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一生爱才如命，死后却为何要拉着一百多个贤臣给他陪葬？

秦穆公病逝于公元前621年，在他长达三十九的执政期间，秦国向东三平晋乱，三定晋君，对齐桓公死后中原局势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向西则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为秦国日后统一天下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地与坚实的基础。后来秦孝公在商鞅变法前，广发求贤令，讲到秦国的光辉历史与历代先君时，也只提到秦穆公：“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就连孔子也曾称赞秦穆公说他“国虽小，其志度大；处虽辟，行中正。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然而，秦穆公一生光明，却在死亡这件事情上犯了大错，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大有争议的人物，甚至大秦的未来，也因为这件事，而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而且一蒙就是两百四十多年。

原来，秦穆公死后，殉葬者竟多达177人，这老头也太害怕寂寞了吧，死就死吧，还要这么多人下去陪他。

当然，上古人类向有人殉之恶习，西方古埃及、两河、小亚细亚等地皆有此行为，即至中世纪末，北欧洲犹存此俗。中国的人殉则流行于商周时代，宋襄公篇我们已经详述。只是秦穆公这人数未免太多了点，秦国是从秦穆公的伯父秦武公时开始用人殉的，但人数也只有六十六人（注1），穆公这一下子竟涨了快三倍。而同时期的东方华夏各国已开始逐渐废除人殉制度了，偶有人殉，亦不过三五人罢了，且并不为主流观念所认可（注2）。故秦人对此制度也开始颇有微词，穆公死后，国人悲痛万分，但悲的不是秦穆公，而是这177名殉葬者。特别是其中三个最优秀的贤才，即贵族子车氏的奄息、仲行、针虎三兄弟，最为令人惋惜。

于是，秦人为此做了一首《黄鸟》之诗，曰：“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意思是说，青天呵，怎么将这么贤良的人给殉葬了？如果可以赎命，我们宁愿出一百条命将他们换回来！好一首悲伤的《黄鸟》，真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而当时的君子们也纷纷对此展开了批评，说：“秦穆公还是不要名列春秋霸主了，他死后丢人民于不顾，不仅没有留下富国强兵之策，还要把贤良大臣拉去殉葬，很多家族因此断子绝孙，国家也因此难以富强，秦国后来积弱没有能力东征，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看来，经此一事，秦国的人才没了，国力衰了，名声也臭了，而且彻底被君子们抛弃了。

秦穆公一生爱才如命，对百里奚、蹇叔、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等人才都爱护有加，宽容有加，为何死后却要如此多的贤才为自己陪葬呢？究竟是他当真认为死后继续有个世界来让他统治需要帮手，还是他儿子秦康公借此来清除贵族势力，为自己掌控权力清除异己呢（注3）？又或者这些贤臣都是自愿殉葬的，而非秦穆公的命令（注4）？

原因到底如何，我们恐怕永远也无法知道了。我们只知道，这次殉葬，给秦国带来了深远的恶劣影响，使得蒸蒸日上的秦国发展迟滞甚至倒退了。

秦国本就是文化落后的国家，人才需要从东方引进。但我们说了，东方人并不喜欢殉葬这个陋习，后来的儒家，更对其深恶痛绝，孔子就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连春秋以后兴起的陶俑陪葬也无法接受（注5），就更别说人殉了。可秦国的人殉却愈演愈烈，秦穆公的玄孙秦景公居然用了足足一百八十六人陪葬（其中大臣就有72人），陕西咸阳任家嘴战国早期秦国贵族墓不仅发现殉人，而且发现了更为残暴的人牲，简直就是步步升级，愈演愈烈。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就说过，秦国是西迁的东夷嬴族的后裔，而殷商与东夷人是最喜欢人殉与人牲的。殷王的墓葬中，殉葬人数多达500至1000人，有些殉人地位较高，有自己的棺材，也有青铜兵器、礼器以及玉器随葬。他们应是殷王的亲近臣仆，东侧殉人随葬武器与车马器较多，可能是殷王的武装侍从，西侧殉人则随葬玉器较多，可能是负责王宫杂务的殷王家臣。

至于那些地位低下的殉人，因墓穴和墓道空间不够，所以会只埋入人头，这些人头多数都带着几节颈椎骨，足见其连皮带肉，比较完整；不像杀祭坑的人头支离破碎，往往还带着下颚或上颚骨，甚至脸颊上也往往有砍痕，可见刽子手根本没有认真对准，结果让戈斧频繁地砍到了人牲脸上。所以李硕推测，王陵人殉的人头大概是商王或王后亲自用王钺砍的（考古发现妇好所用铜钺并不适合实战，却有使用痕迹），以示对先王的孝心；而普通祭祀坑中的杀祭，是每年祭祖的例行公事，且是由低级贵族用戈斧执行的，所以砍的比较草率（注6）。

考古还发现，不仅商王与贵族墓葬有人殉，甚至简陋的小型墓葬也有人殉者，可见殷商此残酷陋习之普及。人殉之外，还有人牲，卜辞已详述，甚至盖宫殿宗庙，殷人也常杀人祭祀，奠基的时候先残忍杀害四个小孩埋在四角，然后置础（注7）的时候也要加用人牲，将尸体填土夯实；接着安门的时候还要杀人，在门槛前后左右挖方坑，各埋一到三人（有的还随葬一条狗），皆跪仆相向，手执铜戈盾牌，阴间守门；上梁这么重要，当然也要杀人；及至宫室完成，用牲种类最多，规模也最大，往往杀几百人，连同牲畜、车辆，整整齐齐埋在建筑物的外面，是为落成仪式。殷墟博物馆复原了部分宫殿区祭祀坑，还加了玻璃顶盖做露天展示，以方便参观者直面商王朝的血腥气息。

秦人继承于这样的文化，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大量用殉的习惯了。这一点，在考古发掘上也得到了证实，秦景公大墓，是迄今为止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全长300米，总面积达5300余平米，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深达24米，足足八层楼的高度，考古队足足挖了十年才挖完！除此之外，秦公大墓也是同时代葬具级别最高的古墓，不仅拥有“黄肠题凑”（注8），还拥有西周以来最多的殉人，不信的话大家可以从网上搜图来看，可见墓里密密麻麻布满了殉葬箱，围绕着墓主，这些殉葬者包括妾侍、大臣、奴仆、侍从以及修墓工人。我们难以想象他们生前进入黑暗墓穴时的心情，简直毛骨悚然。

直到公元前384年，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即位，这才彻底废除了人殉，改用兵马俑殉葬。而在此之前两百四十多年，没有一个东方士人敢去秦国当官，虽然并非每个秦君都像秦穆公、秦景公那么变态，但制度在那儿放着，试问天下英雄，谁敢以身试法呢？好在秦献公废人殉，秦孝公行变法，到了秦始皇时候，秦人一统天下，才终于实现了秦穆公等历代先君梦寐以求的理想。

我们说过，秦人本与东夷同源，他们的故乡是曲阜，也就是东夷与嬴姓的祖源圣地“少昊之虚”，商周之际，秦人的祖先支边戍边去了大西北，鲁国人则入驻曲阜，来了一次历史大换位。结果八百年后，秦灭六国，秦始皇东巡到了鲁地，等于重新踏上了故土，大风起兮云飞扬，这真可算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回归。

注1：《史记·秦本纪》：“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这是文献中秦国以人从死制度的最早记载。但根据考古发现，秦人以人殉葬的历史，在秦武公之前已经广泛流行。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公墓M2、M3中都发现了殉人，殉人数量分别为19和7人，中型墓M31、M32分别殉1或2人。其中有些殉人有葬具和陪葬品，说明生前的地位较高，与墓主的关系密切。但也有些殉奴是先处死，用重器直接朝头上砸，在其头颅上留下了洞，这类先处死的殉奴姿势统一。还有活杀的，在现场扎好，强行放下去活埋，姿势呈极为痛苦的挣扎状。参阅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5年第8期。

注2：如《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卿魏犨将死，嘱咐他的儿子魏颗一定要嬖妾殉葬。魏颗不听，说这是“乱命”，并将此嬖妾改嫁。又如《礼记》上两条要求殉葬的记载，也被认为“非礼”而予以反对。

注3：创作于秦康公时期的《诗经·秦风·晨风》诗云：“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意思说：看不到秦穆公这样的好国君，怎不叫我忧心忡忡；如今的君主啊，早已忘了我们！《毛诗序》认为这首诗就是“刺秦康公弃其贤臣”,朱谋玮《诗故》则说得更明显，言此诗便是“刺秦康公弃三良”。

注4：后世也多有此论，比如西汉名臣匡衡认为：“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又如应劭《汉书》注曰：“秦穆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等许诺。及公薨，皆从死。”苏轼也认为：“昔公生不诛孟明，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清代史学家赵翼也说：“及公薨，皆从死。则是出于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矣。”

注5：周人的明器最早只有“涂车刍灵”，也就是用泥巴捏的车和稻草扎的人。用俑陪葬已知最早的例子见于陕西边家庄的春秋早期墓葬（考古1988年11期，页15）。孔子认为这是不仁的，因为俑太像人了，孔子应该是担心会唤起人们对人祭时代的记忆。见《礼记·檀弓下》：“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

注6：参阅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97页-201页。

注7：在夯实的地基上放柱础石，起到加固柱子和防止腐烂的作用。

注8：此乃帝王一级使用的椁室，等级最高。即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即方形木）堆成的框型结构。从这远超周天子的丧葬规模来看，秦人对于天下的觊觎，是贯穿整个东周时代的，何止“奋六世之余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