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史话】第15回 西夏达巅峰，李仁孝铲除权臣，中兴王朝

关于任得敬的覆灭之路，我们留待后续再细说。今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西夏皇帝李仁孝。

历史学者普遍认为，李仁孝在位的五十多年，是西夏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他的统治下，党项本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实现了深度融合，尤其汉文化的推广速度之快、影响之深，在西夏历史上堪称空前。因此，若要全面了解仁孝一朝的历史，文化领域的成就绝不可忽视。

那么，李仁孝本人在推动西夏文化繁荣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答案很明确：他是西夏诸帝中最为重视文教的一位。虽然其前任崇宗乾顺已开始倡导儒学、兴办教育，但真正将文化事业推向顶峰的，还是李仁孝。

让我们用事实说话。在平定国内叛乱、局势趋于稳定后，仁孝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文化建设举措：

其一，广设地方官学。他下令在全国各州各县普遍设立学校，打破了以往教育资源集中于中央的局面。此举极大拓展了教育覆盖面，各地学堂纷纷建立，学生人数迅速攀升，据记载已是乾顺时期的十倍以上。

其二，创办皇室宗学。他在宫中设立“小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学，而是专为宗室子弟设立的启蒙教育机构，并配备专职教师。凡年龄在七至十五岁之间的皇族子孙，皆须入学受教。仁孝与皇后罔氏还时常亲临课堂，训诫勉励，足见其重视程度。

其三，建立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公元1145年（人庆二年）七月，仁孝正式设立太学，旨在汇聚英才，系统培养治国人才，为朝廷储备官员力量。

其四，尊孔崇儒，提升儒学地位。次年三月，即人庆三年（1146年），他下诏追封孔子为“文宣帝”，并要求全国各州郡建立孔庙，按时祭祀。这一举动不仅在西夏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即便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也极为罕见——毕竟，将孔子尊为“帝”者，历代帝王中寥寥无几。

可以说，正是在李仁孝的大力推动下，西夏的文化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为这个西北王朝注入了深厚的精神内核。

众所周知，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奠基人，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其思想逐渐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并持续影响中国社会长达两千余年。

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巩固，孔子本人也受到后世帝王的尊崇与追封。早在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汉平帝便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开启了官方尊孔的先河。此后，历朝历代屡有加封，礼遇不断。

其中，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堪称古代帝王对孔子所封爵位之最。然而，此后各朝虽延续尊孔传统，但封号再未超越“文宣王”之制。如元成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所封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虽名号更显尊崇，实则仍属王爵范畴，未逾前制。

值得注意的是，西夏仁孝皇帝竟将孔子尊为“文宣帝”，首次将其推至帝王之位，此举无疑将尊孔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封号不仅突破了以往“王”的界限，更在名义上赋予孔子等同于帝王的地位，堪称中国尊孔史上的一大创举。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向以继承儒家正统自居、推崇程朱理学的宋朝，仅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对孔子本人却未曾有过超越“王”的追尊。反倒是被中原政权视为“夷狄”的西夏政权，在文化认同上展现出极大的包容与远见，以帝号尊奉孔子，体现出对儒学价值的深刻认同。

后世史家对此举普遍给予高度评价，即便是明清时期常以偏见看待西夏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仁孝此举意义非凡。由此可见，西夏尊孔为帝并非简单的政治象征，而是一次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制度实践，值得在中华文明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李仁孝统治期间，除了此前所推行的各项改革举措外，他还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文教体系：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在太学之外增设内学以培养人才，并主持重修官方礼乐典章。短短数年间，西夏的文化建设由此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达到了立国以来的巅峰水平。

关于仁孝在文化治理方面的成就，我们暂且说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西夏朝廷内部的权力博弈。毕竟，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早已按捺不住，正迫不及待地想要登上政治舞台，施展他们的野心。

西夏人庆三年（公元1146年）五月，时任翔庆军都统军、封爵西平公的任得敬，正式上表请求入朝任职。

尽管此时的任得敬已位高权重，手握兵权，镇守一方，但对他这样野心勃勃的人物而言，地方官职终究难以满足其政治欲望。在他看来，唯有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真正掌控朝政大权，才算实现了人生的终极目标。长期盘踞边地，即便称王称霸，也不过是“土皇帝”而已，难成大事。因此，他主动向仁孝帝提出调任京城的请求。

其实，早在平定李合达叛乱之后，李仁孝便曾考虑召任得敬入朝。但由于当时局势未稳，需借其威望震慑残余叛党，才暂时搁置了这一计划。如今时过境迁，内外安定，任得敬又主动请缨，仁孝便有意成全其所请，允其入朝任职。

倘若此事真的顺利实现，西夏后续的历史走向恐怕将充满变数，甚至可能陷入动荡。就在这紧要关头，御史大夫热辣公济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他向李仁孝进言道：“任得敬上表求入朝廷，其心难测，恐怕意在干预国政。纵观历史，凡外戚专权，国家鲜有不乱者。任得敬虽为皇亲，然非我族类，安知其无异志？陛下务必慎思明察，切勿轻授大权！”

此言一出，犹如警钟长鸣，为李仁孝敲响了政治警觉的序幕。

热辣公济目光如炬，一眼便识破了任得敬暗藏的野心。恰在此时，濮王李仁忠也站出来支持热辣公济的看法，两位重臣态度一致，令夏主李仁孝彻底打消了召任得敬入朝的打算，随即以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驳回了任得敬的请求。

消息传至边地，任得敬勃然大怒，愤恨不已，怒斥热辣公济与李仁忠“横加阻挠”。然而愤怒无济于事，他心知肚明：只要这两人仍在朝中掌权，自己便毫无机会踏入中枢。眼下唯一的出路，唯有隐忍蛰伏，静待时机。

命运似乎并未让他久等。西夏人庆五年（公元1148年）十一月，濮王李仁忠病逝。

李仁忠堪称古代士大夫的楷模。他身材修长，须髯俊美，风度翩翩；在朝堂之上言辞恳切，条理分明，极具威仪。为人刚正不阿，为官清廉自守。

其弟李仁礼时任韦州监军司监军，因家境贫寒，曾收受下属些许馈赠。李仁忠得知后，立即修书一封，谆谆告诫弟弟“贫不可失志，廉乃立身之本”，劝其将财物悉数退还。李仁礼读后深受触动，立刻归还贿赂。

李仁礼去世后，家中竟无丝毫积蓄，生活困顿。李仁忠便将自己全部俸禄接济其妻儿，自己却与家人粗茶淡饭度日，毫无怨言，始终坚守清廉之道。

李仁忠不仅对家人要求严格，对待权贵更是毫不留情。晋王察哥虽战功赫赫，在军中威望极高，但其私德却广受诟病，最被人所指的便是他的贪婪。在乾顺统治时期，察哥倚仗权势，大肆敛财，强征民赋，用搜刮来的钱财修建奢华府邸，百姓苦不堪言，民间怨声四起。

李仁忠得知此事后，愤然上奏，直言弹劾察哥的不法行径，言辞刚正，毫无避讳。尽管察哥权势滔天、骄横多年，岂是一纸奏疏就能撼动？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察哥听闻是李仁忠出面上疏，气势顿时为之一挫，竟主动停工，放弃了豪宅的营建。

此举震动朝野，众人无不震惊于李仁忠的威望与正气之盛。

自此之后，满朝文武再无人敢小觑李仁忠，更无人敢公然挑战他的原则。事实证明，纵然是不可一世的权臣，在真正刚直不阿的正义面前，也不得不低头退让。

李乾顺通过此事看到了李仁忠的忠诚正直与凛然气节，因而提拔他担任中书令。当时察哥曾试图暗中阻挠这一任命，搞些小动作，但最终未能得逞，计划以失败收场。

此后，任得敬有意进入朝廷中枢，便暗中联系其女——身为皇太后的任氏，希望她能凭借太后身份，授意朝臣在皇帝仁孝面前为自己美言。然而，因忌惮李仁忠在朝中的威望与刚正之风，任太后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待到李仁忠去世，任得敬入朝的最大阻碍不复存在，他随即重启谋划。这一次，他并未急于上奏请命，而是祭出了自己惯用且屡试不爽的手段——贿赂。他的目标锁定在晋王察哥身上。

这回任得敬可谓选对了突破口。察哥本就贪婪成性，向来对送上门的财货来者不拒。收下任得敬重金后，察哥便不断在仁孝面前劝说，力主召任得敬入朝为官。

在察哥这位举足轻重的权臣亲自推荐下，任得敬进入朝廷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夏仁宗随即下诏，任命他为尚书令，这标志着任得敬正式踏上了掌控朝政的关键一步。

此次合作之后，任得敬与察哥之间竟迅速建立起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彼此往来频繁，情谊日渐深厚。由于深知自己能入朝全赖察哥提携，任得敬在表面上对察哥极尽恭维、曲意逢迎，谄媚之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察哥也对这位“知趣”的后辈颇为欣赏，每每公开称赞，言辞间毫不掩饰赞美之意。

两人各怀心思，却偏偏“志趣相投”——准确地说，是臭味相投。

自此，任得敬的仕途一路高歌猛进。短短一年之内，便由尚书令晋升为中书令，官位已与昔日功勋卓著的濮王李仁忠比肩。

然而，中书令的地位并未让任得敬心满意足。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真正渴望的是独揽大权，主宰整个西夏国政。

但现实摆在眼前：要实现这一图谋，阻力重重。尤其令他忌惮的，正是当初助他上位的察哥。这位宗室重臣自少年起便征战沙场，战功赫赫，威望极高。尽管性格乖戾、行事霸道，但在朝中地位无人敢轻易撼动。即便是仁孝皇帝，对他也要礼让三分。除当年刚正不阿的濮王李仁忠敢于正面抗衡外，满朝文武几乎无人敢与其正面冲突。

如此一位手握兵权、根基深厚的实权人物，自然成为任得敬通往权力巅峰之路上最大的障碍。

在权力的棋局中，实力悬殊往往决定着人物命运的走向。当一位权臣面对功勋卓著的老将时，即便心中觊觎滔天权势，也不得不暂时隐忍。这位权臣连亲生骨肉的未来都能作为筹码，又怎会顾念与一位宿将的浅薄情谊？尤其当对方的存在，已成为自己攫取最高权力的障碍。

任得敬所能采取的策略，或许唯有静待时机——毕竟对方年事已高，岁月终将带走一切威严与权柄。历史的巧合似乎眷顾了他，西夏天盛八年春，那位曾叱咤战场数十载、屡次挽救国运的老将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余岁。曾经震慑四方的身影就此落幕，权力格局也随之悄然 切换。

察哥的前半生可谓功勋卓著、光芒万丈。年少时便在战场上崭露头角，立下赫赫战功；随后向夏崇宗李乾顺进言，推动西夏军制改革，强化军事实力。

在北宋步步紧逼、誓要灭亡西夏的危急关头，他临危受命，统领大军奋起抵抗，在统安城一役中大破宋军，阵斩北宋名将刘法，成功扭转国运，挽救西夏于存亡之际。此战也使他的声望达到巅峰，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

然而，与早年的英武不同，察哥晚年逐渐堕落。不仅贪腐敛财、横征暴敛，还倚仗权势强占民宅园地，满足私欲。虽已年过七旬，仍广纳姬妾，生活奢靡无度。由于他对国家有大功，又是皇室长辈，皇帝仁孝（即夏仁宗）顾念旧情，对其所作所为多加容忍，未加严惩。直至他去世后，仁孝才下令将其多年来侵占的百姓房产归还原主。

尽管察哥晚节不保，但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不容抹杀。作为李元昊之后西夏最具战略眼光与实战能力的统帅，他无疑是西夏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这一点无可争议。

察哥一死，朝局迅速变化。任得敬的权力之路顿时畅通无阻。数月之内，他便升任国相，权倾朝野。据史料记载：“晋王察哥在朝，得敬犹知顾忌；及察哥卒，益易仁孝，势日专横，政由己出，举朝侧目。”意思是，察哥尚在时，任得敬尚有所畏惧，行事有所收敛；待其离世，便愈发轻视仁孝皇帝，专权跋扈，独断专行，朝廷政令皆出自其手，满朝文武无不畏惧侧目，西夏政局由此进入任得敬擅权的时代。

按理说，官至如此高位，早已堪称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但任得敬却仍不满足。他不断巩固自身势力，任命亲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另一弟任得恭出任兴庆府尹，将关键职位尽数安插亲信，进一步扩张权力版图。

相较于兄长的老谋深算，任得聪与任得恭的政治手腕显然逊色许多，甚至可以说愚不可及。二人仗着兄长权势，肆意妄为，横行不法，大肆结党营私，滥用职权，劣迹斑斑。其行径之猖狂，终引得秘书监官员王举忍无可忍，愤然上书弹劾。

然而此时的任得敬早已根深蒂固，气焰熏天，连皇帝都难以节制，又岂会在乎一名官员的直言进谏？他轻描淡写地便将弹劾事件压下，化险为夷。王举见忠言无果，耻于与奸佞同列朝堂，悲愤之下毅然辞官归隐。

放眼当时政局，任得敬可谓势如破竹，权势如日中天。虽偶有不识时务者跳出来反对，但在他眼中，不过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之举，根本动摇不了他的地位。前途一片坦荡，仿佛无人可挡。

西夏天盛十二年（公元1160年）三月，任得敬再晋爵位，受封楚王，荣耀登顶。回望来路——自西夏元德七年（1125年）九月归附西夏以来，历经三十余年经营，步步为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终于攀上权力巅峰。

在他面前，昔日权臣如没藏讹庞、梁乙埋、梁乞逋等人皆黯然失色。他们虽也曾执掌国政，位列宰辅，却从未获封王爵。而任得敬，不仅位极人臣，更成为西夏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封王爵的汉人，创下空前纪录。

这一刻，他真正站上了属于自己的顶峰——不只是权力的顶峰，更是西夏政坛前所未有的一座孤峰。

巅峰之上再进一步，便是万丈悬崖。

人生从无永恒的巅峰，无论多么显赫的人物都无法例外，更何况是任得敬这般卑劣之徒。自他被封为楚王的那一刻起，命运的倒计时便已悄然开启，毁灭的大门也随之缓缓打开。

此时的任得敬，身兼国相之职，又获楚王爵位，权势熏天，党羽遍布朝野。然而，西夏朝廷并非全然被他掌控。仍有不少正直之士不屑与其同流合污，坚决站在他的对立面。他们鄙夷任得敬的为人，拒绝阿谀奉承，自发组织起“非暴力不合作”的抵制行动，频频上奏弹劾他及其亲信。前文提及的王举，便是这类忠臣的代表。

不过，王举早已辞官归隐，自然无法再对任得敬构成实质威胁。真正令任得敬心存忌惮的，是四位敢于直言、不畏强权的大臣。

第一位，正是此前已登场的热辣公济。他最早察觉到任得敬的野心，并果断采取行动加以遏制。当年正是他与濮王李仁忠联手，才成功挫败了任得敬首次入主中枢的阴谋。在任得敬晋爵楚王后，其气焰愈发嚣张，出入宫廷所用仪仗竟与皇帝李仁孝几乎无异。此举在热辣公济看来形同僭越，严重违背礼制，于是立即上疏弹劾。虽最终未能动摇其地位，但他以行动昭示了绝不向权奸低头的决心——这种风骨，在当时实属罕见。

第二位是焦景颜。此人刚正不阿，素来嫉恶如仇。他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曾与枢密副都承旨、任得敬的侄子任纯忠议事。任纯忠本已理亏，却倚仗叔父权势拒不认错。焦景颜忍无可忍，当面怒斥其为“奸臣”，言辞激烈，气势逼人。任纯忠当场语塞，狼狈不堪，宛如霜打之叶，蔫然退下。皇帝李仁孝得知此事后，深感焦景颜忠诚可嘉，遂提拔他兼任枢密都承旨，反成任纯忠的上司，无形中对其形成制衡。

第三位，则是斡道冲，字宗圣。其祖籍灵州，先祖曾追随李继迁为收复故土而奔走效命。至李德明迁都怀远时，斡氏家族随之北迁，定居京师，世代为国效力。

斡氏一族世代书香，深受西夏皇室信赖，历代国史编修之责多委以该家族成员。自幼耳濡目染于书卷笔墨之间，斡道冲对学问怀有浓厚热忱。年仅八岁，便因精通《尚书》而考中童子举，被誉为“神童”，一时名动朝野。

成年后，斡道冲学识愈发渊博，遍通儒家五经，兼擅西夏文与汉文双语。彼时诸多汉文典籍尚未译为西夏文，百姓难以研习。为此，他亲自主持将《论语》译为西夏文，并详加注解，推动其在全国刊行传播。此外，他还撰有《论语小义》《周易卜筮断》等学术著作，影响深远。

鉴于其在文化领域的卓越贡献，西夏天盛三年（1151年）十二月，皇帝仁孝任命斡道冲为蕃、汉教授，专司培养国家人才，足见器重。

然而，斡道冲不仅是一位博学鸿儒，更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忠臣。面对权臣任得敬专横跋扈、滥杀异己的行为，他愤懑难平，屡次冒死向仁孝帝上奏弹劾，直指其党羽罪行，令任得敬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但任得敬始终无法得逞。斡道冲出身显宦之家，在朝中人脉深厚；加之自身清廉自守、行事严谨，毫无瑕疵可寻。任得敬虽多方构陷，终一无所获，只得暗中咬牙切齿，无可奈何。

第四位反对任得敬的人物是宗室子弟李仁友，受封郡王。他对任得敬揽权乱政同样深感不满，但性格沉稳低调，从不公开表态，故其立场鲜为人知。李仁友深知，在强敌当前之时，隐忍潜藏方为明智之举。

至此，热辣公济、焦景颜、斡道冲、李仁友等人构成了朝廷中正义力量的核心群体。他们虽暂时处于劣势，却各具胆识与担当，日后将成为终结任得敬专权局面的关键人物，为其覆灭埋下伏笔。

让我们一同回顾，权臣任得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覆灭的。

西夏天盛十二年（1160年）十月，距离他被封为楚王仅过去半年，任得敬便向夏仁宗李仁孝上奏，请求废除国内的官学体系。

这一提议令人震惊且费解。然而，任得敬自有其说辞。他在奏疏中声称：“治国之道贵在节用爱民，教化风俗亦应审时度势。我国地处边陲，土地贫瘠，百姓困苦，财政本就拮据。如今却耗费巨资供养儒生，究竟有何实际意义？科举取士乃中原王朝之制，未必适合我国国情，恳请陛下废止学校，停办科举。”

看似为国为民的谏言，实则包藏私心。任得敬一向以权谋私、结党营私，何曾真正为社稷着想？他提出废学的真实目的，正是为了扫除政治障碍——一旦通过正规教育和科举选拔人才，朝廷将不再依赖门第与恩荫，他的亲信势力便难以安插；更何况，那些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多对他专权跋扈的行为深感不满，甚至公开抵制。长此以往，岂不威胁其地位？

对此，皇帝李仁孝并未采纳。他深知教育乃立国之本，“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即便国库紧张，又岂能断送人才培养之路？于是，他不仅驳回了任得敬的建议，反而于不久后设立翰林学士院，专门培养治国理政的后备人才。此举无疑是对任得敬权力野心的一次沉重打击。

五年之后，天盛十七年（1165年）五月，任得敬再度动作——征调十万民夫，大肆扩建其驻地灵州城。

这一次的举动，已非简单的越权之举，而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政治信号：他正积极筹备根基，意图割据自立，甚至图谋篡位。权力的贪欲，终于让他走上了不归之路。

此时的任得敬早已不满足于位居人下、权倾朝野的地位，他的野心已直指皇位——他渴望成为真正的九五之尊。

为此，任得敬暗中谋划：打算将西夏皇帝李仁孝迁往瓜州、沙州等偏远荒凉之地，自己则占据兴州、灵州等经济富庶、战略要地的核心区域。而修筑灵州城，正是他为日后称帝所做的一系列准备之一。

在任得敬的强压之下，十万民夫被迫在酷暑难耐的天气中昼夜劳作，修筑城墙。许多人不堪重负，病倒甚至活活累死，民间怨声载道，百姓苦不堪言，社会积怨日益加深。

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十二月，任得敬突患重疾，西夏境内无医可治。李仁孝出于大局考虑，派遣使者前往金国求援。金世宗闻讯后，特派太医王师道赴西夏诊治，药到病除，成功治愈了任得敬。

事后，李仁孝命任得聪出使金国以表谢意。而任得敬却借此机会耍起心机，让任得聪捎带上自己的谢表与贡礼，企图以“同礼答谢”之名，向金国展示其与皇帝并列的政治地位。

任得敬的算盘打得极精：若金国接受他的贡礼与奏表，便等于默认其与君主平起平坐；此后便可循序渐进，不断抬高自身地位，最终为篡位铺平道路——这是一场“温水煮青蛙”式的权力渗透。

然而，金世宗并非等闲之辈，一眼识破其图谋。他冷冷回应：“任得敬不过一介臣子，岂有资格向朝廷上表献礼？”随即下令退回其全部贡品与文书。

任得敬的阴谋再次落空，政治野心在金国清醒的外交判断面前彻底碰壁。

西夏天盛二十一年（1169年）二月，御史热辣公济上疏弹劾权臣任得敬。

此时的任得敬权势日盛，行为愈发跋扈专横，引起朝中诸多正直之士的忧虑。热辣公济在奏章中痛陈：“任得敬身为皇亲国戚，不思报效国家，反借权揽宠、威福自专，唯利是图，其心难测。如此之人，岂能与君臣同心协力，共保社稷？”他恳请夏仁宗李仁孝将其罢黜，以正朝纲。此奏一出，朝野震动，群臣议论纷纷——有人钦佩热辣公济忠直敢言，有人为其安危捏一把汗，也有人冷眼旁观，静待局势发展。

任得敬得知后勃然大怒，此前因势力未稳尚能隐忍，如今羽翼已成，竟有人胆敢公开挑战，岂能容忍？他立即指使党羽罗织罪名，搜寻热辣公济的过失，意图置其于死地。

眼看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吞噬直言之臣，夏仁宗李仁孝终于出手。为保全忠臣性命，他果断下旨，命热辣公济辞官归家，暂避祸端。此举虽未惩治奸佞，却使忠良得以全身而退，在风雨如晦的朝局中留下一丝正气。

热辣公济已告老还乡，其他人也境况堪忧。斡道冲因长期与任得敬针锋相对，早已被列为“奸党”重点打击对象，多年来仕途坎坷，若非仁孝暗中庇护，恐怕早就被罢黜官职，逐出朝堂。

李仁友本就为人谨慎内敛，眼见任得敬权势熏天、肆意妄为，甚至对皇族子弟也不留情面，更是心生畏惧，索性闭口不言，不再过问政事，只求自保。

在这群昔日重臣中，唯有焦景颜仍在艰难支撑。然而当初任得敬尚未坐大时，众人联手都未能将其扳倒，如今对方羽翼丰满、野心膨胀，几乎要图谋篡位，仅凭焦景颜一人之力，又能改变什么？

环顾朝野，如今唯一还有能力扭转局势的，只剩一人——那便是皇帝仁孝。身为一国之君，他手中仍握有最终的权力。

可令人费解的是，李仁孝的态度却始终暧昧不明。任得敬出任国相后专横跋扈，“政令皆出其手，满朝官员无不侧目”，他默然以对；待其晋封楚王，出行仪仗竟与君主相仿，形同僭越，热辣公济上书弹劾，他也置之不理；任得敬大兴土木营建灵州府邸，劳民伤财，民间怨声载道，如此大事，李仁孝不可能毫无耳闻，却依旧无动于衷；即便在热辣公济因直言进谏而遭威胁时，仁孝虽出手保护了言官，却依然对任得敬未加惩处。这一系列反常举动，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我们不禁要追问：他究竟在想什么？为何始终按兵不动？

翻遍现存史料，试图寻找答案，但西夏文献残缺不全，线索寥寥，最终一无所获。在一部海外学者撰写的西夏史著作中偶然读到一段分析，才恍然大悟，仿佛乌云散尽，豁然开朗。

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来说：尽管李仁孝身为西夏皇帝，看似至高无上，但实际上却受到极大制约。即便他清楚任得敬图谋不轨，想要将其铲除，也未必有能力付诸行动——因为军权掌握在任得敬手中，而他自己手中并无实权的军队支持。

你或许会疑惑：李仁孝不是皇帝吗？怎么连兵权都掌控不了？

但如果我们回顾西夏此前的历代君主，就会发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层原因。细数李仁孝之前的西夏统治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铁血领袖。李继迁、李元昊自不必说，自幼习武征战，对军事有着极强的掌控力；李谅祚与李秉常虽英年早逝，但在位期间也曾亲率大军出征，指挥党项将士南征北战；就连长期深居兴庆府的李乾顺，年少时也曾随母亲小梁太后亲临前线，与宋军交锋作战。

唯有李仁孝例外——他从未真正踏上过战场。

对于以勇武为荣的党项民族而言，领袖必须是能带兵打仗的人。百姓和将士们信奉的是“同生共死”的战场情谊：你要做我们的大首领，就得和我们一起冲锋陷阵。光靠文治、坐在宫里发号施令，是难以赢得军心的。这正是李仁孝执政中的致命短板。

由于缺乏军功背景，西夏军队对他普遍缺乏认同与敬畏。更严重的是，李仁孝即位后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大力推崇儒学与科举，导致武将地位下降，士兵待遇缩水，军中怨声载道。在这种背景下，若贸然与手握重兵的任得敬正面冲突，不仅胜算渺茫，还可能引发兵变，危及皇位。

因此，即便身为天子，李仁孝在权力格局中依然举步维艰。真正的威胁从来不在朝堂之上，而在枪杆之中。

更棘手的是，任得敬在军中确实拥有一定的威望——他有过带兵作战的经历，虽然战功不多，但比起深居宫中的李仁孝皇帝而言，显然更具军人气质，更容易赢得士兵的认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曾以“节省国用”为由，提议废除科举制度和各地官学，这种看似节俭实则短视的主张，恰恰迎合了底层士兵对文官体系的不满情绪，因而极具煽动力。

因此，尽管任得敬野心膨胀，西夏军队却不太可能支持他直接起兵推翻李仁孝——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始终只敢谋划将李仁孝流放至瓜州、沙州等边远之地，而未敢公然图谋皇位。

然而反过来说，若仁孝想要先发制人铲除任得敬，同样面临巨大风险：那些不了解朝局真相的将士和百姓，很可能会将此举视为君主迫害功臣，一旦任得敬再上演一出悲情戏码，博取同情，局势反而可能倒向对他有利的一面。即便这种情况未必成真，李仁孝也必须慎重权衡。正因如此，他长期隐忍不发，也在情理之中。

李仁孝的退让助长了任得敬的嚣张气焰，使其日益专横跋扈。

任太后素来聪慧，她清楚地意识到，父亲若继续执迷不悟，终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出于亲情与忧惧，她多次劝诫任得敬适可而止，莫要走向极端。

可惜此时的任得敬已如脱缰野马，利欲熏心，哪还听得进半句忠言？任太后见劝谏无果，终日忧愤交加，于西夏乾祐元年（1170年）四月病逝，就此解脱于这场 即将的政治风暴。

她的离世成为任得敬彻底失控的导火索。仅仅一个月后，他便胁迫李仁孝割让西南诸地及灵州，意图自立为国，并早已为自己即将掌控的政权定下国号——“楚”。

任得敬终于得逞，实现了割据分国的图谋，却罕见地表现出几分谨慎。他心知肚明：若无大国正式册封，自己这“国主”之位终究名不正言不顺，难以服众。当时天下格局中，唯有金国具备册封的权威。

然而，金廷对他素无好感——此前遣使献礼，尚且遭拒于门外，如今若再以个人名义求封，恐怕更是难上加难。

思来想去，唯有借助夏仁宗李仁孝之手。请李仁孝出面，派遣使者代为向金国请封，如此一来，名分或可成立。

可叹李仁孝，不仅被权臣胁迫，被迫分割国土，如今还要为其背书，代为向外国求取封号，何其屈辱！

但局势逼人，别无选择。无奈之下，李仁孝只得命左枢密使浪讹进忠、参知政事杨彦敬与翰林学士焦景颜等人携带表章，赴金国为任得敬请求册封。

由于史料记载有限，浪讹进忠与杨彦敬的真实立场已难确考。但可以推断，二人绝非完全效忠皇室之人；否则，加上立场坚定的焦景颜，这样一个使团组合，恐怕难以让老谋深算的任得敬放心派出。

若往最坏处设想，倘若此二人本就是任得敬党羽，那么此次出使的目的便耐人寻味。而焦景颜的存在，则可能另有一层深意：他或许是李仁孝暗中安排的信使，肩负着向金世宗揭露真相、祈求外援的秘密使命。令人扼腕的是，焦景颜竟始终未能领会仁孝内心的真正意图。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哪怕违抗圣旨，也绝不能为任得敬这等奸佞之徒前往金国请求封赏！

李仁孝几乎崩溃，眼中满是绝望与无奈：“跟随我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一点都没读懂我的心？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他最终下达严令——必须前去，不容推辞！

万般不情愿之下，焦景颜只得与浪讹进忠、杨彦敬一同启程。抵达金国后，他们向金世宗陈述来意。金世宗察觉此事颇为反常，遂召集群臣商议。尚书令李石轻描淡写地说道：“此乃西夏内政，与我国何干？不如顺水推舟，成全便是。”

然而金世宗坚决反对。这位被后人誉为“小尧舜”的明君，掷地有声地回应道：“一国之主，岂会无故将国土分予他人？这显然是权臣胁迫所致，并非仁孝本心所愿！西夏久为我国藩属，若其君受奸臣逼迫、江山分裂，我身为天下共主，岂能袖手旁观？倘若仁孝无力平定内乱，朕必出兵讨逆，诛杀贼臣，绝不容许此等阴谋得逞！”随即，他下诏驳回请求，并派使者彻查真相。

所幸，尽管焦景颜未能体察君主苦心，但金世宗睿智明察，一眼识破其中蹊跷，果断拒绝册封。否则一旦应允，任得敬势力坐大，西夏必将陷入动荡，后果不堪设想。

任得敬企图获得金国册封未果，又听闻金世宗将彻查此事，顿时惊慌失措，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在与弟弟任得仁、任得聪密谋后，他孤注一掷，决意自立为帝。为增加胜算，他暗中遣人联络南宋，寻求支持。

南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接到书信后，认为这是联合西夏内部势力共抗金国的良机，便回信应允，约定联手伐金。然而，虞允文派出的使者办事不力，刚进入西夏境内便被巡逻士兵擒获，所携密信也被搜出，立即呈报朝廷。

西夏皇帝李仁孝原本对如何处置权臣任得敬尚存顾虑，但得知金国态度强硬后，信心大增，开始谋划铲除任得敬。苦于缺乏正当理由时，这封密信恰巧送上门来，成为绝佳借口。仁孝果断决定借此机会彻底清除这一心腹大患。

接下来的关键是派谁领兵执行。焦景颜、斡道冲等大臣虽忠心耿耿，却是文官出身，毫无军事经验，若贸然委以重任，一旦行动失败，任得敬逃脱，凭借其在军中的深厚根基，极可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卷土重来，局势将难以收拾。因此，统兵之人必须兼具忠诚、能力与威望。

李仁孝最终选定了宗室重臣李仁友。此人素来行事低调，却战功卓著，久经沙场，且立场坚定拥护皇室，正是最佳人选。李仁友奉召入宫，领受密令后并未贸然出击，而是先设计诱捕了任得仁、任得聪等核心党羽，切断其臂膀，再迅速发兵直扑任得敬。

此时的任得敬已众叛亲离，孤立无援，无力抵抗，只得束手就擒。随后，朝廷展开清算，任氏党羽尽数伏诛。这位把持朝政多年、权倾一时的西夏第一权奸，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其长达数十年的专权乱政就此终结。

在人生的旅途上，任得敬最初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色。作为宋朝西安州的一名州判，他出身平凡，地位低微。

然而，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始终执着于一件事——不断攀升权力的阶梯，追求个人的飞黄腾达。他深信，只要握住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站上了万人之巅，便能主宰一切，让所有人俯首听命。

为了实现这一野心，任得敬不惜背叛故国，牺牲女儿的幸福，对上极尽谄媚，对下无情打压。在任得敬看来，这一切的代价都算不得什么，只要最终能站在巅峰，所有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但这样的成功，真的值得吗？那样的高位，真的有意义吗？当所有人都因恐惧而低头，却无人真心敬服，这种“权威”又有何滋味？纵情妄为或许能带来一时痛快，可背后的代价终将到来，清算从不会缺席。

遗憾的是，任得敬从未领悟“登得越高，坠得越重”的道理。他拼尽全力挣脱小人物的命运，一度如愿以偿，权倾朝野，风光无限。然而命运终究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拼命奔向的目标，原来通向的不是荣耀，而是毁灭。

到最后，人们才看清：无论他如何伪装、如何攀爬，他始终没能摆脱骨子里的卑微。他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强者，只是一个被欲望吞噬的小人物罢了。

任得敬专权的岁月里，西夏上下饱受其害，从帝王到百姓，无不生活在压抑与不安之中。如今，奸佞覆灭，阴霾散尽，寒冬已然过去，属于正义与希望的春天，正悄然来临。

李仁孝首先派遣使者前往金国致谢。若非金世宗在关键时刻识破并粉碎了任得敬企图裂土求封的阴谋，仁孝是否能顺利铲除奸党尚难预料。因此，这番致谢不仅出于礼节，更是情理之中的必要之举。

随后，李仁孝任命斡道冲为中书令。当年任得敬专权跋扈之时，斡道冲始终不卑不亢，坚持原则，屡屡与其针锋相对。正因如此，任得敬长期压制他，不仅拒绝提拔，甚至连他在翰林学士任上的正常履职也百般刁难，时常无端挑剔、寻隙责难。

面对打压，斡道冲泰然处之，曾坚定表示：“纵使罢我去职，我也绝不会屈从于奸佞，必守气节到底！”如今奸臣伏诛，拨乱反正，李仁孝自然铭记这位多年来坚守正道、与自己同心同德的忠臣，立即委以中书令重任。

斡道冲为人刚正清廉，一心为公。自担任中书令后，其品行风范深得朝野敬重，文武官员纷纷效仿，政风为之焕然一新。不久之后，他便晋升为国相，成为仁孝治国理政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李仁孝本就贤明有为，如今又得斡道冲这样的栋梁之才辅佐，西夏朝政迅速摆脱了任得敬专权时期的混乱腐败，呈现出清明有序、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国家由此步入自建国以来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史称“仁孝中兴”，实至名归。

在经济方面，西夏持续推动农业发展，畜牧业和手工业也呈现出蓬勃兴旺的态势。尽管与金国之间的沿边榷场贸易曾遭遇波折——金国认为西夏以珠宝等非实用物品换取其丝织品，并怀疑西辽借机在榷场安插间谍，因而一度单方面关闭部分贸易口岸——但整体对外商贸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尤为重要的是，西夏控制着丝绸之路的关键通道——河西走廊，对过往商旅征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繁荣。

文化领域同样迎来黄金时期。早年权臣任得敬百般掣肘，尚且未能阻止仁孝皇帝大力推动文教；如今任得敬已被铲除，仁孝得以全面推行文化振兴政策。大量西夏文佛经与汉文经典在此时刊印流传，文化成果丰硕。朝廷的重视也带动了民间学术的兴盛，百姓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后人研究西夏文字的重要文献《蕃汉合时掌中珠》，便是由民间学者骨勒茂才编撰而成，足见当时文化氛围之浓厚。

对外关系总体平稳，西夏基本未卷入大规模战事，边境安宁，社会安定。百姓免于战火之苦，家庭团圆，生活安稳，社会呈现出一派安居乐业、和谐富足的景象。

这是一段名副其实的治世，堪称西夏历史上的真正盛世。

西夏乾祐十四年（公元1183年）八月，正当西夏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之际，缔造这一盛世的重要功臣——国相斡道冲，溘然长逝。

在执掌朝政的十余年间，斡道冲以清廉公正、勤勉务实著称，为西夏带来了政治清明、君臣协和的局面。斡道冲一生严于律己，言行皆以圣贤为范，生活极为简朴，家中毫无积蓄，去世之时，仅有数床书籍相伴，家徒四壁。

由于历史记载有限，我们已难以详知斡道冲一生的全部事迹，但从现存史料中足以窥见其高尚品格。无论为官还是为人，他都堪称典范，几近完美。这样一位德才兼备之人，称之为“圣贤”实不为过。

事实上，后人也一直将斡道冲视作道德楷模。他去世后，西夏仁宗李仁孝帝悲痛不已，下诏命全国各级学府悬挂其画像，令学子们如尊孔子一般敬仰他。这一尊崇传统，一直延续至西夏覆灭。

时光流转，岁月或许模糊了你的身影，但历史终将铭记你的风骨。你的精神与贡献，不会被时间湮没。

斡道冲虽已离世，但他参与开创的盛世仍在延续。仁孝帝与百姓依旧生活在太平之中，国家表面祥和安宁，仿佛一切美好都将恒久不变。

西夏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公元1193年），皇帝李仁孝驾崩，谥号“圣德皇帝”，庙号仁宗，陵寝称寿陵。他十六岁登基，至七十岁辞世，在位长达五十五年，是西夏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君主——这一纪录甚至超过了其父李乾顺的五十四年，稳居首位。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李仁孝励精图治，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完善科举制度，尊崇儒学，广建学校，使西夏文教昌盛，礼乐完备；同时注重经济建设，减轻赋税，安抚百姓，任用贤能，使得国力蒸蒸日上，社会安定繁荣，史称“仁孝之治”，堪称西夏史上最辉煌的盛世。

然而，纵然功绩卓著，仁孝亦非完人。其执政期间最大的过失，莫过于对权臣任得敬的姑息纵容。起初，有忠臣屡次进言，指出任得敬野心勃勃、结党营私，宜早加遏制。但仁孝未能及时警醒，致使任得敬势力不断膨胀，把持朝政，排斥异己，甚至企图裂土分权、谋篡国柄，几乎动摇国本。若仁孝能早作决断，将其权势扼杀于萌芽，西夏的强盛局面或可更加稳固持久。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如今仁孝已逝，人们更应关注的是：他所缔造的太平盛世，能否在其身后延续？王朝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