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锐评古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无法代表人民的利益

与家世优渥、倾向于经营文化的钱穆、陈寅恪等人不同，出身普通读书人家庭的吕思勉，不仅对底层民众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并对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一直报以真切的同情。

因此，他在著史的过程中，大到水利、赋役与吏治，小至生民的收支与负担，都会认真调查，详细记录。

1941年抗战期间，吕思勉与师生们合影，前排左二为吕思勉

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直坚定认为，旧官僚阶级绝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原因很简单：

官官总是相护的，这是因为阶级利益相同之故。所以上级官的监督，不甚可靠。最上级的监督，就是君主，他并不能纯粹代表人民的。

君主的性质，世系立于官僚和人民之间，而保持其平衡的，而究竟还略偏于官僚一方面，所以其监督之力，终不能彻底。官僚阶级大利之所在，而要专靠上级的监督去防止他，老实说，这是等于以只手障狂澜。

那么问题来了，吕思勉又是如何评价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吕思勉著《中国通史》第十章“刑法”手稿

中国的政治体制，往往倾向于维持静态稳定而难以推动变革。也就是说，它只能在长时间保持现状，却很难寻求更大的进步。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于敛财享乐，而非勤政为民；其二是有才干的人多数被吸纳进统治阶层，或依附于权势集团，少数不愿同流合污者则选择隐退，远离政治舞台，导致真正做事的人越来越少。

因此，君主虽然被制度赋予了与国家利益绑定的地位，但发挥的作用仅局限于监督统治阶级，防止他们对百姓的欺压超过一定限度。

北京故宫

这样的体制，导致中国的官僚系统出现了一个非常畸形的现象。

首先，管理官僚的官员越来越多，实际治理百姓的官员却越来越少；其次，选拔官员的环节，通常不会看重能力——只要看科举考试培养选拔的人才大多都是学非所用，便可知晓。

因此，各级大小官吏们只能墨守成规，若要他们主动推行政务、兴利除弊，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北京故宫

要想革除这种积弊，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根本上变革官制与人才选拔机制。否则，无论君主多么英明，如何力图励精图治，最终取得的效果都微乎其微。

原因很简单，无论朝廷中的议事章程多么周密，对执行官员的督促多么严厉，一旦政令传出宫门，不是被敷衍了事就是干脆拒不执行。

所以，君主的实际影响力十分有限，能有效整顿的范围极其狭窄。指望专制君主以雷霆万钧之力推行改革，本质上是错误的判断，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力量。

所以，所谓"开明专制"的道路，在中国之所以始终走不通，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北京故宫

官僚集团总是通过剥削民众来谋取自身利益。要制约他们，通常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依靠上级监督，即法律制裁；二是依靠民众反抗，即实力制裁。

官员之间往往互相庇护，这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利益集团。过去官场中常有人说：“倘若某一位官员把官场弊病全清除了，那么让后继者怎么运作？”

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和远处的CBD建筑群

实际上，这句话最能体现这种心态。因此，上级监督往往不可靠。

最高层的监督者是君主，虽然国家是其家天下，亡国会使其家族失去统治地位，按理应当竭力保护百姓免受官僚集团剥削，因为国家盛衰与民众福祉息息相关。

但是，君主个人能力有限，且本身也属于压迫阶级，只是因其特殊地位而与其他官僚略有不同。所以，他并不能完全代表人民利益，只能站在官僚与民众之间的平衡点上，且天平往往更倾向官僚一方，所以其监督效果终究有限。

乾清宫内景

至于民众，则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反抗，要么加入压迫阶级。

人性总是趋利避害，显然反抗之路阻力更大，而同流合污则容易得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渴望做官或主动巴结官员。

当较有能力者都涌入官僚集团时，民间抵抗力量就更加薄弱。除非遇到天灾人祸迫使多数民众奋起破坏秩序，否则平常只能依靠法律制裁。

法律制裁依赖两种机制。一是依靠上级官员的道德良知，不忍坐视下属胡作非为；二是通过层层上级直至君主，因其利益与民众部分重合而不得不进行必要监督，但这种监督力度始终有限。

乾清宫外部

实力制裁终究属于特殊手段，在常态下仍需依靠上级监督进行防御。于是，官僚们最重要的行事准则就变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他们竭力粉饰公文，使法律监督无机可乘，这成为官僚体系的首要任务，其他公务反而成为了次要。

其结果就是，所有政令都停留在纸面，实际执行荡然无存。想要单靠上级监督来阻止官僚集团谋取暴利，这简直好比用手臂去阻挡滔天巨浪。

向来敢于发声批评时政的人士中，固然确有真心代表民众利益的存在，但他们的追随者里，绝大多数却是些随波逐流、暗谋私利之徒。

晚清的维新派人士

假使没有满人入主中原，也没有西方人东渐，中国继续长期延续明朝那种昏聩暴虐的统治格局，那么革命领导者必然会提出限制君权甚至废除世袭君主的主张，而革命领袖们也必定会欣然赞同，因为这些理想主义者们大多怀有济世之心，渴望实践自己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理念。

到那时，知识分子一定会设计出一套新制度并推行实施，但实行过程中必然出现严重问题，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那些实则追逐私利的追随者。届时，更为现实的革命领袖必然会推翻这些理想主义者，政权大体仍会回归君主专制体制。

然而，理想主义者可以被镇压，理想本身却不会消亡，必将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再度重新兴起，这是我对中国近代若未与欧洲接触可能产生的自发变革的推想。

老照片中的“戊戌六君子”

另一个关键在于，历代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掌握军权，能成为革命行动领袖者之人却又往往学识不足，这实为革命事业难以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

近来治史者多断言历代农民革命皆以失败告终，此说并不准确。当时的人们根本无法设想君主专制之外的其他政体形式，他们所要推翻的只是昏暴的君主及其政权罢了。

空想社会主义多为江湖豪杰所秉持，而农民作为小有产者，本就不追求制度性变革。因此只要实现朝代更替、政治稍显清明，他们的目的便已达成了。

至于更大的社会变革，本就需要遵循客观发展规律，不能像看到弹弓就想着烤鸟肉、见到鸡蛋就指望立即报晓那样急于求成。

五四运动主题绘作

中国人的职业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其中，农民占据绝大多数。与其他阶层相比，士人、工匠和商人面对暴政时更有周旋余地，唯独农民无处可退。因此当暴政达到极致时，挺身反抗的必然是农民群体。

农民所求的不过是安居乐业，他们所能认知的压迫主要来自地方恶政。

实际上，这些恶政往往源于中央体制，但农民并不知晓这一点。由于长期脱离地方政治运作，更从未参与过全国性政权，农民的反抗目标通常止于地方政权，且只懂得破坏旧秩序，而不懂得建设新制度，更谈不上掌控全国政权。

即便在动荡时期各地农民同时起义，这些力量也难以汇聚成统一洪流。当动乱范围超越地域界限时，必然已有其他力量介入，此时就不再是纯粹的农民起义了。

电视剧《太平天国》剧照

这些关键力量就是古代所称的豪杰、近代所谓的江湖人士。这类人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组织网络，活动范围更广，故而能建立较大规模的政权。

但是，这一类群体本质上缺乏真正的纪律约束，且其追求多停留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的物质层面。得势之后往往沉湎享乐，忽视制度建设，即便有所建制也必然幼稚粗糙，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而难以持续。

太平天国的过往经历正是明证，最终只能为真正的领袖扫清道路。

所谓真正领袖，往往是其中志向更远大、能力更突出、见识更高超，并能建立相对合理秩序的人物。

在建设阶段，他们多与士人阶层合作。但守旧的士人提出的方案多拘泥于书本教条，导致破坏旧的体系后，新建构的仍不免回归老路，这正是中国政治陈陈相因的根源所在。

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太平军

第一，是学校与科举的关系错位。

历代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本是两个系统。明朝规定参加科举必须先入学校，本意是重视学校教育。但结果却导致所有人入学只为应付科举，学校反而成了科举的附庸。

既然入学的目的就是考科举，而科举应试技巧又不一定非要在学校才能学，人们自然不愿真正去学校读书。其结果就是，学校形同虚设，学生根本不去真正上课，教员们也无事可做。

清朝的科举考场

第二，是考试内容的严重脱离实际。

唐宋时期科举设有多类科目，考生精通其中的一科即可，这还具有可行性。

自王安石变法后，取消各类专科只留进士科，迫使所有读书人挤独木桥，已显不合理。当然，鉴于当时进士科只考经义、论、策，经义又只需专攻一两部经典，尚有可能准备。

到了明清两代，考生不仅要同时掌握《四书》《五经》，还要兼通明朝时期要求的论、判、诏、诰、表以及清朝增加的试帖诗——须知，这些本是唐宋时期，多个不同专业的考试内容。

再看第三场的策问，前代策问尚有范围侧重时务，到了明清时期还要加考经子典籍，要求无所不通。

清朝的科举考场

坦诚说，这样的科举根本不是常人能应付的。

制度违背人性规律的结果就是，当要求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们连本来能做的也会放弃。所以，明清科举最终演变为只看重《四书》文章，其他一概不问。

更荒谬的是，连《四书》文都形成固定套路，会写八股文的人甚至都不需要懂得《四书》真义。这就使得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大多数其实根本一无所知，而且彻底败坏了人才培养体系。

清代科举图

清末主张改革的人，多数都支持两种方案，其一是废除或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其二是裁撤胥吏（即基层办事员），改由文人担任。

坦诚说，单从这两点就能看出，他们并未真正认清政治腐败的根源。

古代中国的科举，只是读书人当官的途径，大多数考生本来就是冲着做官而来。可以说，朝廷考什么内容，他们就会专门去学什么。所以，无论用诗赋、经义还是策论取士，总有人能精通，多数人也总能达到合格线。

不过话说回来，要论实际办事能力，无论擅长哪种文体的人都同样无能。原因很简单，诗赋八股一点都不实用，即便是策论也一样脱离实际。

科举考场

现在，很多人把科举和考试制度混为一谈，甚至以科举有弊病为由连考试本身都想否定。但问题核心在于：科举的弊端是考试内容脱离实际，而非考试这种形式本身。

考试制度唯一不可避免的缺陷，是考生只会针对应试内容学习——王安石变法后就曾叹息："本想培养通才，反倒制造出更迂腐的书呆子——但若考试内容切合实际，考生终究能掌握真才实学。

因此真正该做的，是废除僵化的考试内容，但一定要保留科学的考试制度——这不仅是可行的，更将带来切实的益处。

清朝殿试试卷（举人陈诗，第三甲第84名），广州塱头村艺术文化中心藏

在我早年前清末年新式学堂刚刚兴起时，就始终坚持考试制度不能废除。我的理由有两点：

首先，任何政治体系都离不开监督考核。

现今的学校虽然存在私立性质，但主体仍是官办和公立院校，这本质上属于国家治理范畴。既然教育属于政治行为，就必须建立监督机制，而考核学生学习成果正是最直接有效的监督方式——相比起派员巡视检查这种程序繁琐又难见实效的方式，考试显然更为可靠。

其次，政治运作的关键在于以简驭繁。

以中国幅员之辽阔、受教育人口之众多、行政能力之有限，若要将所有教育责任都压给国家承担，根本不可能实现。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激励机制引导民间自主办学，而考试制度正是所有激励手段中最见成效的。

晚清广州新学堂的学生们

谈到胥吏，历来讨论政治的人几乎都喜欢横加指责他们。但是，我要在这里为胥吏们说几句公道话。

有些人之所以喜欢批评胥吏，无外乎有两点理由。

第一，他们办事只会墨守成规，只求不出差错，导致每件事在法律层面尽管无可指摘但脱离实际，最终政务也在无形中败坏；第二，他们还时常舞弊。

但这些人忽略了一个关键——是否切合实际本质是法律条文自身的问题，而非执行者的责任。

县衙大门

当社会发展到需要靠法律约束而非自觉行善时，自然会出现只重形式的现象。既然只重形式，就难以贴合实际。

退一步讲，即便立法时竭力考虑实际情况，但是各地的情形也千差万别，法律不可能为每个具体事件单独立法，只能作出概括性规定，这就更难符合实际需求。

然而既有法律就必须执行，若要求每件事都灵活应变，就等于抛弃法律，社会必将陷入混乱。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之所以能判断某事可为或不可为，并放心行事而不担心触法，正是得益于全国统一且相对稳定的法律体系。

如果此地合法而彼地违法，这个官员认可而那个官员否定，人们必将无所适从。而维护法律统一性的关键力量，恰恰来自胥吏。

县衙大堂

一位老官僚曾对我说：“官不是人做的，是衙门做的”。

这话意味深长，官员需要依法办理的事务如此繁多，怎么可能做到全部精通？且不论古代官员缺乏专业知识，即便受过良好教育，面对庞杂事务和精密程序，官员也只能掌握概要，具体执行必然需要专人负责——这是古今中外的共同规律。

在中国古代，承担这项职责的正是幕友（即师爷）和胥吏。幕友通常通过师徒相传形成体系，而胥吏则多为世袭。他们都经过系统学习和长期实践，办事严格遵循规程，分毫不差，所有例行公务靠他们才能井井有条地运转。

要知道，非例行事务固然重要，但维系社会日常运转的恰恰是例行公务，这些事务一刻都不能停滞。从这个角度看，胥吏和幕友其实才是优秀的公务员。

县衙的狱房

他们确实只处理例行公务，但非例行事务本就不属公务员职责范围。

他们或许存在舞弊行为，但若无完善监督制度，谁能保证任何岗位都不出问题？因此，古代政治的弊病在于官员自身无能——除了例行公事外毫无处理能力，甚至无法监督执行者杜绝舞弊——这根本与胥吏、幕友无关。

当然，幕友胥吏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其弊端在于知识传授封闭化，容易形成利益集团使官吏难以撤换。但我想说的是，这根源在于缺乏完善的公务员制度，而非公务员群体本身的问题。

县衙的戒石铭

总的来说，在统治者与被治者的对立中，在强者与弱者的对峙中，吕思勉总是自觉站在被治者与弱者一边。

除此之外，他还坚持认为，“借历史以爱国不可用之太过”。简单地说，“借历史以激励民众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凡事总有一个适当限度”，“用之太过亦有弊”。

因此，用历史来宣扬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必须恪守“感情与理性，须相辅而行”的原则，不能“昧于事实的真相”，无论是“偏重感情而抹杀理性”，还是“过度掺入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过于拔高本族与贬抑他族”，都是不对的。

常州吕思勉故居

一言概之，“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缪矣”。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应当运用“真正的历史”，克服由于“矫揉造作的历史”所产生的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