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

文献背景：

"第二自然” ，在马克思那里是指人化自然、社会自然或历 史自然。该词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把存在于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这个第一自然，说成是一种盲目的无概念性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当人的世界在国家、法律、社会与经济中形成的时候，是第二自然，是理性和客观精神的体现。“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是精神从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一种第二自然的那个精神的世界。” （黑格尔：《法哲学原 理》/ 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 2 0 1 6 年版第 3 4 页。）

但按照 A . 施密特的说法，马克思的看法“与之相反：倒不如说黑格尔的‘第二自然’ 本身具有适用于第一自然的概念，即应把它作为无概念性的领域来叙述，在这无概念性领域，目的必然性和盲目的偶然 性相一致; 黑格尔的‘第二自然’ 本身仍然是第一自然，人类终究不会杻脱出自然历史。 ” ( A .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的概念》，欧力同等译，商务印书馆 1 9 8 8 年版，第 3 4 - 3 5 页）

在黑格尔恢宏的哲学体系中，“自然”被赋予深刻而精微的二元性。他将未经人迹雕琢、野性原始的物质世界称为“第一自然”，视其为“盲目的无概念性的东西”。而当他注目人类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凝结成的社会秩序——国家、法律、经济体系时，则自豪地冠之以“第二自然”的美名，称其为“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是“精神从自身产生出来的……那个精神的世界”。然而，当马克思的批判目光穿透黑格尔精心构筑的理性殿堂，一种深刻的倒转发生了：那被黑格尔颂扬为理性最高成就的“第二自然”，在马克思的透视镜下却暴露出其最令人不安的本质——它仍深陷“第一自然”那盲目必然性的泥沼中，一个在资本逻辑下物化并反噬其创造者的新牢笼。

在黑格尔看来，“第二自然”是人类理性与自由精神在尘世间的凯旋。当人类从自然状态中昂然站起，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阶梯上步步攀登，最终在国家的伦理实体中达到自我意识的充分实现时，黑格尔看到的是“理性”外化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壮丽图景。国家作为“行进在地上的神”，成为人类从“第一自然”的混沌无序迈向“第二自然”的理性王国的辉煌标志。这个王国，被他视为人类挣脱盲目必然性后所抵达的自由彼岸。

马克思却以冷峻的洞察力，在黑格尔所歌颂的“第二自然”背后窥见了另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被黑格尔视为理性秩序典范的领域——非但没有超越自然的盲目性，反而构筑了一个更精致、更隐蔽的“第一自然”。施密特精准地捕捉到马克思的批判精髓：“黑格尔的‘第二自然’本身仍然是第一自然，人类终究不会摆脱出自然历史。”这种“自然历史”在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其最成熟的形态：资本逻辑成为新的、冰冷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深深隐匿，物与物的关系反客为主，成为支配一切的幽灵。社会关系被资本异化为一种物化结构，这种结构如同“第一自然”一样具有“无概念性”，其运行遵循着价值增殖这一铁的规律。人们不得不屈从于这规律，如同原始人匍匐在雷霆万钧的自然力量前。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统治下，“他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这种物化的“第二自然”以自由市场的名义运行，其内在的盲目竞争与周期性危机，正是施密特所指“目的必然性和盲目的偶然性相一致”的残酷写照。

马克思所揭示的“第二自然”的物化本质，在当代社会已发展到令人惊愕的境地。资本逻辑早已从经济领域溢出，如蔓延的藤蔓般缠绕并重塑着生活的每一寸肌理。消费社会以琳琅满目的商品符号为诱饵，将人的欲望精确地纳入资本再生产的链条。生命政治则通过精微的规训技术，将人的身体、时间乃至情感都转化为可管理、可增殖的资本要素。更有甚者，数字资本的崛起正催生一种全新的“自然化”：大数据算法以预测和控制为能事，试图将复杂多元的人类行为简化为可计算的模式与流量。这种“算法自然”表面上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实则在更深层上构建着一种决定论式的“数字牢笼”，使个体在无形中被数据逻辑所捕获与定义，从而更深地陷入那物化的“第一自然”之网。

那么，人类是否注定要永远在这异己的“第二自然”中挣扎？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同时洞察了困境与出路。他尖锐地指出：“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自然形成的社会”正是那个物化了的“第二自然”。然而，马克思并未陷入悲观。他在历史深处看到了解放的曙光——资本主义在锻造束缚人类枷锁的同时，也锻造了打开这枷锁的钥匙。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为人类提供了挣脱物质匮乏、超越生存斗争的基础。当联合起来的个体能够自觉地驾驭这些物质条件，而非被其盲目力量所奴役时，真正的“自由王国”才可能开启。---

这并非复归原始的“第一自然”，亦非沉溺于黑格尔式抽象的理性国家，而是扬弃了异化的“第二自然”，在人类自由联合的坚实基础上，创造一种崭新的社会存在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如马克思所预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黑格尔所礼赞的作为理性自由王国的“第二自然”，在马克思如手术刀般精准的批判下，暴露出其令人心悸的真相：它不过是披着文明外衣的“第一自然”的新化身，一个由资本逻辑所统治的物化王国。人类在其中的处境，恰如卢卡奇后来深刻指出的，是深陷“第二自然”所编织的“自然规律”之网。然而，马克思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诊断出这病症，更指出了疗救的方向。打破这物化牢笼的路径，深藏于资本主义自身矛盾所孕育出的历史契机之中——当人类能够自觉联合，驾驭自身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将“第二自然”从异己的支配力量转化为真正属人的、自由的社会存在时，才能最终摆脱那循环往复的“自然历史”魔咒。

唯有在自由人联合体那温暖而坚固的基石上，人类才能将冰冷的“第二自然”重新锻造成通往真正自由与尊严的阶梯，从而最终走出那漫长的自然历史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