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61岁，退休金8100，儿子花5500给他请保姆，保姆却想和他结婚

爆点开头：我儿子把银行卡递过来时，我正用热水瓶的旧塞子顶住煤气灶的火眼，防它回灌，顶得手心发烫，他在门口说了句：“爸，我每月给您花五千五请个保姆，您别逞强了。”我刚要回绝，偏偏那位姓林的保姆进门，手里提着根油条一袋豆浆，看见我就笑，像早就认得我似的，说：“王师傅，我以后在您这搭把手，您放心，我手脚麻利。”我以为她跟儿子商量过了，心里还盘算着怎么谢她周到，只是没想到，半个月后她竟坐在我对面，问了一句让我差点把茶杯失了手的话：“王师傅，我觉得您这个人……挺可靠的，要不咱俩凑合过？”这句话像一粒热烫的芝麻，直往心窝里滚，滚得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主体故事：我叫王瑞成，今年六十一，辽省人，九十年代末从纺织厂下岗，后来挤进客运公司开了半辈子公交，到点退休，八千一的退休金，够我一个人本分过日子，吃穿不愁，买不起新潮但不至于寒酸。

我这辈子说不上顺，也谈不上太背，二十岁那年喜欢过一个厂里的文书，没成，后来跟我结婚的是售票员小秦，勤快、老实、脸白，跟我过了二十多年，生了一个儿子。

十年前，小秦病走了，走的时候天正下小雨，雨像绣花针撒下来，绣得我心里千疮百孔。

那会儿我四十多，儿子十七，人在上海念书，我一个人守着两居室，屋里像被风刮过，墙角唰唰响。

人嘛，熬过最难的坎，往后的日子，都是咸里带淡的汤，喝多了也能暖胃。

儿子这孩子，心里记事。

大学毕业留在本市，后来娶了对象，做互联网的，挺能折腾，结婚那年，我们家墙上挂了串彩灯，眨眨闪闪，跟年画似的。

他给我说：“爸，您就安安心心过日子，别再去找兼职修电线修水管了，累。”

我嘴上答应，手却闲不住，老屋里有个老热水瓶，瓷胆缺口，我舍不得扔，就拿来作茶缸子，一天到晚咕嘟咕嘟烧水。

人到六十，常爱说过去。

我记得八十年代那阵儿，我们工厂门口有家国营食堂，一毛五的烙饼，一毛钱的咸菜，冬天手冻得像萝卜，戳进兜里，热乎气就能化一道道指缝里的小伤口。

那时年轻，不知眼泪贵，只知道嘴硬。

小秦是懂我的，懂我嘴欠心软。

她在，我们家像有个肉案，时时有股子葱姜的味儿，没她了，屋里就只剩下一股子木头板的清。

我退休那年，儿子买了车，非要接我去他们那住，我没去，搬不动我的床，床脚有一圈磨损，那是小秦睡觉时晃出来的。

我那床脚在我心里，不是木头，是一只老猫，蹲着不动，但看着你，就让你不愿离开。

今年春天，我从楼梯上搬米，滑了一步，膝盖磕在台阶边上，肿了一块。

儿子这下起了急，跑医院，买护膝，回来又开始“逼宫”。

他说：“爸，您这要是再摔着了，我上哪说理去？”他学我那代人的话儿，说完又笑说：“别跟我抬杠，您要是倔，那就是牛脾气了。”

我也笑。

儿子说要请保姆，我本来拒绝的，私心里觉得不好意思，让个外人来我家里进进出出，像借了别人的火种。

可儿子脾气急，说是他朋友的舅舅家的亲戚，姓林，五十出头，照顾过老人，手脚勤。

我犟不过，也想着试试，瞧瞧她会不会给我把灶台擦顺毛儿。

精彩情节：林姐第一次进门，没敲三下，就“咚咚咚”地敲了两下，她说老街坊都敲两下，省心省力。

她个子不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浅蓝外套，袖口绣了一朵小花，针脚粗细不齐，但有一种笨拙的温柔。

她把豆浆油条放下，自己不动筷子，先去看我厨房，灶台上我一天没擦，油花沿着花砖缝往下蜿蜒，她叹了口气，没说难听的话，袖子一挽，拿热抹布一块一块擦，像给人擦背。

她叠我晒在阳台上的毛巾，叠成整整齐齐的三角形，放在架子里，我正要说不用那么讲究，她回头笑，说：“人这一辈子，不就图个利索嘛。”

她说她老家在黑龙江五常，后来跟丈夫南下打工，丈夫两年前走了，没子女，在表妹介绍下到处做服务，也不觉得丢人，说是“靠双手吃饭，吃的是硬面，有劲儿。”

我看着她，对这个人起了好感，不是男女那点儿意思，是一种想靠近炭火的感觉，蹭蹭热。

晚上，她在厨房捞出两碗面给我和她自己，一碗是清汤，放了葱花和盐，一碗放了个鸡蛋，她把鸡蛋那碗递给我，说：“王师傅您多吃点，半大老头也需要蛋白质。”

我笑骂她：“你这嘴，挺甜。”

她说：“甜嘴换好日子嘛，老街里都这么说。”

第二天她就把我的灶台和瓷砖缝用牙刷刷了，刷到傍晚，阳台上晒了四条湿毛巾，像飘着的小旗子。

她说：“我以前伺候过一位独居的老教师，教我一招，抹布别混用，擦桌子一块，擦地一块，擦灶台一块，擦厕所一块，分门别类，活儿就不乱。”

我心里说：这是个“讲理”的人。

几天后，屋里变了个样，连窗框的灰都被她用棉签挑出来，墙角那只被我管了三年的老蜘蛛也搬了家。

我那只老茶缸子，她不让扔，说：“留着吧，老物件有脾气，喝水有味儿。”

话到这，我记下了第一件“情感标志物”：老茶缸子。

它有缺口，有岁月留下的沉渍，我一抿唇，就能尝到过去。

第二件东西，是一只旧收音机，九十年代时小秦在商店排队买的，黑色塑料壳，天线摔断了一截，但能响。

我每日早上七点半，习惯把收音机打开，听天气预报，听“整点新闻”。

林姐进家第三天，收音机像个老头嗓音破了，吱吱嘎嘎，她拿起螺丝刀，拆开后盖，小心地把里面一团灰吹了，又找了根细铜线替补断天线，装好后啪的一声，响了，那种“沙沙”的底噪声，像一锅小米粥开了花。

我看着她这双粗糙但细心的手，没出声。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人温柔地梳理了一遍，一根根散乱的头发都被扶正。

儿子每天下班后过来看看，递给林姐工资袋子，每次还要多塞个红苹果给她，说：“林阿姨，辛苦了。”

林姐笑，嘴唇一抿，眼角起了几条细纹，说：“我拿钱了，苹果您拿回去给小孙子。”

儿子说：“我还没那待遇，您就别笑话我。”

她眼里像有光，那种没有被破事磨掉的光，像冬日里的阳光照着窗台，暖而不刺。

半个月后一个下午，她把菜切好，放了盐，却忘了开火。

我问她咋了？

她捏着围裙边缘，坐到椅子上，认真地看我，说：“王师傅，我看您这人……心地厚实，话不多，活儿实，像我们那边说的‘嘎嘣脆的木头——是硬的’，我就想……要不咱俩凑合过？”

这话落地，我的心跳漏了半拍。

我想笑，却笑不出来，想拒绝，嘴又开不了口。

我脑子里第一下子浮起的是小秦的脸，白白净净，一笑眼角有两个浅浅的窝。

我心里嘀咕：你看，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像小年轻一样脸红？

悬念交付：我没回她话，只说：“这事儿，得慢慢商量。”

我当晚睡不踏实，收音机开着，天气预报说本周有风，东北风四到五级，我却在想，如果真答应了，儿子会怎么说，邻居会怎么说，我自己有没有背叛的意思？

有时候，人一到夜里就越想越清，一件小事能想得像演电影，我听着收音机里的京剧选段，唱“人言可畏”，越觉滑稽。

第二天儿子来，我原本打算不说，还是忍不住。

我说：“小梁，你林阿姨提了个事儿。”

他“哦？”了一声。

我学着林姐的口气把那句话说了，然后垂眼看着我的老茶缸子底——底印磨得看不清了，像一块走遍路面的鞋底。

儿子没立刻说话，拿起茶缸子晃了晃，又放下，像要找个合适的句子。

他问：“您……什么想法？”

我说：“我没想明白。”

他又问：“她人怎么样，您觉得？”

我说：“勤快，有理路，不挑不拣，还爱笑。”

他点点头，又去厨房看了一圈，回来坐下，突然笑了，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发窘的话：“要是您心里能放下，能往前走，我没意见。”

我说：“你妈那边呢？”

这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哽了。

儿子低声说：“妈要是看见您好，她肯定也就不难受了。”

他说话一向直白，不绕弯，“日子不长，您不能一个人跟日子瞪眼。”

这话让我心里一热，又一冷。

人活到六十，死别早经历了，活着的事儿倒要从头学起。

情绪交付：林姐那几天也像有点儿心不定，炒菜几次盐放重了，叠被子叠成方块，又悄悄拉开，重叠。

她知道我在犹豫，但她没追问，只是一天照一天的把活儿做稳妥了。

有天晚上她说起她年轻时在五常的屋，窗台上摆着一盆虎皮兰，冬天里叶子尖冻得发黑，她用手心缓它，春天竟又发新。

她说：“花草也是命，冷了热了，它都记着。”

她把手指握得紧紧的，指节有老茧，像一段段结实的铁丝。

我说：“你这手，能拧断瓶盖。”

她笑：“拧瓶盖不算本事，能把日子拧紧才算。”

这话算是金句，是朴实里带刀锋的，我在心里记下。

村里有个平房被拆了，我和林姐路过，看见拆下来的旧门板被人堆在三轮车上，木头露着旧纹路，一块一块像鳞。

林姐盯着看了半天，说：“这木有年头，做个案几正好。”

我不由得笑，说：“你做个案几，放啥？”

她说：“放我们以后用的针线筐。”

这话说出口，她自己也愣了一下，简单地挠挠头。

我心里像被扯了一下，又松开。

情节闭环：一个礼拜后，儿子把我约到他家吃饭，儿媳妇做了红烧肉和粉条炖白菜，家常菜，不花哨。

吃完饭，儿子拿出个小盒，是个核桃木的，摸着油亮。

他说：“爸，您自己拿主意，我支持您，阿姨要是跟您过，咱就都是一家人，我也会尽心，这套钥匙，您给她配一把。”

我接过盒子，心里“咕咚”一下。

回家路上，风刮得脸刺刺的，我把围巾裹紧，想着怎么开口。

第二天中午，我用老茶缸子泡了一壶红茶，端给林姐。

她接过，站着没坐，像个学生等老师点名。

我说：“这事儿呢……我想了几天，人活一辈子，总得有个照应，我这个人呐，有点慢，你要能受得了我的慢，就……也别说‘凑合’，咱们过日子，不是凑合，是往前走。”

她没先应声，反倒低头笑了，笑里带着一点可怜的惊喜。

她说：“行，我认你这慢。”

我又说：“先别急着说家里改啥，咱按现在这样，过两个月，看合不合适，合适了，就领证，不合适，咱也不拆台。”

她说：“这才是正经话。”

她回屋，抱出一个布包，颜色旧了，角上补过两块。

她说：“我有点私房钱，都是这两年攒的，拿出来放一块，心里踏实。”

布包打开，有几张旧版的钱，零零碎碎，还有几枚硬币。

那旧币一枚面上印着“1990”，我想起我当年第一次给小秦买头绳，排队买的，花了两块钱，柔软的黄色头绳在她发梢抖，像一朵花。

信息补充：我得承认，我心里对于“婚”二字，是有歉疚的。

我们这一代人，讲究“人走了，牌位还在那”，心里留个位置。

可心里留位置，不代表屋里要空着。

小秦走后，我守了十年，早起晚睡，收音机就是我窝在口袋里的猫，呼噜呼噜叫，陪我把夜熬过去。

我记得九八年洪水那年，我跟同事抢救物资，脚泡在水里皱成白皮，回来她煮了一碗葱花面，一端给我手里，说：“你这个人，再硬也软一碗热面。”

她话不多，一句顶一车。

林姐不一样，她嘴不闲，手更不闲，做事像麻绳拧股，越拧越紧。

我其实怕她累，怕她把日子拧得太紧，绷断了。

她说：“断了再接，接好了更结实。”

她的“实诚”，让我觉得踏实。

邻里开始议论，楼下赵婶在晒床单，拉长了腔儿问：“王师傅，听说你家来人了？”

我笑笑，说：“来人了，来光了屋。”

她“哟”了一声，说：“好事儿，好事儿，六十岁的心也要过日子。”

街坊闲言碎语难免，真正刺耳的话倒没听着，最多调侃一句：“老王，你这叫‘糟糠再续’。”

我说：“别乱扣帽子，我们要的是柴米油盐。”

情节闭环：我和林姐把日子凑起来后，第一件大事是换了两件旧的。

她执意要换掉那扇总卡的厨房门，我舍不得，门面上有我儿子小时候刻的“111”，用小刀划的，歪歪扭扭。

她说：“留个记号就行，门得好开好关，生活才顺。”

我们没换门，最后是她找来砂纸，先打磨，又刷漆，一遍两遍三遍，指甲缝里都是黑漆，门开合终于顺了。

她又把我那架旧收音机旁边摆了一盆绿萝，说：“人听，花看，日子不易坏。”

我看她忙碌，心里像被猫爪挠，既疼又痒，那种微妙的幸福来得不招摇。

两个月过去，我们和儿子一同去民政局。

那天风不大，天蓝，像被谁用抹布擦过。

办证处的人多，年轻人多，我们这样年纪的也有几个，面皮紧，眼里有焰火。

轮到我们时，工作人员看了一眼，笑着说：“恭喜。”

我说：“谢谢。”

我把户口本放下，递过去，手微微发颤，不是害怕，是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对日子，对承诺。

拿到本子，我们在门外站了会儿，林姐看本，眼睛没移开过。

她说：“你名字旁边的那一行，写着‘配偶’，这俩字挺沉。”

我说：“沉的东西，往往是真。”

她笑。

结尾实现情感升华或和解：我以为故事到这，就算圆了，谁知事情还得有个“磨砂”阶段。

儿子公司加班频繁，他媳妇怀孕，家里忙，林姐开始去帮衬，做饭，熬汤。

儿媳妇本来拘着，现在渐渐放松，说：“阿姨，您不光手巧，心眼好。”

林姐说：“一家人，说这话见外。”

有一回，她带小外孙回我们家，孩子在地上爬，爬到收音机前，拳头砸了两下，咚咚响。

她赶紧把孩子抱开，说：“别坏了你爷爷的老宝贝。”

我笑，说：“坏了我改修。”

这时候我才发现，老收音机外面的塑料壳边缘被磨得发亮，像一块石头被河水打磨久了，圆润。

这种圆润，是时间给的，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一点点磨出来的。

秋天里，儿子突然说要带我去南边看看海，说是平生没怎么出过远门，让我开开眼。

我想了两天，没去。

我对海没感觉，倒是对城里老旧的树有感觉，那些秋天里落叶像鱼鳞一样挂在树叉上的法桐，每年都是。

我说：“你们去吧，我在家看家。”

林姐说：“那我给你炖鸡汤。”

我说：“鸡汤别多放盐。”

她说：“明白，咸了抓你耳朵。”

我笑骂：“你还敢。”

她说：“敢，拿你当自家人，才敢。”

晚上她把鸡汤端到茶几上，我用老茶缸子装，杯壁被蒸汽打成一层薄雾，雾一散，露出那缺口，像一个不完满的月亮。

我突然觉得，这缺口，也许是我的日子里一直有的那道缝隙。

以前我怕它，怕风灌进来，把人吹凉。

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杯里有热汤，手心有温度，缝隙存在，但不妨碍温暖顺顺当当地在里头打转。

我抬头对林姐说：“谢谢。”

她白了我一眼，说：“客气啥，咱俩是一锅里舀饭的人了。”

夜里，我一样开收音机，新闻播音员的声音闷闷的，像戴着口罩，转播了一段广播剧，讲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庭的故事。

我迷迷瞪瞪，竟做了个梦，梦里小秦站在我厨房门口，穿着旧色的棉袄，抬手招我，眼神不责怪，只是轻轻一笑。

我醒来时眼角湿。

我把这个梦说给林姐听，她没笑我，也没说“迷信”的话，只揪着我的袖口，说：“人活一辈子，心里得有地方能落脚，回忆也行，眼前也行，最好两处都有灯。”

她这话，说在了我的心坎上。

我们过的日子，没多大的风波，矛盾也有，比如她喜欢把我的钳子放在抽屉第三层，我惯在工具箱里掀盖子就拿。

有一次我急着用，翻半天没找到，火气上来，嚷了一句：“你别老给我收拾，我自己记得。”

她愣了愣，没吭声，转身去厨房刷了碗。

晚上她把工具箱放到桌上，打开，里面分了格，钳子、螺丝刀、扳手，各在各的格子里，像上学时摆好的文具。

她说：“我不乱动你的东西，你也别把我的秩序打坏。”

我“嗯”了一声，心里却有一股热。

一个家的秩序，本就是两个人慢慢磨的，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我们生活里最亮堂的一件事，是儿子一家把孩子生了，我当了爷爷，林姐成了“奶奶”，孩子嘴甜，叫起来叫“奶奶”也叫得利落。

街坊逗她：“你这做奶奶可得劲儿。”

她笑，说：“是借光。”

她抱孩子的姿势稳，稳得像一块压艙石，抱在怀里，孩子就不哭。

家里多了孩子的物件，地上滚来滚去的是彩色的小球，桌上多了一个奶瓶，茶几两边的小角防护条贴得像笑脸。

老茶缸子仍在，它的缺口偶尔触唇，让我记着，日子不是没有伤痕，恰恰是有了伤痕，喝进去的东西才知冷热。

收音机也在，早晨七点半准时开，新闻里说哪条路限行，哪座桥维修，哪场雨来了，哪阵风起了。

这些微小而具体的信息，像我们生活里一颗颗小钮扣，扣住衣襟，让人出门不走光，不着凉。

我受邀去老同事聚会的时候，有人打趣：“老王，你这退休金八千一，儿子还掏五千五给你请保姆，后来保姆还成了你对象，这叫啥？老来福？”

我说：“你别拿钱说事儿，咱们这一代人，日子里最不缺的就是眼里只见钱的人。”

我抿一口茶，又说：“要真说福，那也不是钱换来的，是人心里那口诚意。”

我知道，他们笑我，也羡慕我。

我不解释，解释太多就俗了，人到后半生，不需跟每一句闲话较劲。

还有人问：“你儿子不反对？现在年轻人，怕别人笑话。”

我说：“我儿子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他脑子里想的是我晚年不落空，心里不发霉。”

他们就安静了，谁都想有一个站你身后的人，在你拿起扳手时递钉子，在你咳嗽时端水。

冬天，屋里湿气大，我收拾出一件小秦以前的羊毛衫，洗过，晒在暖气旁，暖意腾起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件旧衣上的线头轻轻跳动，好像有人在里头呼吸。

林姐走过来，摸了一下，说：“这线毛好。”

我“嗯”了一声。

她没问不该问的，我也没刻意避讳。

有些东西，不需要说穿，说破了反而冷。

年三十晚上，她包饺子，擀皮擀得圆，馅拌得匀，我负责烧水，水开后她喊：“点水，点两回。”

饺子浮上来，她声音轻了一点，说：“吃吧。”

我夹起一个咬开，里面是芹菜猪肉，香。

我说：“你这手艺，不输我那会儿在食堂吃的手艺。”

她白我：“你那是饿了，啥都香。”

我们笑，笑声像锅盖上跳的水珠，噼里啪啦。

外头响起鞭炮，孩子睡了，我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小，播着“新年献词”，一个词儿从播音员嘴里缓慢地出来：“团圆。”

我心里轻轻地应了一声：“是的。”

后来日子里，也并非没有让人窝火的事。

有一次林姐的远房表妹来借钱，我本来打算借，林姐却说：“借钱伤情，借一次就不完。”

她坚决不借，我有些不舒服，觉得她太硬。

我们冷着脸睡了一夜。

第二天她把老茶缸子放我面前，说：“你说借就借，但你记住，借一次，你就要准备再借第二次，第三次，最后不是借钱，是借你的安生。”

这话说得直，我不爱听，却知道有道理。

我说：“那你去跟她说吧。”

她去了，回来时眼睛湿，我问怎么了？

她说：“她骂我冷心肠。”

我说：“骂就骂，她之后日子难，也会慢慢明白，好好过日子比借一次钱重要。”

她点头，擦干眼角，去厨房烧水，水开了，她把水倒进老茶缸子里，白气熏上来，她手背被蒸汽烫红了一小块，我抓住她手，吹一口气。

她笑，说：“热。”

我说：“热才有味儿。”

春天来得晚，柳树发芽像小孩子牙龈鼓起的泡泡，这一天天，过去。

我偶尔想起那天她第一次提出要跟我过的样子，胆大，直率。

我偶尔也会跟小秦说句话，在心里，“你看呀，我这算不算不厚道？”

心里那张脸，却总是笑着的，不指责。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每一刻都活在墓碑前，日子总得继续，既不背叛，也不自罚。

每逢初一十五，林姐要去菜场买豆腐和豆角，她说：“老话讲，豆腐清口，豆角顺气。”

我陪她去，走旧街，过桥，桥边有卖风筝的娃娃，风筝做成燕子的样子，尾巴太长，被风一扯，一晃一晃像甩鞭子。

我吃完豆腐脑，嘴里还带着卤香，走回家，收音机正播老歌，八十年代的旋律，听着听着，眼角就湿。

我想起那个年代，青年人穿中山装，女生系小方巾，工厂里中午集合，广播说：“同志们，抓紧时间午休。”

你看，这些细节，一说，就回来了。

林姐把一只针线筐摆在我们用旧门板打磨的案几上，针线筐里有红线、黑线、白线，针插在海绵上。

那只案几，陪我们喝了无数次茶，缝了无数个扣子，磨出一层油光。

它是我们生活的第二件“情感标志物”。

老茶缸子，收音机，案几，三样东西，在我看，是陪我走过三个阶段的脚印。

有一回，儿子问我：“爸，您当初是怎么想明白的？”

我说：“没怎么，风吹过来，门开了，我就把门栓拿掉了。”

他说：“您这比喻，像写诗。”

我说：“胡扯，像老农。”

我们相视笑。

楼下小卖部的老板娘换了个新招牌，亮得刺眼，写着“新生活便利”。

我站在门前看了一会儿，心里说：新生活，不就是把旧生活继续下来，把灯泡换个新瓦数，让屋里亮一点吗。

我们把证领了后的第三个月，林姐提了一件事。

她说：“王师傅，您那床脚的磨损，我看了，想给它钉个铜皮儿，保护一下。”

我愣了一下，心里突然涌上一阵酸意。

我说：“不用了，那是她留下的痕迹，留着吧，别遮。”

她看我，点点头，说：“好。”

她没再提，晚上却悄悄拿棉布把那一圈擦拭得很干净，像给一枚旧章印除灰。

我那时知道，这个家里，过去，和现在，都能安安稳稳存在。

我在屋里写下一句自嘲的话，写在笔记本边上：“人到暮年，真正能把人哄住的，不是花言巧语，是一碗热汤，一个灯泡，一张能好开好关的门。”

我写完自己都笑，这不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歌”嘛。

朋友打来电话，问我近况，我说：“就那样，平常，日子像豆子在锅里滚，咕嘟咕嘟，但不溢锅。”

他在那头呵呵笑，说：“你小子会过。”

我说：“不是我会，是跟我过的人会。”

他沉默了一瞬，说：“也是福。”

傍晚，林姐炒了盘地三鲜，土豆茄子辣椒一起在锅里翻滚，油温到位，香气出来，她往里撒上一把蒜末，呲啦一声，屋里就有了烟火气。

我把收音机从窗台搬到案几上，调台，转到一个播评书的频道，评书人嗓子厚，讲到悬疑处故作停顿，咳了一声。

我说：“人家这活儿好，知道哪儿该停一下。”

林姐说：“你也学会点，知道哪儿该不说话。”

我笑，把筷子递过她，夹了一块茄子，那茄子外焦里嫩，入口即化，像一件日子里的小确幸，轻易但不轻贱。

夜深，收音机还在说，虫子在阳台缝里叫，孩子在卧室磨牙，林姐在隔壁翻身，床板吱呀，像一艘小船在河上轻轻碰岸。

我突然觉得，我的心像那只旧收音机，不靠电插也能响一会儿，靠的是一股子耐心，一点点储存的电。

日子到这，似乎没有大的高潮，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桥段。

可我知道，这正是我要的结尾。

首尾呼应嘛，开头是一句让人心惊的“凑合过”，如今，到了这，我才敢说一句，不是凑合。

我们不是凑合，我们是好好过。

窗外风起，吹动窗帘，像有人轻轻抚过我的肩。

我端起老茶缸子，杯里映出灯光一个小小的倒影，摇晃两下，又稳住。

我喝了一口，烫，甜。

门口那扇经过打磨的旧门，打开又关上，开合利落。

收音机里传来一段主持人轻轻的笑，他说：“各位听众，愿你们在这个夜里，都睡得踏实。”

我在心里回他：愿。

声音落下，一切安静，我的笔突然停在纸上，像一个人走到桥头，站住了脚。

语气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