国媒体发展的宏观语境，更建构了中国媒体与西方的差异化功能。因此，探索中西媒体功能上的共同性，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阐释两者在社会和国家运行的大系统中的功能分野，具有重要价值。

（一）作为复杂系统的媒体及其普遍性功能

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媒体是社会系统中的独立单元和功能实体，媒体的功能自诞生就已具备和成型。尽管这亦能够体现系统的思想，但这是一种静态的、不彻底的系统观。马克思主义认为，系统是反映事物整体性的存在方式。因而，应当把所有的复杂事物都当成一个系统整体，而后揭示事物内部诸要素的有机关联。从这一视角出发，媒体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复杂系统，其功能绝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自身发展及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和改变。

按照帕森斯的观点，系统的存在决定着实体在结构中的具体功能。就媒体这一复杂系统的形成而言，反倒是功能决定着系统的存在，因为正是由于世界是持续不断变动的，而人又有了解世界真实变动的需要，世界的持续性变动与人的持续性需要，要通过媒体这一中介来满足，这是现代媒体产生的根源。报道新闻是媒体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功能（杨保军，2006：371-372）。这一功能在拉斯韦尔那里被表述为“环境监测”，对环境进行监测实际上就是要把最新发生的事实、世界的最新变动呈现出来。作为大众传播事业的开端，报纸的英文表达“newspaper（新闻纸）”直观且清楚地表现出媒体“报道新闻”的功能。或者可以说，以报纸为代表（也包括广播、电视）的现代媒体就是在“报道新闻”这一功能的驱动之下产生的。可以说，媒体是社会功能分化的结果，其以公众普遍的新闻需求为目标，以社会世界变动为报道对象，衍生出自洽的运作机制，并成为独特的功能系统，“面向大众的大众媒体，便由此从社会中分化而出，成为一个‘社会设置’——大众媒体（沟通）系统”（黄旦，2020）。由此可见，报道新闻构成了媒体最为基础的功能，用复杂系统科学的话来讲，报道新闻仿若左右媒体系统生成的“序参量”，其支配着这一系统的形成，并且正是通过对新闻持续不断的报道，媒体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这一点也是中国媒体和西方媒体重要的共同之处。

作为复杂系统，媒体的功能是多元的。如果说报道新闻、传播事实是媒体的基本功能，那么其他功能，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则是由基本功能衍生出来的。媒体本身因报道新闻、传播事实而生，但在现代社会中，媒体以提供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新闻）为基本存在方式，其承担着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交往平台的重要角色。这意味着，在同其他社会系统和社会单元的互动关联中，媒体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作为信息平台的媒体能够反映和集合社会不同主体的意见和观点，因而可以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其能够反映政党的意志、主张和声音，传达政府的政策和规定，因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其能够汇聚经济信息、反映经济状况，因而还具有经济功能；其受到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润，因而具有维护公共正义的功能。因此，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功能系统，媒体的功能是多元的、复杂的，其在与不同社会系统的动态关联中表现出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说，媒体本身即是一种功能复合体，媒体内容的聚合性及其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联，不仅是媒体功能与作用发挥的前提，而且也是各种媒体功能实现的内在逻辑。这同样是世界各国媒体在功能上的共同之处。

（二）中国媒体功能建构的根本逻辑：国家、社会、人与媒体“一体同构”

当我们把媒体放置于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的系统中，其功能和意义的分野就出现了。西方语境下的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独立，即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社会，这决定了西方社会强调“孤立基础上的整合”，这是西方现代社会赖以组织的基本原则。基于此原则，不同社会主体（包括个体、企业、社会组织、政府）是相对独立的权利义务主体，尽管不同主体相互关联，但这种系统性连接是以承认各自独立性与主体性为前提的。作为拥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与国家的组织结构逻辑与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强调的是个体独立基础上的整体，那么中国强调的是个体与集体、社会、国家的有机统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相互结构和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这一点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中有明确显示。该理论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和美国在社会文化方面差异显著。其中，中国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上的指数分别为80和43，而美国的指数则分别为40和60。两个指数间的差异表明，中国人更倾向于服从政府的领导，具有更强的集体主义精神，而美国人则更主张自由与平等，强调个人主义。

上述现象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从未像西方那样将个人与社会、国家置于对立位置，而是强调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同构性与统一性，“社会关系的重点既不偏于以团体统制个人，也不偏于个人争取独立自由，而永远系于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之上，既无惟一的重心，又更加没有边界之分”（纪莺莺，2012）。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主义，强调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具有社会性，必然无法脱离共同体，并且只有在共同体中，人才能最终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金德楠，2023）。这同西方资本主义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思想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下，社会主义中国形成了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黄明理，2021）。因此，在中国，国家和社会（社会不同子系统）之间表现为相互嵌构、有机关联，换言之，“一体同构”构成了国家、社会与人之间基本的组织结构逻辑。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制度下，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媒体是外在于政府及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立力量（当然，媒体的报道常常要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其多为个人而非政府团队所有，依靠广告和订阅收入来获取经济利益并支撑自身的运转。在这种制度设计与安排下，媒体有着自身的实践逻辑，其通过维持新闻自律和塑造新闻权威来施展对社会的影响力。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作为一种职业，媒体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其处于市场和国家之间，既不完全属于国家，也不完全属于市场。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中，舒德森较为详细地勾勒出了美国社会中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舒德森，1978/2009：149-172）。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同，在中国社会中，媒体并非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像其他社会功能系统（如学校、医院、企业等）一样，是嵌构于社会与国家的功能系统，在党的事业发展过程中，经过《解放日报》改版等动态历史过程，党完全确立了对新闻媒体和新闻事业的领导权（黄旦，2008：279-280）。及至今日，党在新闻宣传文化工作中的领导权仍然在加强，媒体构成了党的工作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涂凌波，2021）。这意味着，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组织结构逻辑，也决定了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相较于西方媒体，中国媒体的功能是在更多结构性力量的约束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浸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在功能上的差异。

从动态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正是国家、社会、媒体与人“一体同构”的系统关联，使得中国社会这一整体系统内的各组成部分能够协同关联，从而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这种系统的动态关联中，中国式现代化与媒体功能的现代化是同步进行、同频共振的。一方面，中国媒体是中国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媒体的发展及其功能演进本身就要受到社会系统整体发展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推动着媒体功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既构成了媒体发展的外在环境，也为媒体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向和基本的功能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媒体与社会各个领域天然具有密切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内容平台与信息呈现系统（杨保军，2006：372），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媒体发挥着不同社会系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润滑剂”作用，推动着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推动着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以上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媒体功能现代化的总体辩证法。

（三）数字技术变革与中国媒体功能的系统性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传统媒体带来了全新的社会、技术和文化语境。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均要面临技术带来的危机与挑战，也都展开了各自的变革与重塑。西方媒体尽管在技术形态、呈现方式和传播逻辑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媒体仍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其在新技术语境下所做的改革与创新，仍然是在原有的底层逻辑上展开的。例如，美国媒体在变革、融合与功能转向中，仍然更多从媒介产业集团自身利益出发，各自为阵，各自发力，市场化是美国媒体融合的根本逻辑。

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深刻不同。面对全新的技术语境，中国的媒体融合涉及到媒体体系的系统性建构，主导中国媒体融合的是政治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战略、体系、路径和生态等方面对媒体融合发展作出了决策部署。2014年8月，《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中国媒体融合的步伐开始加速。在这一过程中，系统性建构与整体性变革，是最为核心和突出的特征。从建设中央级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两极，到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完整布局，从主流媒体转型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习近平，2019）的统筹改革，从现代传播体系聚焦到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从散点式的创新到系统性的变革，媒体融合的目标战略性、系统性、层次性都体现出一体化和整体性。与此同时，媒体嵌入国家、社会和人的结构功能，呈现出体系架构，具体而言，中央级媒体发挥引领功能，县级融媒体中心触达“最后一公里”，省、市媒体形成四梁八柱的结构连接，不同层级媒体共同组成全媒体传播的功能体系。这也直接推动媒体功能演进，从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舆论引导，到“新闻+政务”的社会治理嵌入，再到融合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社会生活服务和商务服务，充分体现出我国媒体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人的结构功能的顶层设计，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和改革深化中逐渐完善。

本课题组2023年对我国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调查显示，相较于以往，在核心功能上，中国媒体仍然以传播原创新闻信息为第一要务，但除此之外，媒体的新媒体平台已经逐步延伸出政务服务、社会生活服务和商务服务等功能（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说明了媒体功能的历史性和地域性特征，一方面，在新兴的技术语境下，中国媒体发展出了与传统媒体不同的功能，另一方面，中国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的功能演进与西方媒体有着深刻的差异。

（四）中国媒体功能的独特表现一：服务国家和社会治理

服务国家与社会治理是中国媒体在功能层面的重要表现。国家、社会、媒体与人的“一体同构”意味着媒体内嵌于国家社会，并以其独特的功能助力国家和社会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媒介制度安排下，新闻媒介组织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新闻事业与党和国家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媒介是与国家能力息息相关的重要变量”（涂凌波，张天放，2023）。与传统的管理思维不同，社会治理更加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对话与协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我国媒体起到了政府和群众对话、沟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构成了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由于新闻事业被嵌构于政府工作体系，媒体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社会治理活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播站、大喇叭，到改革开放后的“四级办台”，媒体被嵌入到中国社会的毛细血管（周逵，黄典林，2020），在宣传党的政策、教化与动员民众、维护社会秩序及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媒体的体系化建设更加强调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嵌构与融合。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等媒体融合措施，“将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顶层与基层、集体与个体等各方面的力量汇集起来，覆盖社会治理的整体网络，推动构建国家治理格局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功能性实现”（曾祥敏，刘思琦，2024）。这种嵌构与融合的结果是，媒体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承担着更为基础性的服务角色。一方面，媒体融合通过不断拓展媒介的渠道功能，消解中介域，减少沟通治理环节的成本，克服“治理真空”，在引导舆论、纾解舆论、防范和化解舆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营造良好健康和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及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平台本身构成了政务服务的延伸。根据本课题组开展的“2022年我国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调查”，大量主流媒体的新媒体端口承担着政务公开、政务服务、政府信箱、政府专栏和政府智库等服务（见表2）。可以说，相较于西方媒体，社会治理与政务服务功能，尤其是通过媒体融合创新拓展社会治理的维度和政务服务的方式，是中国媒体在功能层面的重要发展与独特呈现。

（五）中国媒体功能的独特表现二：塑造现代生活方式与促进人的现代化

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解放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运动过程，还是作为一种历史状态，它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归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真善美统一的高度与深度上，构成了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和必然归宿”（刘同舫，2012）。同西方社会所标榜的虚假的人本意识以及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状态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英格尼斯，1976/1985：6-7），“现代化实则是一个从人出发、复返于人的历史进程”（胡百精，2013）。这一点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区别所在。

对于具体的人而言，媒体是人重要的生存环境，构成了人生存于其中的重要表征系统。西方媒体主张“第四权力”“新闻专业主义”等观念，从表面上看提供了超然的“外部视角”，但实质却阻止着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价值关联，“这些带有自由主义印记的话语以反对政府干预为号召，然而却在相对意义上侵蚀了人民群众本应享有的权力和权利”，并最终导致了人的异化（支庭荣，2022）。这是西方媒体的虚伪性所在。同西方媒体不同，作为与国家、社会和人“一体同构”的信息系统，中国媒体从一开始就倡导以人民为中心，并且在个人理想与国家社会的共同理想之间建立连接，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间的契合创造条件。在服务于人的现代化方面，中国媒体特别强调塑造文化自信、人的尊严维护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媒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主流价值观念，涵养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凝聚着华夏儿女的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为“完整的人”的塑造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除此之外，中国媒体对人的现代化的促进，还明显地表现在其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塑造上。在新兴技术的语境下，中国媒体不仅以视听化的方式传播着现代生活方式，而且直接参与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塑造之中。这是处于数字社会的中国媒体在功能上的重要独特性。根据本课题组开展的“2022年我国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调查”，主流媒体自建的新媒体平台延伸出了大量的生活服务（见表3），例如咨询辟谣、消费购物、就业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生活服务、公益服务等。这显示出，中国媒体的新媒体平台已经不仅仅是信息资讯的提供者，而且也是生活服务的提供者和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塑造者。

五 结论及余论

行文及此，本文初步回答了文章开始提出的问题。研究试图表达的最核心观点在于：西方传播学中关于媒体功能的讨论既忽视了历史与具体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媒体功能的形塑作用，也忽视了媒体功能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结构关联。只有回归具体的历史语境，才能够更好地认识媒体功能形成的内在逻辑及其核心表现。基于此，本文运用社会系统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中阐释了中国媒体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功能上的差异（见表4）。这些差异的根源既在于理论与世界观层面的差异，又源于历史文化的不同，也来自社会制度建构的差异。本文认为，如果承认媒体功能的建构性，则必然要承认媒体功能的历史性，即媒体的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随着媒体政策发布、传播技术变革以及社会文化环境改变，媒体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在新兴技术的语境下，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的深层逻辑与技术逻辑相互作用，进一步形塑了不同国家媒体的功能表现。相较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国媒体在功能上最为独特的表现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媒体本身是嵌构于党和国家工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必然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媒体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系统的媒体治理体系以及政务服务的新形态，就是这一独特功能的新表现；其二，中国媒体也是嵌构于社会生活的有机环节，其发挥着信息中介和聚合平台的作用，故而衍生出了意识形态塑造以及社会生活服务的功能，这些功能共同塑造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现代化。

回到本文的撰写初衷，我们认为今天中国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与西方同样的理论地平线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习近平，2020：219）。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不能也无法笃信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能够解释中国问题，相反，我们应该相信这是一个能够推出中国原创新闻传播理论的时代，本文正是一项立足于中国实践展开的同西方对话的理论性探索。尽管这一探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我们认为，中国原创理论的推出，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充分重视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同西方已有的理论展开对话，在批判性的省思中完成视角与见解的超越，唯有如此，才能涌现真正具有原创力、思想力的理论成果。当然，这既是一项长期性的工程，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担。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5期。

本期执编/陶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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