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讨”诸葛亮无岁不征误国误民？北大教授辛德勇错在哪里

近日，一场围绕北大教授辛德勇在成都武侯祠讲座的风波，非常引人关注。辛德勇教授以“诸葛亮北伐的功与过”为题，却在讲座前抛出“劳民误国”、“无岁不征，误国误民”等激烈评价。看这意思，辛教授其实认为诸葛亮北伐全是过，功劳是半点谈不上的。

辛德勇教授的观点并非首创，西晋陈寿在《三国志》虽然对诸葛亮百般尊崇，但也委婉指出：“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东吴后期张俨《默记》也记载了当时舆论中的一种说法，认为“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北魏崔浩更是直言其“恃山崄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

但是这些观点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偏颇之论，以陈寿为代表的蜀地豪强还有东吴的一些世家大族是很不喜欢北伐的。毕竟北伐征兵征粮都要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而且蜀地山川阻隔，自成一统，历来为乱世乐土，故其民溺于逸乐，不好功名，只愿偏安一方，不思进取，通观整个中国历史，历代巴蜀割据者若不能在十年之内图得关中，此后便是再有雄心壮志，那也无力回天了。这便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言：“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比如两汉之交的公孙述，处在巴蜀发展的最高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西汉末年的时候，成都有76256户，仅次于西汉首都长安（80800户）而居第二，并超过了后来东汉的都城洛阳（52839户），可见其经济之富庶发达。而且新莽赤眉之乱，天下人口剧减，但由于公孙述很早就安定了巴蜀之地，导致这里受乱世影响不大。可见公孙述的实力不仅超过了前代的刘邦，也超过了后世的诸葛亮，只要抓住时机，配以完善的战略，他就算无法打败刘秀统一天下，至少也可攻占关中与汉平分天下。但正由于公孙述受蜀地豪强影响太大，最终没有抓住机会，沦为“自守之贼”，坐视刘秀灭赤眉，定关中，扫平关东，收服凉州，结果立国十一年被灭。事实上，整个中国历史上以巴蜀汉中为基地取得关中的成功者只有刘邦一位。刘邦能成功，首先是因为他在关中有群众基础，而项羽在关中封的三个王力量分散、且与秦人有仇。

总之，谯周、陈寿这师徒几人虽然对于诸葛亮个人非常崇拜，但对他的北伐战略并不感冒，对诸葛亮北伐未成甚至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所以唐代设立武庙时候，对陈寿说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观点并不接受，甚至将诸葛亮列入武庙十哲之中，与孙子吴起韩信白起等古之名将齐名。

至于崔浩就更别说了。崔浩是北魏谋臣，而当时东晋、刘宋常常以华夏正统自居而北伐中原，这时候他跟东晋降臣毛修之坐在一起品评蜀汉北伐，又怎么可能会认可诸葛亮呢？自然要说诸葛亮是“边夷之众抗衡上国”，是自不量力了。

所以现在很多网友包括辛教授批评诸葛亮北伐恐怕也是因为立场问题。1939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为什么要做这个讲话，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意志比较薄弱，认为以弱敌强是自讨苦吃、是误国误民，不如投降了，有口饱饭吃比什么都强。所以这些人在内心就认为诸葛亮这是何苦呢？为何要死守着那一州之地的小国与中原抗争，为何要选择去走一条最难走的路，而将这一生奉献给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小国，为什么要害得蜀地百姓跟着你一起打仗受苦呢，和平统一不好吗？

这个问题诸葛亮自己在《后出师表》与《正议》两篇文章中回答过，吴国张俨在《默记》中也回答过。他们的核心观点就是，战争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同时也是硬件资源与软件资源的全方位比拼，资源、人口、国力等硬件因素固然重要，但动员能力、人心向背、战斗意志等软件因素也不容忽视，甚至运气都是实力的一部分。当初刘秀以万人之军，几乎全歼王莽四十万主力大军，一举摧毁了看似强悍的新莽政权，这就是偶然性因素与软件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辛教授等人的另一个观点是，蜀汉为了北伐，以极少的人口养活了太多的军人与官吏，老百姓太苦了。按照《三国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纪》的记载，蜀汉灭亡时，整个益州户籍人口不过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却有十万二千，还有官吏四万人。这样算来，蜀汉7个人就要供养一位官兵，这也太惨了。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句丽，总兵力达到惊人的一百一十三万，“其餽运者倍之”，即后勤运输者人数加倍，达到两百多万。也就是说，隋朝为了远征高句丽总共投入了三百多万人力，而隋朝账面上总人口是4600多万，也就是15个人供养一个人征辽，但这样隋朝就崩溃了，后方直接一百多次农民起义了。而蜀汉七个人养一个人，按理早就要崩溃了啊，怎么后方连农民起义都很少呢？

需要指出的是，蜀汉的这个人口数是投降时送上的士民簿，应该不会有错，但还是少算了。因为这个数字只是给国家种田交税的人口数字，而并没有计入兵户、吏户、匠户（手工业者）、杂户、屯田户、流散户、官私奴婢还有豪强士族的依附民以及南中少数民族人口。所以葛剑雄认为蜀汉人口大概有360万，这还不包括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因为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光南中的永昌郡就有人口189万，仅次于南阳郡二百四十万与汝南郡二百一十万，是全国第三大郡。所以光南中人口就有三百万左右了，这些人口是没有记在蜀汉账面上的，因为诸葛亮实行的是“南人治南”的特区政策，既不直接控制，也不留大军镇守，只要南方少数民族不作乱，并为北伐提供足够的兵源与资源就行了。总之，蜀汉的人口其实并不算少，裴注三国志上还说，诸葛亮“好治官府、次舍（旅店驿站）、桥梁、道路”,在北伐之余居然还有余力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完全没有一点窘迫的状态啊。

辛教授等人还有一个观点是：蜀汉北伐面临后勤困境，蜀道艰险，连年征战导致“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有人还举例子说，汉代通西南夷道，以数万人从事劳役，“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钟是度量单位，一钟当于六石四斗，十钟即为六十四石，这是因为没有路，需要人来背粮食，所以物资在运送中98%都被损耗掉了。隋朝时隋炀帝三次远征高句丽都未能成功，还搞得天下大乱，主要就是因为打高句丽要经过辽东的辽泽，一路都是沼泽，既走不了漕运，也走不了牛车，必须用人来背粮食，所以大军刚走到平壤城下就粮尽了，仗都不用打了，直接败走。

但诸葛亮其实通过在汉中屯田以及发明木牛流马把后勤问题基本解决掉了。曹魏的屯田比较有名，蜀汉的屯田历史上讨论较少。但其实诸葛亮在汉中屯田的规模是很大的。当时蜀汉十万大军在北伐前后都是长期驻扎在汉中的，如果都靠成都平原翻越大巴山来运输粮食，那损耗就太大了。所以这十万大军平常都是在汉中屯田、自给自足的。汉中盆地群山环绕，冷气流下不来，暖气流走不掉，温暖湿润，水量充足，是最优质的农耕区，养活十万大军不成问题。

据调查统计，汉中地区至今尚保留有三国以来古堰七十多处，此外还发现了大量三国时的陂池，陂塘，这都是诸葛亮屯田的证据。当时负责总管汉中屯田的官员就是汉中太守吕乂，史书上说他“兼领督农，供继军粮。”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上说：“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考。”可见督农这个职务是蜀汉特设的屯田官，吕乂后来官至尚书令，可见他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可惜到了蜀汉后期，汉中的屯田就废弛了，251年起费祎中军屯于汉寿，姜维的北伐基地则主要在武都阴平，这些地方都没有汉中肥沃富庶，屯田效果并不好，这是诸葛亮死后蜀汉开始衰弱的一个重大原因。

然后我们说一下木牛流马的问题。诸葛亮以汉中为屯田基地北伐关陇，后勤路线是缩短了，但接下来要穿越秦岭的这几条补给线也不是很好走。特别是魏延提议的子午谷，不仅狭窄崎岖，而且全是难走的山路，所以既走不了漕运，也走不了牛车，必须用人来背粮食，这损耗就太大了，魏延此计是奇谋，但可行性很低。

图：子午道

所以诸葛亮最终没有听魏延的，而主要选择了祁山大道，因为这条路上是有西汉水可以通船漕运的，《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汉朝人称：“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漕运的运输效率是牛车的十倍，其路途损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当然，西汉频发的地震使得天池大泽逐渐消失，使得从宁强到略阳这一百多里北伐的粮草只能走山路，运输效率大减。所以诸葛亮发明了木牛，解决了这一段山路的运输问题。

木牛到底是什么，以前是众说纷纭，但现在学术界基本已经有了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改良后的独轮车，这种改良后独轮车不仅更适用于在崎岖山路中行进，而且运量也大大增加了。按照《诸葛亮集》中的说法是“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木牛虽然运输速度较慢，但也能达到日行二十里的基本水平，也就是说这一百多里山路，最多十日路程，而一辆车可以载一年的粮食，损失10天，也就损耗了2.7%左右，来回也就5.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就算第二次北伐诸葛亮走陈仓道有五百里山路，那也就走个二十五天，损耗率不到7%，来回也就14%，损耗依然可控。

不过，诸葛亮对木牛的运输效率仍不满意，因为秦岭雨季在夏秋之际，如果战事拖久了导致雨季来临山路泥泞，这就会大大影响到陆路运输，蜀汉第四次北伐虽然大胜却未能持久就是因为大雨影响后勤运输，给了李严掣肘北伐的借口。所以在第五次北伐前诸葛亮又发明了流马。流马为何物，史载亦不详。但从名字就可以听出来，马比牛载得少却行得快，所以流马的运载量虽比木牛小，速度却加快了。我在《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一书中通过对文献以及路况进行考证，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流马可能是一种可拆卸组装的水陆两栖运输工具，在陆地上就用人力搬抬或畜力牵挽，在水中之时则变为一种特制小艇，既能划行，又能用拉纤拖行，以适应第褒斜道中水路（汉水支流褒水与渭水支流斜水）水流湍急，且与陆路（五里坡，只有五里难走的山路，是褒斜二水的发源地与分水岭）交替的复杂路况。

图：褒斜道

图：褒水

图：流马假想图

所以说，蜀汉老百姓并没有辛教授等人想象得那么惨那么苦。他们也对古人太过操心了。事实上，历史上也从没有的记载诸葛亮时期蜀汉民生之艰辛，反而有大量蜀汉百姓富庶的记载。如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说诸葛亮治蜀，“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还有东吴士族张温在出使蜀汉后也到处“称美蜀政”，弄得孙权颜面无光，最后恼羞成怒罢黜了张温。此外，魏末士人、西晋给事中袁准则评价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还记载了蜀汉末年巴蜀民众对诸葛亮的追思，如“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如“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所以，这就很奇怪了，如果诸葛亮北伐确实给蜀汉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与负担，那他们怎么会如此怀念诸葛亮呢？于是又有一些学者专家分析说，蜀汉民众是被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宏大叙事给欺骗了，他们轻信了季汉政府妖魔化曹魏的宣传，认为伤害他们利益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敌曹魏，所以丞相一鞠躬尽瘁，万民就死而后已了，而且还自我感动得要死。总之，民众都是傻瓜，明明是蝼蚁，还为上位者狠狠共情了一把，非常可笑。

对于这些学者的观点，我还是不认同。我始终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欺世盗名之徒，也许能短暂欺骗百姓几年，但难道能一直骗，骗上几十年、上百年吗？比如王莽、杨广这样的，才华横溢、口才满分、演技一流，常常把自己打扮成爱民如子的圣贤，但百姓们最后有吃他们那一套吗？没有啊，最后大家还是要看你有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否则都是空话。

所以这个矛盾就来了，显然，诸葛亮执政时期虽然连年北伐，但蜀汉民众的负担并没有很大，甚至可以说比较富庶。所以袁准说诸葛亮“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但诸葛亮具体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我这本《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书主要要阐释、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钩沉史料，我发现，诸葛亮其实在尝试打造一个盐铁蜀锦商业帝国体系，他的军费并不主要由蜀汉人民来负担，而是通过贸易来解决的。事实上，诸葛亮所有的战略，包括平南中、出祁山还有交好东吴都是围绕这个体系来布局的，你搞通了这个体系，就一通百通，对蜀汉的整个政策实施、外交金融、人才培养、战略部署、就都通了。

首先，诸葛亮很明确，他实施北伐的时候，是有大量男丁要脱产参战的。而如此一来，势必会大大影响蜀汉的农业生产与人口增殖。所以诸葛亮必须另想办法获取财富与资源来支持他的北伐。这个办法，就是盐铁与蜀锦。在远古时期，四川盆地是一片内海，地底下是有大量天然卤水，盐是吃不完的，蜀汉这些人口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盐，必须外销。事实上，南宋正是靠四川的盐税，渡过了对金战争的财政困难时期。另外，蜀汉的蜀锦也是垄断了当时奢侈品市场的，据说优质蜀锦比黄金还贵，是最好的出口产品，而且蜀锦的织工都是女性，她们是不上战场的，所以诸葛亮连年北伐对蜀汉的蜀锦制造没有什么影响，反而连年增产，大发特发。

简单类比一下吧，在诸葛亮打造的这个体系中，盐铁特别是蜀锦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储蓄黄金，而“直百钱”就相当于美金，它保值靠的就是诸葛亮用蜀锦换来的国家钱币信用保证，所以虽然蜀汉大量增发直百钱这种虚值货币，却不会使得蜀汉物价暴涨，反而能通过大宗货物开启流动性，垄断丝织业，开启印钞机，打造“蜀锦直百钱”的国际支付地位，使用乾坤大挪移将通胀输出，搜刮天下财富。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诸葛亮为何在平定南中后要设立特区而不直接管理。一则是少数民族很难管，还要留下大量军士与官吏也不划算。二则就是希望将南中当成一个贸易特区。我们前面说了，永昌郡在东汉是天下第三大郡，它人口为什么这么多呢？因为它对于中国来讲是偏远地区，但在整个亚洲来看却是一个枢纽位置，可以说是古代亚洲的中心商都。当时有大量的中外物资，就是通过永昌来进出口的。考古人员在今巴蜀地区发现颇多两汉三国时期具有胡人特征的人俑，具有深目高鼻、戴尖帽、束腰带、穿长靴、左衽等特征，也是南方丝绸之路来往密切的证据。

基于此，诸葛亮的战略就很清晰了，通过对南中输入蜀锦等商业物资，换取南中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同时还可以招募南中劲卒为雇佣兵加入北伐，提升蜀汉军队的战斗力。而南中人则把从蜀汉交易而来的蜀锦，再高价转卖到东南亚、印度、阿富汗乃至欧洲，获取巨额贸易利润。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诸葛亮对于魏延的子午谷奇谋为何完全不感冒，因为他本身早已有了通盘的战略考虑，需要先占据陇西、凉州从而打通丝绸之路，从而推行他的蜀锦贸易战略体系。如果诸葛亮能够用蜀汉的蜀锦、蜀盐以及其他手工品换取到凉州及中亚的良马、金银、皮革等物资，那么蜀汉日后何愁骑兵、何愁军费？关中长安不也就唾手可得了吗？何以要冒险呢？魏延只从军事上考虑问题，而没有诸葛亮处于宰辅位置的经济、政治等全方位大局观，这就是他们不可调和的战略分歧所在。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蜀汉的这个经济体系在蜀汉末年基本崩溃了，所以在公元261年吴使薛珝奉命出使蜀汉回国以后，向吴主孙休汇报蜀汉情况时说：“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此时距离诸葛亮去世已27年，蒋琬费祎也都死了，蜀汉不仅政治混乱，而且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政治、经济人才了。姜维这个人在军事上还算得上是二流水平，但基本没有参与过政治，更没有什么经济头脑。其他像诸葛瞻、董厥、樊建、陈祗这些官二代更是没有什么能力可言，所有北伐的军事行动都交给姜维等前线军人，这些官二代都躲在后方安逸的享福，完全没有战争经验，也没有统筹大局的宰辅之才，所以曹魏大军一旦突破山险来到成都平原，蜀军立刻兵败如山倒。在培养人才方面，可以说是诸葛亮的一个短板所在，这也是蜀汉北伐最终未能成功的一个最大原因。再加上诸葛亮北伐时曹魏政局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曹魏后期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隆中对》中提出“待天下有变”的重大战略机遇在诸葛亮时期并未出现。而历史上一切功业都是需要时势配合的，时也命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诸葛亮的北伐并没有成功。所以用成王败寇的思想，诸葛亮终归是错付了，有些专家学者由此指出，诸葛亮试图力挽狂澜，兴复汉室。可汉室之兴，与万千底层民众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谁做皇帝，都是凌驾万民之上，以天下供养一人，区别不过是盘剥程度多少罢了。兴亡与否，百姓皆苦，汉家运祚，随他去了，干百姓何事。

这种思想，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似乎没有问题。但我们研究历史的，恰恰不能用现代观点套用在古人身上。因为时代不一样，思想、人心、局面都不一样。兴复汉室这个口号，简单来讲就是天命正统问题，有人认为大汉的天命很重要，有人认为不重要，但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它很重要。

首先，政权的天命或者说合法性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扎根在民众心中的。我们通观历史发现，所有得享稳定盛世的王朝都有一个特点，它得国要正。它必须实实在在的打服那些乱世里的野心家，建立起稳定、忠诚而且团结的官僚集团，并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安定生活，它才有办法凝聚人心，它的体制才能长久。比如汉、唐、宋、明、清都是如此，这样的朝代哪怕中间碰到权臣弱主，仍能保持政权稳定。而其他政权，都因为得国不够正，在民众心中没有足够的神圣性，所以政局稍一混乱，国家立刻崩盘，到最后还是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所以你看，魏吴两晋不尊重大汉的天命，认为可以随意取而代之，但最后即便短暂统一，没多久还是将国家拖入更乱的境地，百姓更苦更惨了。

总之，诸葛亮其实是很有历史前瞻性的。民间传说诸葛亮能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这虽然有点夸张，但他提出的一些政策与战略，在三国魏晋时并不怎么被当时人重视，但最后这些人全都踩坑了，如果他们能早点去抄一下诸葛亮的作业，事态也许不会变得那么严重。

比如说，诸葛亮提倡法治，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故而“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然而到了后来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恰恰是在法治上一塌糊涂才把国家搞乱的。再比如，诸葛亮执政期间非常重视解决“侨旧矛盾”，蜀人不喜北伐，诸葛亮就让他们担任地方郡县长官或者主管经济，比如诸葛亮最重要的副手，即号称“众史之长”的丞相府长史，前期任命的就是蜀人王连与张裔，而这二人在此之前都是担任蜀汉的经济官员，王连曾任司盐校尉，张裔任司金中郎将，都是经济口出身。而军事口的将领，诸葛亮一般都选荆州、凉州的侨人，因为他们率领的思归之卒，一直都期望能够打回老家去。而诸葛亮所选定的继承人费祎，则是少年时就游学巴蜀投奔刘璋的荆州人，兼具荆益双重文化背景。所以总体来说，诸葛亮对于侨旧士族的任用与赏罚是公平公正的，并不像某些人说得那样特别偏向荆楚人士。他所惩罚的几位官员也多是因为破坏侨旧团结而得罪。

还有就是诸葛亮很好地解决了蜀汉的民族矛盾问题。自东汉立都洛阳以来，汉人本位与关东本位思想就很严重，那些浸透油脂的东方士大夫们，对西北边民不重视，还搞压迫搞歧视，结果弄得各族叛乱席卷天下。比如董卓与关东诸侯的对抗，表面上是簒逆权臣与忠汉牧守之争，实际上就是关东士人与关西羌胡势力的矛盾大爆发。

但是，当时人惑于华夷之辩的大名分，并没有意识到民族压迫将会导致多么可怕的恶果，结果晋朝统一天下才二三十年，就发生了五胡乱华的事件。

而最讽刺的是，五胡乱华的领头羊匈奴人刘渊居然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自称汉室外甥，打起了“兴复汉室”的旗号。还有氐族首领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也把刘禅的曾孙刘玄找出来，封为安乐公，并在成都昭烈庙旁给诸葛亮建了武侯祠，可见几代人过去了，这些少数民族对诸葛亮与蜀汉政权仍然很有感情。顺便说一下，蜀汉末年的实力其实也不是很弱，至少府库里还有20万匹蜀锦，40余万斛大米，这些米算下来也足够三万精兵吃两年的（按每人每日吃两升大米算）。此外，南中大将霍弋投降西晋之后，所遣南中部曲还能一度攻占交州长达七年，吴主孙皓出动十万大军征伐，才得以取胜，所以如果当年刘禅愿意跑到南中去坚持抗战，相信还是很能撑上一段时间的。只不过他自己不想去蛮荒之地吃苦而已。

事实上，后来苻坚建立前秦的时候，重用汉人王猛，也是想要接下诸葛亮的旗帜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所以当时很多人将苻坚王猛比作刘备诸葛亮，显然是看到了这种理想的传承。当然，这个时间点已经有点晚了，魏晋王朝已经将民族矛盾激化到几乎无可挽回的地步，所以苻坚王猛也失败了。直到北周宇文泰建立了关陇集团，以兴复周礼与周官制度来凝结关中各族人群，这才渐渐实现了隋唐民族大融合。关陇集团的基本理念就是认为关中乃西周兴起之地，基于关中本位，魏周隋唐遂成正统之所在。而他们这一套，与当年诸葛亮高举兴复汉室大旗、宣扬蜀汉乃刘邦龙兴之地而凝聚各族的思想内核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