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分子一般外部表现就是极左极右，文革时期的清廉是腐败的起源

腐败，这事儿你要抬杠，谁都知道是个老话题。可要问它怎么一路水涨船高，从十几块钱的罐头票，到今天几十亿的大案，老实说，没几个人能说清楚。我听过一位老干部低声唠叨：“文革那阵子也就走走后门，抢个肥皂粉，送两罐麦乳精。哪像现在——这捞钱的路，一条比一条野。”他那口气，唏嘘里带点无奈，仿佛见多了刚烈与滑头的交替，就看着那条“灰道”一步步铺开，长得让人心慌。

你看啊，七十年代末的北京，天还刚亮，菜市场小贩摆摊儿，工人下夜班顺手掰根烧饼。那个时候，谁要让你不排队能弄点儿猪肉，你就得偷着乐。也就个车票、两条毛巾布，稀罕得紧。真敢伸手“拨公家”东西的，回家晚上都心虚。但后面的事，咱们都看见了嘛：改革一开闸，水流急了。腐败的滋味，也越来越贵了。

可要说起源，还得倒回头去。有些人喜欢把“老一辈”全扣到“圣贤”头上，其实不然。新中国刚立起来那会儿，确实有不少人把钱粮、命都扔进了建设里，啥都不顾，泥裤子出门干革命，手底下无非也就一口旧搪瓷碗。真的有理想，脑袋里只想着集体和“新世界”。但人多嘴杂，风气变得也快。就在这拼命干活的队伍里，也混进来些“钻空子”的主儿。

这事儿很微妙。有些人本事不大，混点嘴皮子功夫，专会戴高帽、说漂亮话。遇到运动风头上，这些人反而吃得开。像是吃惯了大锅饭，又揣着不安分的小算盘。你说他们是不是坏？不一定。只是看准了风向——谁手里权大就跟谁。表面上信仰轰轰烈烈，背地里，一肚子算盘。

文革那几年，真是一场大洗牌。口号漫天飞，人人自危的时候，你要真为群众办实事，反倒成了假大空里的一粒沙。大家揣着明白装糊涂，嘴上叫得响，行动里全是套路。老百姓心里清楚：“上面一句话，底下十个人转弯。”那会儿的腐败，倒还不叫腐败，顶多动点小心思，蹭俩紧俏票据。可有些毛病，这会儿就种下了。

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学会了“啥是真话不紧要，紧要的是说对话、站对队”。这法子一旦用顺了，就跟沾了油腻似的，揩两次桌子也擦不净。到了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市场、机会、名目、诱惑，像是泛滥的水涨起来。只要你还会戴高帽、装样子，光是空话本事，就能“变现”。以前画在墙上的“虚荣”，一下子换成了人民币。

有个王守信，说是揣了几十万，大案在当时一夜轰动。可二十来年一晃，又冒出个赖小民，数字翻了好几个零头。钱越挤越大，招数花样百出，跟病毒学变异似的，谁沾谁倒霉。你要说教育、监督，这些年也不停喊抓得紧。可架不住“巧言令色”——永远比规则快一步。嘴上喊群众，心里压根就没装过“小老百姓”。

我倒时常想想，那些年老工人一身油汗在车间里低头干活，顺口骂两句“干部说话像念书的，没一句掏心窝的”。其实，他们未必是怀疑谁的初心，只是太多跳梁小丑混进列队，一堆“老好人”躲在后头，说一套做一套。后来名利渠道打开，谁会只满足一张票？有办法的，心气高的——骨子里争的还是露脸、出头。至于这些“出人头地”，过几年就变成了钞票和车钥匙。

最有意思的，是有些人活脱脱“变色龙”。运动里会抢风头，改革里敢撸袖子，机关里喊口号，商场里谈合同，哪样他都沾点边。说到底，他们不是“与时俱进”——是永远只服输给利益。从前嘴边“为人民服务”，遇到机会，全成了“为我服务”。

当然，也不是谁都有这个胆气。大多数人啊，还是本份。走后门拎点礼物，也是人情往来那点“小九九”。真正把公家腰包倒腾成自己账户的，总是那么一小撮。这一小撮可劲挥手遮天，一晃几十年。等漏洞补完，制度上了，办法变多，大家发现——人心的弯道，最难填平。

讲闲话容易，但你要真问“文革留下的最深烙印是什么”，我看未必只是那些大字报和批斗会。更深一层，是那种空洞的、形式上的话，成了晋升通行证。信仰抽空了，光剩下大话小调，牌坊树得越高，心里的门槛越低。久而久之，谁还较真？谁还真心疼“群众锅里有甚”？——没人！都在飘着，盯着“上面”的脸色和“上面”的指头。

这个习气，一到快速变革的大潮里，摊开来成了大病。制度再好，人心上总留着裂痕。历史拐了几个弯，我们也没绕出去。文革种下的，是“假大空真掏心”的苗头，直到今天，多少场景还在重复。

所以说，腐败哪有一朝一夕地长起来？哪有什么突然“思想滑坡”？不过是旧习惯长出了新花样，虚头巴脑地包了糖衣，换个招牌罢了。末了，你说，该怎么解？咱不知道。只能看人，带着点希望，也带着点警惕。人这颗心，最终到底能不能掰直啊？还得看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