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大授衔，彭德怀上报大将候选名单，毛主席提笔划去五人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5年秋天，北京西山的空气带着些凉意。

中央军委的办公楼里，几盏灯亮到深夜。

那天晚上，彭德怀拎着一份名单，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文件袋有些厚，纸张边角已经磨软。

毛主席接过来，扫了一眼，没说话，拿起笔，慢慢划去了上面的五个名字。

这些名字原本都在“大将”的候选名单里。

名单上的字，是毛笔写的，划掉的痕迹，也很轻。

但这轻轻一笔，却改变了几位将军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定位。

那会儿，军衔制度刚刚推开，元帅、大将、上将以下，层层设立，既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也是对军功的一种认可。

大将的名额，定得死——只授十人，一次性，不增补。

这事儿没得商量。

可是名单最初是十五个名字。

怎么少了五个？为什么是这五个？说实话，这事儿当时不少人都觉得意外。

被划掉的，分别是张宗逊、宋任穷、萧克、王震、周纯全。

没有任何公开声明，没有解释。

这几个名字，就这么静悄悄地消失在了最终的授衔名单里。

不过，要说他们没资格，那可真说不过去。

张宗逊，红军时是主力师的师长，解放战争是第一野战军副司令，统帅西北野战军的重要一环。

他是许光达的直接上级，军职比不少被授大将的人都高。

可问题也在这儿。

他在很多阶段都承担的是后勤和参谋工作，战斗一线的经验相对少些。

在“看得见”的成绩上，确实没那么突出。

宋任穷，秋收起义的老人，八路军129师的政治部副主任，抗战时在冀南打游击，解放战争是二野政委之一。

长期做政工，战斗岗位相对少。

他和谭政被拿来对比，谭政写报告、抓组织、搞动员，那是全军闻名。

宋任穷也有成绩，但在同一领域里，谭政更突出一点。

萧克，是黄埔四期出来的，作战思路清晰，打仗也干脆利落。

红军时期带兵打了不少硬仗，后来做过副总参谋长。

不过抗战时有段时间因为部队调整，他没能参与一些主要战役。

解放战争表现也不差，但和粟裕、陈赓这些打过大仗、赢大仗的比，还是差了点。

更何况，他后来还写书得了茅盾文学奖。

算是个多面手，可在那个讲究“专业”的时刻，这反倒成了一个“减分项”。

王震，红六军团政委出身，打仗猛，手段硬，抗战时是359旅旅长，后来带兵进军新疆。

那一路翻山越岭，穿沙漠，平叛乱，硬是靠枪杆子把新疆稳住了。

可他风格太强势，地方治理上争议不少。

跟许光达对比起来，许光达虽然少了长征，但在苏联系统学过军事理论，回来后在保卫延安、组建装甲部队上立下大功。

王震更像是政治将领，后来干了很多地方工作，这种“跨界”的经历，在评军衔时未必是加分项。

周纯全的情况更复杂。

他是黄麻起义出来的，早年跟着张国焘，后来改编进入中央红军。

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全程参与。

可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后方做保障，抗大分校校长、后勤部长，培养干部、筹集物资。

职位高，责任重，就是不太“上前线”。

再有就是他早年和张国焘的关系，在某些人眼里，始终是个问号。

名单划掉之后，彭德怀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不是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分量，可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这几位嘛，还是不参与这次现役军衔评定了。”

那一刻，事情就定了。

其实，这种决定不是一时兴起。

那几年，从抗美援朝归来后，军队上下都在推进正规化、制度化。

军衔制度就是一步关键棋。

授衔不仅是对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整个军队结构的重塑。

名额有限，权衡再三，很多时候只能做减法。

有些人被留下了名字，有些人留下的是空缺。

事后也有人议论，这几位将军有没有遗憾？有没有不满？没人清楚。

张宗逊后来担任西北军区司令，宋任穷成了组织部部长，王震主持新疆建设，萧克专心搞军事教育，周纯全转向后勤系统。

他们都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干了很多年，没公开提过这件事。

1955年9月27日，第一批军衔授予仪式举行。

那天，北京阴天，没有风。

授衔名单正式公布时，五个名字不见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起那张原本写着十五个名字的纸。

参考资料：

贺捷生，《我的父亲贺龙》，人民出版社，2005年。

张宗逊，《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萧克，《萧克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

李蓉，《共和国将帅授衔纪实》，红旗出版社，200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史稿》，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