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原副总理，1975年被永远开除党籍，1979年当选为副主席

五卅运动爆发那天，是个闷热的午后，谁也没预料到，一桩看似“局部的小事”会变成惊天动地的大潮。警察的枪声打破了上海的夏天——有人倒在马路，有人愤怒地撕破衣袖，有人茫然停在街角。这场事儿，掀起的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涟漪，而是一代青年的命运。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主角，就是那年夏天最“不可思议”的年轻人之一：陆定一。

其实要搁在平常人家，陆定一真不是应该与“革命”结缘的那个。1906年，他出生在江南水乡无锡，那是个书香门第，宅子里还种着花，挂着家族“祖训”，长辈时不时和他讲“你得像先祖那样有抱负”，家谱能往上翻到唐朝，直线拉到陆贽——一个救国能臣。到了清末，他老爸陆澄宙也是正经五品官，科举考出来，西服领带，念过法学，税务和法律两个圈子里都还算有点位置。按理说，这样家教齐全、出身稳妥的小公子，应该慢慢铺自己的锦绣前程。

可家里的熏陶未必就等于“别无选择”，这一点陆定一其实很早就不信。他爱看书，喜欢钻那些报纸杂志，甚至经常跑到城里学校去听洋学堂老师唠叨“工业”“科学”、“什么是新思想”。到了南洋大学读书的时候——那可是那个年代的名校，后来几所著名大学都追认是它的后身——他常常没什么架子，穿一件旧布衫，一边走路一边和舍友聊最近的风波。

偏偏就是这样的背景，一个并不“苦大仇深”的青年。1925年春天，五卅枪声爆响，上海的街头全乱了。陆定一没多想，他跟着同学往外走，举着宣传标语，嘴里喊口号。那时候谁也不觉得自个儿能搅动什么大浪，但回过头看，这就是拐点——也是人生难得的倔强与纯粹。五卅之后，陆定一毅然转身，成了共产党的一员，从那一刻起，他再没有“按部就班”的可能。

时间往前拧一把，1926年秋，陆定一被调进团中央，分管起《中国青年》的编辑，成天和图书杂志打交道。那些年北地很冷，北京的冬天里，油灯下他趴在桌案上一写就是半宿，把期刊稿子涂涂改改。外面天未亮，他已经抱着棉袍赶赴下一场秘密会议。宣传领域的活儿，热闹中其实孤独。你得在众声喧哗里，坚持自己的信念，也得在纸张的缝隙里，看见大世界的荒寒和希望。

不过日子从来不是直道。1927年春，蒋介石突然变天，在上海掀起反革命风暴。到了那个时候，陆定一已经不是只会喊口号和写文章的年轻人。他接到任弼时的紧急召集，临时编起中央的大字报，又和同志一起起草那份燃眉急的《政治意见书》。那天晚上，他写字写到手指发麻，窗外不断有人传递小纸条，消息一条比一条急迫，感觉整座城市的命脉都在跳动。有时候，他停下来望向天花板，忽然想到母亲老家的灯火，那些曾经熟悉、温暖的普通日子。

但忙与愁，没耽误风雨。1931年，风头变了，中央“左”倾路线盛行，陆定一反倒被罢了官。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的头衔都没了，一夜跌到谷底。很多人眼里，那是前程断送。但他没灰心，三年后跟着中央纵队踏上长征。雪山草地，隘口关隘，一路风餐露宿。长征是人的极限，也是意志的试金石。队伍里不少人伤风咳嗽，天天只有那点粗粮。陆定一是个心细的人，饿了会留点粮食给伙伴，破衣服还分给冻得不成样子的战友。有的人睡在他身边，夜里呓语着家乡的槐花树影。他自己其实也想家，但从没掉队。

遵义会议那一年，是他命运的又一次转折。毛泽东成了最高指挥，陆定一则被拎去主编《红星》报。写报纸其实比抗战还累，没日没夜地赶稿子，有时刚写完一张，敌军就在附近开火。他还是把一点点希望、激烈的情感压进纸页里，怕给别人传播绝望。

解放了，所有人本以为艰难结束。可历史明显没打算让陆定一过安生日子。新中国成立，他当上了中央宣传部长，还兼着文教副主任。1956年八大召开时，他又顺利进了中央政治局。这一路上，他见多了人们一夜变化的脸色，也开始习惯了无数会议、无数文件背后的沉默。有人说他官运亨通，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每往前一步，身后的荆棘都是自己一刀一刀劈开的。

五十年代末，他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六十年代初，更是身兼数职，到处调和风气。可风头正劲的时候，偏偏又逢巨浪。1964年中央搞起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他成了组员之一。到了1966年，局势骤变。“二月提纲”本意是希望运动别太泛滥，可纸上写的“收敛”，很快被现实的“滔天巨浪”淹没。中央突然一纸文件下来，那份提纲作废，小组解散。陆定一从高位倏然跌下。一时间，老友避而不见，“同志”两个字变得生分起来。他的屋子一下子冷了不少，饭桌边的人也悄然少了。

真正的苦日子其实还在后头。林彪一伙公开点了名字，把陆定一拉进“阴谋反党集团”，1968年他被推进秦城监狱。身陷黑暗时，也许他会偷偷想起无锡老宅的夏夜，或者南洋大学的窗前晨光。不知有多少次，他被自己问出一句话：这世道，究竟要把人折磨成什么样？

1975年，又一阵风暴袭来。党籍被永远开除，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朋友圈几乎只剩下了影子。可即便如此，陆定一始终没有“反悔”。信仰这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像石头一样压心头。他并没有写下什么慷慨遗书，也没有大发牢骚，只是把苦闷都留在深夜里。

等到“云散日明”，1979年，政坛又想起了这个倔强的老头。他被请回位子，成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又两次进了中顾委常委。有人问他憋了一肚子委屈是不是要“讨个公道”，他只是笑，提笔挥墨，仿佛岁月从未折断他的筋骨。到后来老来北京，陆定一的身影渐渐稀薄，小院里落叶一片，他只剩平静与无声的追忆。

故事到这里，到底该怎么落笔？也许人生从来没有“圆满”的结界。陆定一在九十岁那年悄然离世，留下一段飘零的岁月、一摞摞厚重的资料，还有那些讲得头头是道的“革命理想”。他的一生兜兜转转，如云似水。也许，正应了他曾在獄中夜深自问的那句话：风浪起落，奔波到底，何为人生的安处和归宿？答案，恐怕只有岁月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