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贡当戍边，雪域军医冒死接生，昏倒前听到母子平安…

军锋谈笑贡当事

段军锋讲述∕刘光福整理

我叫段军锋，1968年3月应征入伍。入伍后，1969年9月份到贡当1营放电影兼营部书记，从1969年9月份下去以后，一直到1971年调到团宣传股任干事。1972年调到日喀则军分区特务连任副指导员。1973年调到分区司令部军务科任参谋。尔后到七团任军务股长。1982年到南京高级步校学习。1985年从南京步校回到七团。1986年到边防六团任参谋长。1988年在参谋長岗位上转业回地方工作。这就是我在部队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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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忆起来，在部队最有影响力，最艰苦的还是在贡当那两年，162团1营驻地那个地方环境确实艰苦。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军民关系的建设。营卫生所的一名军医叫陈刚权，1970年6、7月份的一天，贡当乡的书记叫才旦。我记得特别清楚，小个子，他和卫生员一路上到营里来，才旦书记对叶志友教导员说：“往樟村方向去，有个康北村，康北村里有个孕妇生小孩，是难产”。所以，我俩就上到营部来求助卫生所的医生前去接生。当时我和叶教导员在营里，叶教导员对我说：“你去把陈医生叫过来。”我就立即去把陈医生叫过来了。当时营部在场人只有叶教导员、陈医生和我三个人。地方上只有才旦书记和卫生员。卫生员对陈医生说：“康北村有名孕妇难产，特别危急，要陈医生去接生。”陈医生当时说：“哎呀，我是部队医生，对部队病人，不对妇科、产科，接生是个外行”。教导员接过陈医生的话说：“你看，老百姓有困难，你一定要去，这是救人命的，要尽你最大的努力，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陈医生说：“好吗”。当时，军人吗，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陈医生就把卫生所的钥匙交给我了，并对我说：“有病人来了，你给拿点药。”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年青人，感冒头痛的拿点什么药，我还是知道一些药品小常识。陈医生义不容辞的就去康北村接生了。

陈医生怎么还没有回来哟，当时我想骑马走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今天也该回来了。

陈医生去了两天两夜才回来，他一回来后，我就去问他，怎么样？他说：“母子平安”，哎呀，你不晓得，整整熬了两个通霄,我一边翻书看，一边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接生，一边照顾病人，没有办法，由于劳累，再一个可能是由于高度的紧张，又是第一次接生，怕万一出差错怎么办，当我把小孩接生出来递给他们家里的人抱好以后，我就昏倒在地上。陈医生这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最后，陈医生去康北村接生的家里那个男人，与区里领导一道上来专门感谢陈医生。陈医生说：“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部队的纪律你们都知道吗，我们要尊重当地政府领导和群众，老百姓有困难，我们肯定要帮助解救吗”。

1970年6、7月份陈医生接生的那个小该今年都50多岁了。一幌50多年了，岁月不绕人。

当时在贡当那种情况下，与区政府和老百姓的军民关系，主要靠医生来建立，我们的干部战士没有事不能随便下去，只有医生经常下去巡诊送药。或者老百姓一有病，要么是到营部卫生所来拿药，要么是患者家里的人上来叫医生下去治病。这些都是医生的事，营部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多的是医生，所以，军医与群众往来较多，军民鱼水情也要深厚些。

我讲一个真实的笑话，这个笑话对我记忆也特别深刻。通信班有个战士流鼻血止不住，我也在通信班看那名战士。有个老百姓到卫出所来看病，陈医生对那个老百姓问明情况后，就对我说：“段书记，我走不开，你把这钥匙拿去把门开了，给这位老百姓拿点干草片，一次两片，一天三次，给他三天的，不超过20片。”我说，好、好、好。那个老百姓，我还有点认识他。我打开陈医生的房门，从药柜里取出干草药片瓶，就叫老百姓摊开双手掌，我拿起药瓶，顺手打开瓶盖就给那个老百姓倒一些，远不止20片，可能有5、60片干草片；我对他说：“一次三片，一天三次”。待那位老百姓走后，我才突然想起，哎呀，我与陈医生说的不一样，吃坏了怎么办呢？心里老悬念着这件事。

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个老百姓与区委煮饭的炊事员一起来到我的住处，他从怀里摸出一瓶青稞酒，拿出几个鸡蛋对我说：“崩布拉，呛懂起，贡嘎撤玛起”。汉语：喝青稞酒，鸡蛋煮来吃，弄得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个炊事员才说：“你把他的病治好了，他来感谢你。”我咋会看病了？什么时候把他的病治好了？那个炊事员又说：“他得了哮喘病十几年了，你上次给他拿的药，吃了以后，现在他不哮喘了。”我突然想起上次拿干草片的事，陈医生对我说：“一次吃两片，一天三次”，我却叫他“一次吃三片，一天吃三次”，这件心里悬着的事，今天总算平安无事，而且还治好了他的哮喘病。我对他说：“青稞酒留下，把鸡蛋拿回去。”过两天后，他又给我送来青稞酒。我对他说：“再也不要送青稞酒来了”。

有一次我下到贡当村去，正巧碰上村长在路上，他拉着我的手说：“崩布拉”，他就用手掐着一小点点，把我拉到地里指着小白菜，我明白了，他是向我要小白菜种子。我回到营部去司务处，问有小白菜种子吗？司务长说：“有”。我说给我倒一点。司务长就给我倒了一点。我就拿去给了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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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贡当驻地虽然艰苦，但是营里面领导干部敬业心特别强，不论是营长、教导员主持工作，还是副营长、副教导员主持工作，谁主持工作，誰就尽心尽力，以身作则的工作，那真是“喊破嗓子不如做个样子”。譬如：我们教导员，在营部南面山下边，那里有一排房屋，有7间宿舍，教导员亲自上屋顶去盖铁皮，拿着钉锤钉钉子，把手都砸着了，仍然继续的干，给战士做出了榜样，你说誰还不干，誰还偷懒？

嘎玛泽登副营长，后来晋升到日喀则军分区任司令员，直至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那个人本事确实大，他在主持工作的时候，有两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件事是三连果仁沟，那里的老百姓反应：“在一个水磨房里坐着一个人”，同时上面通报也下来了。他就带领通信员前去果仁沟，把那个叛匪抓了起来。押回贡当，交给了贡当乡政府去处理。那个叛匪是青海人，1959叛乱就跑到西藏来了。第二件事也是在果仁。发来电报称：“一个尼泊尔商人不慎掉入水里淹死。同时也发来出事地点方位。”嘎玛副营长带领人员前往事发地点，查明情况属实，就把那个死者打捞上来，就地掩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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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是1970年吗还是1971年，当年9月20日，贡当下了一场大雪，封堵了通往外界的道路，贡当成了一座“孤岛”，直到第二年4月24日，到外界的道路才通行，道路封堵长达7个月零4天。营领导派我和另外四名战士骑马送信到团部驻地荣哈。返回时，我们五人马背上分别都驮着用麻袋装的报刋杂志、信件、找老乡讨要的信笺、白纸、蜡烛、牙膏牙刷、肥皂、香皂等物品。那时贡当区没有通邮，有时各连队干部战士寄回的家信，就是存放在我那里，全凭营里人员出差前往团部荣哈把信件送到吉隆县邮政所邮寄，那时候装信的都是用麻袋装，到邮政交信时，挂在外面的邮筒根本无法装，到县邮局交信都是直接交给邮递员盖邮戮章直接收取，那时负责盖邮戮的工作人员就怕边防战士提着麻袋去交信件，他（她）盖邮戮章都要把手腕扭动得酸软酸软的。

我在营里当书记时，有时下连队带上几本信笺纸，带点十六楷的白纸，到连队后，还不敢给一人一本，只是给每人撕上七张八张的，信笺纸发完后，就发白纸作为信笺纸。那时战士没有信封，一是将收到的信封慢慢拆开缝隙，翻过来用热米饭揉搓粉烂后糊做信封，又将此信封寄信回家或者寄信给亲朋好友。二是将装茶叶的大包装纸拿来做成信封，上司不是老乡，还拿不到这种纸。三是将包装香烟的牛皮纸拿来做信封。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日常生活的事，没有在边防一线呆过的人和现代人，他们可能是不相信讲的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贡当那时交信难、收信难、看电影难、看报纸难、照明难、行路难，各连队、哨所对这“六难”更是难上加难。哎呀，那种日子现在想起来，当时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话又说回来，那时候干部战士们的思想和现代人比较起来，思想要单纯得多，考虑的事情要简单些,只是怎么守好边防，保卫好祖国边疆，保卫好人民的江山，保卫好边境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上级有啥命令就执行，有啥任务圆满完成就行了。在思想除了想退伍，想转业，啥也没有想的，思想上确实就那么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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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71年3月份，三连有四名战士送一部电台到营部来维修，维修好后在返回途中遭遇雪崩，被大雪崩掩埋死了三人。1968年跟我们一块入伍的李本元是电台报务员，四川达县人，他幸存逃过一劫存活下来。死了的三个人的遗体，是三连驻防营部的一个排，出事当天晚上营部骑马匹去三连方向，战士们用马匹将三具遗体驮运到贡当来的，遗体停放在营里靠南侧通信班那间房屋里，安葬在贡当嘎孜山半山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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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贡当放电影一年多，还是多有意思的。那时候就那么几部老电影：《白毛女》、《李双双》、《列宁在1918年》、《列宁在十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奇袭》等比较老的电影片子。现在想起在贡当放第一场电影的情景，第一次从团里弄回来发电机、放影机。才调试一天后，当时营里教导员就说：“今天晚上放一场电影”。我说发电机还未调试好，电压不稳，放出来的效果不好。他说没有关系。当晚在营部坝子里放露天电影，第一埸电影，当时，整个看电影的人都轰动起来，第一次看电影吗，大家都很激动。放电影散场后，就对我说：“明天叫三连这个排的人，背发电机、放影机，你去给三连放电影，回来后再到一连、二连去放，我来发电报通知来人到营里背发电机、放影机等。那时到那个连队去发电影，那个连队就派6名战士到营里来背放电影的那一套东西。发电机有60多斤重，要2个人轮换着背，背汽油的、背放影机、背音箱、背幕布的等东西，需要6个人到营里来。

1971年4月，第一次到果仁三连去放电影，那时我带了一个徒弟，陕北的邓洪亮。当时只有《列宁在1918年》、还有一部《白毛女》，就这两部电影片。在果仁我把发电机调试好了，只有在操场放露天电影，银幕就挂在炊事班那一头，就一块厚实的大白帆布式的，四周是黑色的边框。战士背着背包，各排整队入场，放下背包当凳子坐，大家聚精会神的看电影，场上鸦雀无声。两部片子放了9场，连长还要我放一场，我对连长说，没有汽油了，结果才算完结了。

从三连回到贡当后，我对教导员说，发电机调试好了，放影效果不错。教导员：“今晚再放一场，明天去一、二连放”。为此，当晚在营部又放了一场。

第二天二连来了6个人背发电机，放影机、音箱等。在汝村二连放了到宁村，再到娘村一连，最后到樟村放了就返回营部。到各连来回要7、8天的时间。尔后再到团里去换取电影片子。正常情况下，每月到各连放两场电影。冬春季节，大雪封堵道路后，就不能保证每月到各连放电影两场。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样样物资都缺乏。那时主要是缺乏汽油，上级又不供给油料。放电影的汽油主要来源于汽车16团给营里送主（副）食来的时候，16团带队的领导就会向营里主持工作的领导说：“他们在途中打猎，把装备子弹打完了，是否…”，营领导立即心领神会的说道：“子弹我们有，可以补足你们在途中已经消耗的装备子弹，只是我们营里没有放电影的油料。”双方领导心照不宣，以物换物，何乐不为呢。那时边防上的领导不好当呀，脑筋不灵活，有些工作就会处于被动局面。什么事都按原则办,有些事你就无法办（整理者：我在这方面一说起来就记忆犹新，在连队（哨所）当主官时，那怕上级来的是战士，特别是实权部门的同志下来，你就要好好招待，要“舍”才会有“得”，不要看着对方“嘴里”吃的那区区的一小点，要善于看见对方“手里”握着的大“东西”，如何把对方手里的“大东西”搞点到连队来，就算你有本事，然而，连队各方面都会带来更大“效益”和“收益”，有时连队战士搭乘个车辆都方便些）。

哎呀，那时物资条件太艰苦了。我记得到二连去，我带了一包蜡烛，两本信笺，悄悄的递给了连长，连长蒋庆勇高兴的那个劲就别提了。

在当时，蜡烛、信笺信封在边防是紧缺物资之一。我有出差去团里领取电影片子的机会，临走前，营领导就会交待，你到团机关后，就到那个部门去要蜡烛、那个部门去要信笺信封、那个部门去要子弹。你不去要，谁管你这“芝麻绿豆”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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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吃了午饭回来，营首长靠在我那张桌子上蹬登，我说，干啥拉，又来找我要烟抽啦，我一进门就知道他们是来过烟瘾的。我在桌子上放了四支烟，我说，一人一支，再也找不着了。我的烟放在毛皮鞋里，他们根本找不着，他们过了烟瘾就走了。

没有香烟抽就抽茶叶。哎呀，我和刘副营长、李副营长、西安那个李秋章副司令员，我们四个人倦茶叶当烟抽，抽了以后，我们四个人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兴奋得狠呀。

第二天，我去贡当村找村长，我对他说：“塔玛嘟吗门嘟？”汉语：烟有吗沒有。村长说：“塔玛嘟”。我说沒有烟抽了。他就给我拿了一包尼泊尔土烟。我心想土烟就土烟吗。我给了他三块钱，他急忙晃着脑袋说：“大洋的麻惹麻惹，即人民币不要不要”。我拿着土烟就往回走。沒有烟抽时，有的同志拿着棍子在垃圾堆里找烟头呢。这不是笑话，这是那时边防的无烟找烟蒂的大实话，现代人和没有在边防经历过的人是不相信的。

有一次我到团里后勤去，买了10条牡丹烟、10条大前门、10条飞马烟，还有几瓶竹叶青酒。我把购买的烟和酒的情况给教导员作了如实汇报。他对我说：“营长马上就要调走了，给他留几条香烟，几瓶酒。”营长年龄大一点，那时干部都互相体贴，互相照顾。干部对战士都好，咱们说老实话，有时干部训斥你，骂你，那凶得狠，实际上都是关心你，不伤害你，不打你。部队领导教育战士：要尊重地方政府、尊重地方干部、尊重人民群众、尊重老百姓，影响军政军民团结的事情不去做，这是宗旨，你要掌握好。在一般情况下，不能随便到老百姓家里去。我因工作关系，有时到区委和丁书记联系工作，丁书记是江苏人，后来调日喀则地委任组织部副部长。

这次贡当乡建设“红色美丽村庄”采访活动搞得好，感谢采访组一行同志们的到来。不管怎样，咱们这些老兵在一块想起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不说我们贡献有多大，反正在那里守边防，把自已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也可以了。为了咱们的后代人，要把当年老兵卫国戍边这个艰苦奋斗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注：根据段军峰同志2023年12月31日，在甘肃省兰州市新胜利宾馆10楼1029房，受邀接受采访录像录音讲述及老兵座谈会笔记综合整理部份内容）

作者简介：

刘光福：籍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1972年12月入伍，在西藏日喀则边防服役16个春秋，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职干事，连政治指导员，驻岗巴县56206部队副部队长转业返渝。转业就职于重庆市石柱县建设银行支行至光荣退休。“青春无悔、赋闲怀旧”，律诗、随笔等“思念战友，追忆边防”的真情流露，被军地友人广泛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