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臣刘墉，配得上“好官”之称？其实他的行为比和珅更可恨

咱们这些年，打开电视、刷两页历史书，最熟悉的清朝名臣非“刘罗锅”莫属。大伙儿都说他清正廉明，脑袋灵光，字写得好，跟和珅斗法还特别带劲。可很少有人想过，他那“青天大老爷”的招牌下，其实也藏着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特别那会儿人人自危、恐怕说错一句“反诗”就掉脑袋的文字狱风潮里，刘墉的影子可没少在卷宗上翻飞，几桩冤案里都能见到他的名字。

其实文字狱这玩意儿，并不像咱们今天想象的只是清廷一时兴起的狠法子。打从顺治算起，历朝皇帝都没真松过手，尤其康熙、雍正、乾隆爷仨轮着来，风头一个比一个更紧。那年头，谁家小孩大清早学诗要是多念这么两句，要是词藻兜兜转转沾上了“明”或者“胡”，大人一个激灵：可别惹祸上身啊。你是随口念的、还是为诗求雅都不管，哪天衙门贴出张纸，你发现自己诗里的个别字不幸撞枪口，那就连夜烧稿子都赶不上，脑袋可就不保了。

有些案子搅得风声鹤唳。像康熙后期南方有回热闹事，南京的盐商胡文照，家里原本收藏了不少罕见古书。胡文照从苏州访友回家，发现宅子被抄，理由说他秘藏“反诗”，其实不过贴了本朱元璋的赐诗，还被揪出旧明时残章，衙门见风就是雨，最后不仅自己跟着坐牢，连朋友也被牵连发配。这种“株连九族、祸及鸡犬”，满城念书人背后早已开始藏字迹，甚至有人夜里起身偷偷毁书，只为平安。

至于谁在其中得意扬扬，除了什么忠诚的贾大人，刘墉的名字总会被人提及。想当年他坐学政之位时，每有风吹草动，新诗新文都会被他牢牢盯上，说白了，他不是第一个打击“狂言异书”的人，却是把这种事当做份内之事，甚至有种发自心底的热忱——愿意下苦手，心里没啥障碍。世道这样，人本也就这样。你说怪不得他吧，但也说不上多同情。

至于刘墉，人的名气一大，外面的故事也越讲越传奇。说他为人刚正，乾隆皇帝看着喜欢，称他有古大臣的风骨。可你细想，他自小家底深厚，书香门第，父亲还曾经主官西北、打过不少棘手差事，这样的出身，靠自己扎根仕途当然省不少力气。“出将入相”的路，平常百姓子孙咋能想象呢？民间传说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他是靠一手好字、一腔正气爬到高位，其实背后哪儿少得了点出身和关系。

乾隆爷对刘墉的看重，还真不是嘴上说说。有回他爹因为跟前线军头意气不合，被撸下来，连带刘墉也进了大牢。换成别人，前程怕是丢得精光。可一两年后，风头过去，父子俩居然放了出来，连罪名都没追究。后来刘墉自己在地方摊上事——什么帮手出错、差事拖延——别的知府早被摘帽砍头，他倒是赦罪赎功，很快便又高升。这种“打不死的小强”，若没皇帝暗地里撑腰，哪能轻易脱困？

当然，说来说去，刘墉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躲过风头。有些关头，他照样要硬着头皮自己闯。譬如乾隆三十九年那回，福建的“鄞州书案”，本是个进士私自结社抄书、歌词偏激的案子。地方官本想拖着平事，可偏碰刘墉那会儿负责巡视，他不愿领这个“渎职”的名号，把案子查得比谁都细。最后几十号书生被圈禁反省，几个头头彻底告别仕途。有人事后暗地里骂他：“端的是半封门的小心眼”，刘墉也许半夜翻身不在乎，他觉得只要守住规矩，自己官路就好——百姓怎么议论，跟他有什么相干？

那么，刘墉为何愿为文字狱奔忙？恐怕除了官场利益作祟，更有骨子里的家教——臣事君要紧、规矩最大。年轻时读书馆的学规，满屋悬着牌匾“忠孝传家”，门外头三代人的画像盯着。你站在那院落里，难免心口不是滋味。他哪敢真的任人“胡言乱语”，没学问还不怕，有学问的还带头带坏，这谁受得了？

有时候也只是顺应潮流而已。其实当时外头变化已经开始，广州海关都能买洋书——可就算当官的私下知晓，也没人敢摆到台面。不靠着“本分”过日子，还想指望官员某天突然站出来冲撞皇帝？那倒不是刘墉的性格。他更相信“世道本难改，能清白一生已不易”。

刘墉做学政那些年，江南学子的印象很复杂。有学者私下说他“出卷特挑剔，考场风气一扫而空”，往好听里说是别有用心的严师。可还有些人觉得，弄得大家如履薄冰，一个篆刻不慎连前程都没了。后来他在山东主政，又查出一桩“疑似贬满人士的读书社案”，当时不少本地富绅被牵连，文书往来数百卷，他依旧一丝不苟，结局是供认不讳的流放，观望的官员再也没人敢乱说。

案卷里密密麻麻都是人情冷暖。有个安徽书生郑五栋，因写过一首古诗里带了句“问苍天今日，谁为天子”，被好事者检举。其实原诗出自明代文集，算不得讥讽清廷，但交到刘墉手上，他没有继续追查，只是轻描淡写做了结案。坊间百姓觉得他“宽厚”，有些读书人反倒说他“刻意避祸”。一个案件，众口千人，却见仁见智。

说刘墉完全帮着皇帝清查，不如说他在夹缝中自保。有时候皇帝只捎带着审几句案情，就能点名召见刘墉，给他升官。可有的时候，一旦连累了大人物，他也会如履薄冰，悄悄递条子，请太监说个公道话。人嘛，能有几回尽如人意？

其实最让人思量的，还是刘墉对“异端邪说”的天然反感。翻几页他自己的诗，有时会有那种“圣道唯一、天下该太平”的调子。在这方面，他跟乾隆是一脉相承：书好归书好，别妄言乱说。胸中丘壑，反正藏得深，这一代官绅，大多如此。有人把他夸得天花乱坠，说是江南清官楷模。可你去茶馆里问，往往会听到：那年乡里谁遭了刘墉的“铁面皮”，一家断送了学业和财产，前程毁了，哪有几分仁厚？

再说一件未被外人广泛传诵的事吧。刘墉做安徽巡抚那阵，赶上了一回城里雕版刻书的热潮。有本叫《古风诗话》的民间诗集，内容其实清汤寡水，只是涉猎评论了前朝文人几句。刘墉例行检查觉得碍眼，觉得“难保未来不会有人以此为托辞煽动不安”。于是下令收缴刻本，相关书坊主一家被关了几个月，大部分书坊债台高筑，为这事还倒了三五家。有人说他“跟着风头瞎叫唤”，书生们更是气愤不已，却又没人敢公开在县衙门口说长道短。到底是世道无奈，还是刘墉真心坚持正道？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官做大了，看人看事都不一样。刘墉在河南以搜查禁书立功，许多草根文士、流浪画家都被赶走。你说他不爱才肯定不公道，他也提拔过不少寒门子弟——但重点是，在大政方针面前，文学之道从来让位给“稳当”。他是个“老世界”的人，读得透朝廷的心思，知道与其冒险出头，不如守成，平安一世。

人们都问，刘墉到底是好官还是恶棍？我看啊，得看你站在哪头。被抄了家，被连坐问罪的，自然要恨他恨得咬牙；靠他维持一方清明、升了学、捞了实惠的，又把他当救命恩人。只不过，不同的日子，不同的想法，这种“评判”，可能永远没有统一答案。

刘墉活得小心翼翼又义正言辞，或许他始终相信“只要规矩在，一切终归安稳”。只是，这种“规矩”，让文人的胆子越来越小，诗书沉寂了好多年。谁又能怪一个走在规矩里而又走得远的人呢？想想刘墉后半生，每每抬笔写字，墨香满堂，却不知那一纸背后，多少纸未敢落笔。到底是世道人心难测，还是传统太重，谁也说不清。说到底，那些年谁家不是在夹缝里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