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的儿子给毛主席寄了封讽刺信，毛主席回复了6个字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觉得生活一天比一天让人抓不牢——明明想要做点什么，却总是有那么多难以说出口的苦。所以，我今天讲的故事，某个角度上，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家过得挺难的事——只不过，这家人碰巧和中国的大历史拧在一块儿了。

有一年，差不多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冬天吧，北京天还没亮透，我想象毛主席坐在菊香书屋里头，那种天色刚蒙蒙亮，外面不敢太动声色。突然一张别人专门寄来的词被送到了他的案头，说是《忆秦娥》。毛主席这人本身就是爱诗词的主儿，遇到这样的事，哪能不亲自拆开瞧瞧？香烟点着、手指微抖，他一字一句读下去，只是啊，那句句里头藏着的锋芒，越品心里越不是滋味——你能感觉到他眉头一点点皱起来。可等看到词的署名，心情又是另一番滋味：陈掖贤。主席深吸了一口烟，不动声色地把怒气咽了下去，低声跟旁边的人也就轻淡地对了句，“他是可怜孩子。”那感觉，就像什么都说完了，又什么都没说。到底陈掖贤是赵一曼的儿子，别人不好说，主席心里是明白的。

但话说回来，陈掖贤为啥非得写一首让人看得心里发凉的词寄给毛主席？很多人想不明白，觉得这事像是天方夜谭——可你要真知道这孩子的命，他歪着嘴说点苦话，也不是不能理解。

其实赵一曼这个名字，跟大多数四川宜宾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她本名李坤泰，家里小康，小时候还能听到好些进步思想。不同的是，她十五六岁就沾了些革命气。后来，家里看她志气不小，干脆让她去莫斯科留学。那个年代，很多人一去一回，就是一辈子的路了。

你都甭提什么铁血英勇闹革命，赵一曼其实是个活生生的人。她远赴苏联那会儿，路上晕船吐得五脏六腑都不是自己的了。身边有个陈达邦，比她后来入党的，但在留学生里有点头脸。他没什么官架子，就主动照欢迎她，两人渐渐互生好感。别家姑娘恋爱可能还偷偷摸摸，赵一曼干脆一路直白，两人在国外就把事办了。可等她孩子一有动静，国内风云又变了，她还不能在苏联安心生孩子。党组织一句话，赵一曼带着孕肚，硬生生从莫斯科赶回上海——那会儿白色恐怖正紧，孕妇反倒没人多瞧一眼。

后来，上海呆不下去，她被转到宜昌，那种举目四顾的人生，说实话，跟眼下还不是一样：房东老太太好是好，可碰上赵一曼要生孩子的这天，还是一口回绝了，“你不能在我家生！”女人就被赶到江边，寒风飕飕的晚上，在旧草垛里捱到天亮。运气好，邻居发现她给拉了一把，不然孩子多半生不下来。她给儿子起名叫“宁儿”，就盼他有一天能平安安稳安——可是你看这世界，哪有能安稳如意的？

两母子在动荡中转辗，上海、南昌，变天也是说变就变。她要做党的工作，同时还得哄着宁儿勉强活着。真到最危险那回，南昌党组织败露，不能不转移，王同志死守在后头，赵一曼带着孩子跌跌撞撞地逃命。你说命运这东西，不就是把人一点点磨没的吗？

也有热心人，也有家族。赵一曼的丈夫那头陈家，跟任弼时家还是串亲的。陈琮英——任弼时的老婆，居然又是赵一曼的妯娌。两家爷们都在外埋头革命，家里女人心里也没处说。后来，赵一曼决定，把孩子托付给陈家照看——再往后，东北抗日那一篇，她妈妈是举着旗帜走的，宁儿却是被悄悄送去了伯父家。

宁儿改了回姓，叫陈掖贤。孩子小，头几年其实对自己的妈妈没什么印象。伯父对他不薄，家里日子过得不是那个年代最难的，再加上书香门第，陈掖贤是读书读出来的。可他这孩子，从小就犯闷，安静得连叹气声都不带重。大伯对他倾心栽培，无非是想让他有点出息，少受点罪。久而久之，陈掖贤闷在书房里，把那些旧诗句念得琅琅上口，十一岁就能写出像模像样的诗了。

等到他父亲陈达邦从法国辗转回国，两人相认的场景，也没什么热泪盈眶。其实多少父子都是这样，一见面光打量对方，嘴里还不太好意思叫“爸”。

建国之后，陈掖贤进了人大，后来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做老师。帽子上都是好看字眼，但他心里的事，可不是轻松两字就能盖过的。母亲是谁，他没搞清楚，父亲也把这一段埋得深——直到电影《赵一曼》上映，父子俩去看，赵一曼的苦、拼刺刀、舍身就都在银幕上了。他们光感动，没想过那是家里的事。

那些年，陈琮英作为任弼时的夫人，事儿比一般人明白得早些，可她也只是猜测“李一超”就是赵大姐，是赵一曼，不敢给句号。一直拖到五十年代末，组织才帮陈家彻底捋顺了头绪。也就是那时，陈掖贤才知道，自己母亲是传奇抗日烈士，自己从来念过的那些诗词，倒不如一句妈妈的绝笔信——那封信，他读到泣不成声。

可你想，家门有点出息的孩子，日子不见得就好过。陈掖贤在北京工业学院，课讲得好，人又正派，可生活里基本是清苦。父亲陈达邦有一天见儿子太辛苦，拿着政协里的餐券想请他吃顿好的，点了红烧狮子头。结果儿子推开碗说，“我又不是工人，吃什么好的？”陈达邦看着碗里的饭菜，心里也是说不出的拧巴。能有谁真的理解这一层自省和倔强呢？

是，诗词写得好，性子孤僻得没法亲近。毛主席看到他的那首词时，旁人都在揣着心思，主席只说“他是可怜孩子。”一语点破所有外人看不明白的辛酸。

陈掖贤的命，也没总是往上走。他的妻子张友莲是学生出身，俩人是真心过日子的，可终究还是离婚了。女儿陈红也送去了四川，他自己越发孤独。病痛和抑郁就像陈家祖传的魔障，缠着他不放。1982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那天，这孩子最终也没撑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母亲再也没隔着世事，只是永别。

后来还有人替他们想弥补。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上映，银幕上能看到母子隔空对话。导演用镜头和旁白，把赵一曼当年对儿子的想说的话，从头到尾道出来：“妈妈慷慨赴死算是对得起你，苦命的孩子，妈妈这一生也没能护你一世周全……”

你听到这些，有没有跟我一样会突然想，人这一生，大风大浪，家国破碎，有多少苦都是自己咬着牙往肚里吞？可也许，赵一曼临走前最不舍的，真不是伟业，不是流芳百世，是那句“赶快长大成人，我的宁儿，你要骄傲地告诉所有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

故事差不多就到这了。过去有些事讲起来冷冰冰，其实转念一想，不过是苦命的一家子。岁月过了、名声留下。可世上又有几个孩子，能坦然说，“我妈叫赵一曼”？这一句话，几斤几两，是谁又算得出来的呢？

你们要是觉得这故事还扎心，能点个“关注”也挺好。不然，真就没人记得，这世界上曾有像陈掖贤这样的孩子，也曾有像赵一曼这样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