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追寻人的感性自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内核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常听到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语言的有限性使它表达为几个称谓，反映的是同一内核的不同侧面，而非彼此区别的理论方向。苏联教科书体系将其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容易造成误解。实际上，人的实践——无论是认识世界、构建社会关系还是改造自然——都具有根本的历史性。历史正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是实践在时间维度上的属性。因此，我们也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具体应用和深刻揭示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本期，我们将聚焦于人类历史中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历史活动与自然界的活动存在本质区别。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自发的、“盲目”的，遵循固有的因果律，无所谓计划或目的，也无高低优劣之分。而人类的实践活动则截然不同，它体现为一种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上升过程。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并非盲目适应，而是从“无目的”的自然状态逐渐走向“合目的”的自觉创造。因此，人类历史展现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它追求从较低层次的自由（如摆脱自然束缚的生存自由）迈向更高层次的自由（如精神解放和全面发展），从侧重物质需求的满足向追求精神丰富性的自由演进。

人永远不会满足于已获得的自由程度，这种不懈的“进取心”常被某些鸡汤贬低为人的“劣根性”，但这恰恰是人的实践能动性在感性层面最真实的体现——它拒绝固步自封，永不将自身局限于当下。真正需要警惕和克服的，是让高级的精神追求持续沉溺于低级的物欲满足，是将人类自身感性活动创造的客体（如商品、资本、制度）异化为奴役自身的新“主人”。

历史进程可能经历曲折甚至暂时的“倒退”，但从认识层面看，这些挫折往往在客观上为未来的、更高级的上升运动积蓄能量、准备前提。波普尔等学者将马克思的历史观误读为“历史绝对论”，根源在于未能把握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而将外在的、对象化的物质产物或僵化的阶段划分当成了“历史”本身。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揭示人的自由的实现规律。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等论断，必须立足于“人是自由自在的感性存在者”这一前提来理解。若脱离这个“人本”基础去抽象解读，这些论断极易蜕变为束缚人的僵化教条。

每个人的劳动，根本上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种劳动既立足于历史提供的现实条件，如技术、工具、知识、社会关系等。又必然包含着劳动者在此基础上的能动发展和创新突破。例如，现代铁匠的劳动，虽继承自古代铁匠冶炼金属的技艺，但无需重复古人采集原始矿石、手工捶打的全部艰辛。他可以利用现代高炉、电锤、精密模具，在工序和工艺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由能动性，实现超越历史的改进。时代的技术基础既为铁匠提供了可用的设施和工艺，也设定了限制，但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核心力量，是劳动者在既定条件中发挥的能动性。假如官方设立铁匠协会，由官员教条地规定铁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强行定义“先进”与“落后”，甚至为了政绩强求“遥遥领先”，这种对个体能动性的压制反而会导致整个行业的停滞甚至倒退。

从宏观历史进程看，正是人类对自由的生命活动（即感性的、对象性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永不停歇的追求，驱动着社会形态从原始状态演进到奴隶制文明，再到封建社会，直至资本主义社会，并最终指向一个真正自由的王国——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未来社会构想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基于对人类社会数千年发展的深刻考察得出的结论，人类在持续不断地追求范围更广、内涵更丰富、更具感性的真实自由。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深受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尤其是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观。然而，二人存在根本区别：黑格尔将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视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将人类历史视为理性（或绝对精神）在时间中的展开和回归。而马克思则深刻洞察到，历史的根基在于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劳动。正是这一关键转向，使马克思突破了黑格尔体系的封闭性，构建了一个以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为基石的开放体系。

在马克思这里，历史不再是精神自我演绎的舞台，而是人类通过实践不断创造自身和自身未来的过程。人的现实生活中的能动精神，始终指向未来的实践可能性。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家的思辨游戏，它成为了“真正人的哲学”。即关于人的实践的哲学，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的贡献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分科，其思想为理解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提供了深厚基石。他强调，要建立一种能改变世界的哲学，即科学社会主义，从实证、科学的角度对社会进行严谨剖析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共产主义理想只能沦为空想的乌托邦。只有当亿万工农群众掌握这一武器并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而非仅仅作为少数精英的思想时，世界的变革才能真正发生。

为了科学地改变世界，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精确规定和深入考察。资本主义是现代人类最重要的创造物之一，然而，身处于其中的我们往往对它的整体样貌和运行逻辑感到模糊难辨。马克思晚年倾注毕生心血于《资本论》的撰写，其核心任务正是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机理。

仅仅将马克思视为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将《资本论》视为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是极其肤浅的。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多秉持实证主义方法，将研究对象定量化、精密化、数理化，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但在思想深度上却大幅倒退，回退到德国古典哲学之前。它们将人创造的产物（商品、货币、资本）客观化、真理化，使人本身降格为被这些客观力量支配的“客体”，陷入异化状态。马克思则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之上，深入挖掘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机制，揭示其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的必然性。

《资本论》的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的异化形态，如劳动异化、商品拜物教虽然压抑人、摧残人，但其根源却在于人对自由的追求本身。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如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社会联系和生产力，却自由地使自己陷入了新的、更普遍的不自由。因此，扬弃这种异化的道路，也必须从其自身内部开辟出来。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并为自身的否定提供了日益充分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感性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具体劳动）被扭曲为单一的、可通约的“抽象劳动”（即“社会一般劳动”），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这种价值尺度反过来又规定着劳动本身，导致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分离和对立。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中的社会普遍性（即作为抽象的社会平均劳动力）得到片面而扭曲发展的表现。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普遍的公民自由权利（形式自由）的扩大，其抽象性（脱离具体生存条件）和虚假性（掩盖实质不平等）日益暴露。劳动者从封建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却发现自己的“自由”只是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任何资本家，更深地陷入资本逻辑的掌控。然而，正是这种普遍的公民自由权利（人人平等），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前提条件，使他们能够超越自由权利在资本主义下的抽象形式，在感性生活中追求实质的自由与解放。这激发了他们对现实自由的强烈要求，并赋予了他们争取自由的手段，即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

因此，《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具有深刻的批判维度。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并非永恒的自然律，它必然被扬弃。随着人的不可被定量化的本质力量（感性丰富性、创造力、社会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将下降为人类本质的一个非主导的、被扬弃了的方面。所以，《资本论》研究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是物与物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物化”（异化）及其扬弃的必然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本质上是一部深刻的“经济哲学”著作。虽然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高度的理论抽象，但其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及其后果。

马克思所研究的人，是历史中不断发展着的人。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形态的剖析，不仅仅是对特定时代人性的静态描述，更是一种历史的、发生学的考察——即研究这种特定的人性形态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性在于，人性中的深刻矛盾（自由与异化、创造与压迫、丰富性与片面性）暴露得最为充分和彻底。站在这个历史高点回顾人类历程，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人的本质在历史中的辩证发展脉络，获得一种逻辑的理解。这正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加以唯物改造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理论的逻辑结构应该反映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也是其哲学在方法论上的最显著特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的钥匙，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通过实践改变世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