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精神浅探：从杜甫的西岭到黎阳的西岭

一、古今“西岭人”文本中内置的对话框架

自杜甫在成都草堂写下“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后，又过了一千二百多年，有个诗人曰黎阳者，出了一本诗集叫《西岭笔录》，这时我才意识到“西岭”乃是一处胜地。不仅杜甫凝视过它，而且黎阳也凝视过它。西岭作为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境内的著名景区，除了茫茫林海与雪原，还有无数奇花异草与珍禽异兽。这样的地理内涵、历史背景乃至作为古今诗人偶尔会晤之圣地，已经足以引人入胜。这种“引人入胜”既是社会时空上的，又是文学时空上的。不管以往时空中存在的“西岭”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是地方性的，还是广域性的，都似乎变成暂时悬置的问题。时光在此时此刻，仿佛命运性地，或者机缘性地突然在古今西岭之间揭示了一条线，这条线的一端是杜甫，一端是黎阳。并因此使得西岭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而诗人黎阳正是带领人们进入这个“重要提示”的关键。换言之，杜甫偶尔提到西岭，西岭还只是杜甫笔下众多的自然风物之一，而黎阳才是那位使得杜甫的西岭被揭示为与诗歌、与杜甫本人，有着基因关联的符号。在此意义上，黎阳是一位真正的导游。由于《西岭笔录》的诞生， 杜甫在《绝句》中提到的“西岭”因此成为一种“神迹”，不仅揭示了它曾经在诗史上的闪耀，并且还让现代读者真正注意到了一个更恢宏的历史背景——三国。在没有《西岭笔录》对西岭的一种量化聚焦前，杜甫所提到的“西岭”将只是一种抽象的符号所勾勒的客体。读者会把其中的 “东吴”看成仅仅是一个诗人运用典故的手段本身，而没有实际的意义。是当代诗人黎阳对西岭的重点书写，才将当代读者的视线重新拉进了杜甫笔下西岭的内部，让西岭的历史背景得以具象化，具体化。黎阳的这一“导游”式的引领，却又与当代文化商业化中的导游行为有本质的区别，黎阳通过对“西岭”的聚焦，使得“杜甫草堂”从一个简单的建筑景观——一个人去楼空的“诗人之壳”，重新具体起来，深化具体为杜甫生前的生活坐标。使得当代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从杜甫的位置重新审视草堂周围的人文与自然。而要将这种审视对象再次具体起来，读者只能通过黎阳在这个“古典坐标”上的产生的视线与视角，去重构这一审视中的客体。换句话说，黎阳在他的这本新诗集中，实际上以一种穿越的方式，介入了杜甫的生前，并由此产生了一种与唐代近似的古典意绪。尽管如此，黎阳并未实际地取代杜甫的视线，去体味杜甫的生活与思想，他有他自己的独立的诗思与独立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其笔下的“西岭”，乃是一种“西岭人”的诗思和人生思虑，而不是作为一个目光中的客体而存在。【诗人身居成都，作为《星星》编辑部的一员，又可谓身居西南诗歌重镇，日常工作与诗密切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成都草堂”形成一种精神对视。后者作为古今中外瞩目的诗人之故居，其所包含的文化与精神内蕴，正是现代诗刊要传承发扬的对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草堂与诗刊乃是同一文化体系与制度下的存在，故也可理解为在同一文化地理位置上的存在，都有着“眺望西岭”“身居西岭”的属性。但杜甫本身并不强调自己的“西岭位置”，这个位置的自觉性是在当代诗人黎阳的诗集《西岭笔录》这个集名之下体现的。】

尽管如此，书名中及内文中的“西岭”依然毫无例外地包含着对杜甫的致敬，包含对身处这一唐代大诗人曾经凝焦过的位置的追仰。作为一名当代诗人，除此追仰之外，不免添加几分当代诗人承继古代崇高遗产的使命感，也阐述了一种“诗的信仰”。这种“信仰”的表达，从对唐代主要诗人的生前坐标的关注中产生，它的逆否命题即：西岭对诗人而言不是一个必须阐明的符号。而黎阳以诗集命名的方式，突出了对西岭的强烈关注，使得西岭成为诗人生涯中的重大聚焦、事件和符号。强化了对这一地理位置的“圣仰”与“偶像确认”，使得西岭与杜甫的主客关系转化为“一体关系”，同时成为诗歌本身的“雕像”。在这种“偶像确立”的情况下，诗集的外部精神框架里，传达的正是对诗歌本身的致敬，是对“西岭”这个与杜甫相关的诗歌符号的庄重与神圣的注脚。

二、“西岭”的古典性及古典象征与唐诗精神关系探问

“西岭”作为与“杜甫草堂”相对的地理，通过黎阳的“重点书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可见的重要的文化符号。简言之，如果杜甫草堂是经过草堂本身的建筑形式来酝酿、生产、继承、重构一种古典文化，那么，“西岭”借助杜甫文本初步建立的文化可能，则通过黎阳对西岭的量化关注与书写，形成了它自身的符号化与文化实在性，即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具有与草堂相当乃至一体的文化内涵的说明。可以说，这一内涵奠基于杜甫的西岭，成就于黎阳的西岭。但如果我们说，“西岭通过黎阳的书写，成为一个瞩目的文化符号”，这个判断，既基于文化本身的当代运动方式里所包含的实践方向，也基于阅读当下对量化“西岭”在文本空间里产生的对于读者的量化刺激与对话规模的衡量。在这种量化运动里，西岭被强化为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遗产，而且是人文遗产，包含着古典文化属性。这一古典性，是西岭自身所承载的，也是通过当代诗人黎阳对杜甫的致敬来体现其向度的（即向古代，而不是向现代）。但在读过《西岭笔录》正文后，读者不难发现，西岭，实际上又承担了一种“古典的象征”，即作为诗集所表现的古典风味的特征本身之概括性说明。《西岭笔录》文本的古典性，不仅体现在它显而易见地以古诗来作为诗歌标题的方式里，更体现在其内部所反映与唐诗意境与境界极为相似的表达里。如果我们要问，唐诗究竟表达了什么意境，传达了什么普遍精神？这要看，那些最为当代读者与编家所认同的唐诗作品究竟表达了什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这里不妨简单地以王昌龄所推崇之佐伯《文镜秘府论》【1】中所语为契子，其文曰：君子济时，文章是本……至如观时变于三曜， 察化成于九州，金玉笙簧， 灿其文而抚黔首，郁乎焕乎，灿其章以驭苍生。”又云：“文以五音不夺，五彩得所立名；章因事理俱明， 文义不昧树号。”——这里将音律文采升华为君子之本，认为义理明达则可安利苍生。乍看之下，好像与唐代文风没有什么关联，但细看，却可以看出重点在于“君子论”，在于“安国定邦”，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延续。就读诗而论，以当下之文学观来看，重要的不是诗中君子形象与儒家思想的亲缘关系，而是它所代表的一种审美风度。安国定邦之思是君子精神当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审美环节之要， 要说唐代的这种“君子诗学”，其实表现方式多样，而最为现代人所熟悉的则是以下几种情态：一、怀古；二、咏物（托物言情）；三、田园（诉隐逸之志）；四、悟禅；五、闲情（包括闲趣，雅趣）。其中怀古者常以古代之事迹讽喻今朝，借以表明志向，批伐当世之弊。田园与闲情抒怀者，则是儒家思想“乱世则隐”的典型表现。但以唐代观之，毕竟此朝乃封建社会盛世，因此，也不能遽视为“乱世”，反而是 “普遍的桃花源”，而当该朝人民普遍地热爱诗词艺术，则不免又佐证其世间富庶。因为显而易见，贫则不能谈美学，谈艺术，甚至也不能谈衣食住行，只能“叹民生之多艰”——但这也是矛盾之及，不通之甚，因为这句诗正是出自屈原《楚辞》，而《楚辞》却是从上古到战国之间文学的巅峰，其词采之耀目，意义之深远，到了后人不可及之地步，实在又说明，即便像唐代杜甫这样的现实主义批判诗人，虽然也写了《卖炭翁》这样的名篇，让我们现代人瞥见其朝其代时政之弊，民生之涂碳，但杜甫也是从精神上浸润过唐代物华天宝的诗人，唯其如此，才能信然写出灿烂而不失风骨的诗篇。真正到了乱世，诸如宋代李清照，反而不是表达隐士之旨，而更多地是自身身世之叹。因此，“乱世则隐”，对于解释田园诗是不合宜的。而诗人之忧国忧民之思，更不能当成是“乱世”，而恰恰是 “盛世则出”的反映。

综上所说，唐诗最可见之风度乃是定邦之思与闲情逸志的集成。【《全唐诗》中有许多帝王家所作诗篇，以及国家大典或祭礼上所用颂诗，不仅文采辉煌，而且极言物华天宝，从皇家园林到诗书礼乐，无不齐备，反映出盛世风光，皇家威严。却不能代表唐代文学整体精神】，即言君子之担当，与君子之艺趣。但除此之外，自然也会有“人世苍茫”“仕途多舛”之叹，这些意绪融合于山水之间，更产生了一种中年人对人情世风洞察之后的沉郁，而又生出一种萧瑟与淡远的风景来。这是唐代诗人给我们当代人留下的一种不止是深沉的背影。黎阳的《西岭笔记》承续了这种田园隐逸之风，这种悟禅的洞彻，行走于山水古迹之间生出的深沉与旷远，也承续了定邦忧民的君子精神。“修身的太虚，真人遁形在草木之间/取天在之精华，炼长命之术/不取五谷，不遁轮回/时间的一切美好与他无关……辟谷的太虚，要修养真身/而世间的真情真心不在/羽化之后的念力/如何还给乡人一份安康的田园。”【《在道济真人故里的行吟》】——也许我们要纠正一下，对黎阳来说，“悟道”更甚于“悟禅”。当诗人反观“道人”，发出的声音看似淼远，清淡，却又仿佛洪钟：这种摒弃世间美好的修身者，要怎样给世人带来安康的田园？诗人也从历史的古建筑里瞥见了一位叫“石达开”的人，这位太平天国名将，体恤民生，在起义中因反对滥杀无辜而遭到同仁猜忌，部属与家眷全遭到杀戮，而他自己最后就义于成都。黎阳以《白云深处有人家》这样隐逸淡远之古句来作为一首写石达开的诗的标题，并以“从此把香火深藏在大山的云里”“一节节攀缘的天梯，一些为了生命能够延续在战火之外的人”，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隐身的佛的存在。诗人只字不提这位主人翁生前如何壮烈，去避萧杀之气，而只留下一个世外桃源该有的宁静与深远的意境：“甘洛，一个车马难行的桃源/在白云深处/香烟缭绕，鸡鸣狗吠……”寂静、神秘、旷远、平和，远离尘嚣，这通常是南朝以降古代山水画的意境，极言隐逸，桃源之志——当然山水画同时又寓意山河家国。《西岭笔录》作为“西岭人”的笔记，地理范围远不止“西岭”，而俨然于林林总总中囊括出一个阔大苍茫的山河画面：西岭雪山，大邑，川西坝上……，莫高窟壁画，贺兰山岩画、蓑衣岭（褴褛开疆的灵魂还在飘荡），沱江石佛，海棠镇，坪坝（野菖蒲开满坡），马鞍寺，兴安岭，金口河（观摩三线工作旧址），成都西站（纷纷幕雪下辕门），大慈寺（竹杖芒鞋轻胜马），锦江（半入江风半入云）等等，地理加上景观与风物，“西岭人”作为一个旅行者身份与唐诗中的旅途怀古者肖像几乎重合。因为当代诗人黎阳所经过的那个地址，再现了一种人生旅途之惊变转寰山穷水复柳暗花明之后的淡然与从容，融合了中年对命运际变的洞悉。一切自然景观中，都有着道与佛的格局，而这些格局已被诗人了然于胸。参悟，再参悟，洞彻再洞彻——如果说唐诗以其精约化的词藻来传递宏观之江山，微观之人世社会，那么黎阳则以一种介于轻缓与深沉之间，僻远（苍茫）与邻近（烟火）之间，散荡与聚敛之间，流水与凝滞之间自如的笔触，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幅古意深峻的图画之余，也让人不无感到逸出纸面的温暖与关切之情。他祭奠蓑衣岭上的民工，在西岭下以散淡论沧桑，沉著谈变乱，以近似贾岛式的听觉（不惊扰，不俯瞰）去注视大山深处的海棠镇，内心震动于玉雕传人流转于技术与宗教之间博大精深的内在格局，在道济真人故里探问大道与苦难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知道一切的繁华与热闹终将成为背影与底片，只有大自然那些芬芳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他写下《在坪坝，野菖蒲开满山坡》——诗人转辗于那些名胜古迹，记录下那些历史遗留下的黄金，那也许是黄钟大吕，也许是千古绝响，也许是佳人在水一方，也许是灵魂知已。这种追寻的行为最后涤荡出一个与古代文人騒客重叠的身影，他站在远离尘嚣的地方，站在大河之滨，或深入大山腹地，或在宁静之田园，或在深山寺庙前，胸中既藏山河与民生，又远离红尘，苍茫中见诸沉静，淡远中反抵温润，近僻壤处而直欲达深伟，逼仄处而近豁然——油然直见君子之意，但亦有老庄意绪。诗人在诗中发问：“这满庭的雾霾/怎么让后人活出自己的声音/大道不缺，人间的苦难/如何在朗朗乾坤中发出光芒。” “这座闭合式的老宅子里/几尊佛像坐了下来/我只供手不语/兴学之碑在哪里/我站在院子里，体会手上的余温/在每一棵树上发芽/信义在草丛里落地有声”——在这些诗句中，无不与中华大地上儒道佛之思索相关，追寻大道，追寻德智礼义信，追寻好学之风，追寻佛家胜意。由此浸润延展出一个宏阔深远的“古典意味”来。《西岭笔录》延伸着古典的语言精神与山水精神。可谓从西岭——这一杜甫的生前客体中，寻找到了一种附体，这一附体融合了杜甫式的“疾民生”，融合了更多大唐时代诗人同仁的儒道佛之思。由是， 黎阳的西岭，不得不成为“古典精神”的象征，“西岭诸像”群集于一处，极力推崇和欲造就的文本精神正是古代君子的审美与德性。

自然，与西方文艺复兴同理——虽然黎阳让当代读者看到一种凸显而出的君子风度与精神，但绝不是对古代君子的完全复制，而是有所扬弃的继承。因此，黎阳实际上又是站在这些古典精神的对面，去反思这些传统思想。然而，这种“反思”并不直接诉诸于文字表面，因为诗人并未从肯定或否定甚至谴责的方式里去表现这种反思意绪，而以一种与这种古典建筑、古代民俗，古代文化符号等相似的形态来诉说这种静守、不变与沧桑。现代机械的钢性原则，或者商业原则，并没有成为黎阳的申诉工具，因此，文本只体现出一种以柔对柔，以缓对缓，以沉静对静寂的“圆融”性。这也无疑是黎阳极为追求的审美境界，它实际与儒道佛传统一致。读者很难立刻确认“岁月就是一坨高挂的腊肉/记载着不断被拿起放下的期盼”【《移步海堂镇》】中，诗人的真实想法，是赞叹这种有期盼的生活，还是对这种生活的小小的期盼的反否。如果诗人本身就立身于一种古典的价值坐标上，那么这种描述就是极致的古典精神的显现。如果相反，它就代表了卑微与静止不变的生存坐标。从读者的角度，承认其兼容性是其一；承认在这种兼容性下，另一个批判的侧面的隐匿与虚弱性，是其二。而正是这种“批判的虚弱”成全了古典的《西岭笔录》。或更应当认为，正是因为自觉到身处“西岭”这一古典坐标时的自豪与神圣，这种古典性才会统领全集，而成为“批判弱化”的古典精神之实在性凸显。

三、从西方对古典精神本质的诠释看东方古典精神下的《西岭笔录》

以《十日谈》闻名于世的西方文学巨匠薄伽丘，曾因为当时的律师们认为把时间花在不经济的诗歌上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而对诗与法律之间做过一种鉴别。薄伽丘说：律师受到金钱、特权与世俗事物的污染，是易腐朽的事物——而诗歌，与神学与哲学一样，拒绝这种污染：“ 诗歌把它自身贡献于更伟大的事物；当她居于天堂，与神圣的忠告结合， 她将使得一些人的精神自高处向着渴望永恒的方向运动。更甚者， 诗歌是“ 一种稳定的科学”，它存在于“所有的时间与地点”中；而法律屈从于文化与环境。【2】——作为十四世纪的这个文学人的诗观，虽然不能马上作为我们寻找古典本质的一种铁的依据，但因为这个时间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时间，主张的正是古典的复兴，因而拿来借以一窥古典精神，尽管似乎与现代精神似乎相抗违，却很能说明人们坚持古典精神的理由。其次，金钱、世俗与诗歌之间的比较，对当代人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每天面临的也正是这种冲突，它突出的矛盾的两方面，正是商业社会价值观与传统审美观。商业或者金钱作为一种趋利符号，在很多场合里，被确诊为一种“现代社会的症候”已然很久，从而薄伽丘的观点在当代看来并不过时。而现代社会借信息技术，在发展田园经济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田园主义，实际上也象征着现代人对古典精神的招魂，事实地说明了现代人的新田园梦想并不是痴人说梦，他的古典主义并非是后工业时代的逆流，而恰恰是一种普遍的趋势。从而，以薄伽丘的观点来看《西岭笔录》并非是为了说明，黎阳的“西岭”，是一种与现代商业社会截然对立的审美形态，而恰恰是新田园经济的巾幡在招引当代诗人们从新物质术语与商业文化势态的围剿中，重新突围，从大自然、远离都市社会的地方去寻找人类的生存本质。正如古代文人墨客在山河辽阔间寻找立身之道法，而这种道法从不真正地远离人烟，恰恰充满了对人类集体的启迪意志。黎阳的“西岭”同样带有这种方向与意志——而绝不是消极的、淡出人世的一种“出世家”的思想之反映。

文艺复兴时的作家，如但丁、亚里士多德，斯朋瑟，弥尔顿，将他们的写作与幻想和神话联系起来。新古典主义者反对新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一般都强调客观、公正、理性、得体、平衡、幽默、比例和节制。【3】——这些特征与当代那些倍受欢迎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一种对应的影子。换言之，中国新诗的某种新导向正与这些十七世纪早期到1750年左右的新古典精神有相似之处，这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激进的后现代及其概念流派纷呈的情况迥然不同。我们从《西岭笔录》里同样看到上述新古典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节制、公正、得体等，并非黎阳特有，而是当代的一种一般趋势。但这些特征服务的语境的差别，关系到了诗人之间彼此的个性独立。换言之，要结合语境与主要的语言风度，才能判断其是否属于古典主义的范畴。无疑，黎阳与唐诗精神的接近，正是其作为古典主义诗人的重要依据：“我从窗口，遥望贡噶山的天命/环滁皆山也， 维此厚待/这个东北的汉人/成都西站的灯火点燃今生/照耀 城西和川西”【见黎阳：《纷纷幕雪下辕门》】——唐代诗人常常论及的“天命”与“身世遭际”，以及登高怀古时“独沧然而涕下”、“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孤独旅人的肖像，及内在与古人与山水之间旷古宏达，深入浅出的交谈，在黎阳诗中亦可谓弥漫，亦可谓惊鸿一瞥。

于是黎阳是一位真正提供了古典主义风景线的诗人，也无疑是当代新古典主义新诗写作的一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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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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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镜秘府论》是日本僧人佐伯（又名空海，774-835）在王昌龄、皎然等唐代诗人的诗学著作的基础上所编纂著述而成的一部文论集。

【2】【参见M.A. 哈比伯：《文学批评史》第十章；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5】

【3】参见哈比伯：《文学批评史》第十二章：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这种特征，与我所谈周庆荣文本中的现代主义疑似，读者应注意西方文艺复兴尽管是古典的复兴，但仍有其“现代的崛兴，故两者出现精神疑似，反而是合理的）

章闻哲：女，诗人，文论家，本名章文哲，浙江诸暨人。曾用笔名冰绿主意（义），章少卿等。撰有散文诗集《在大陆上》（燕山出版社2014）,神话电视剧剧本《绛珠传》（创作时间：2020-2022）等;理论著作包括散文诗理论专著《散文诗社会》（燕山出版社2015），文艺哲学论著《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系列(部分已于2018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并由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等收藏；)，百万余字艺术哲学类论著《梦、艺术、人本主义》（创作时间：2014-2017）；军旅文学发展研究《文学彼岸：从“花间派”到峭岩诗歌》（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于2020年；她的另一部关于峭岩诗歌的评论专著收入《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系列，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于2018年；）；《所有制文化谱系与主体——当代诗歌美学探微》【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的延伸产品，目前该系列近四五十万字，2020年，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中国诗歌史料研究中心”内部资料形式保存】等多部。独立自由撰稿人、编译者。峭岩诗歌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