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慈禧，每一个中国人本可是百万富翁！

网上有句话听着挺玄乎，“慈禧少过一次生日，今天每个中国人能多拿一万块”，这话其实能算笔细账。

就说光绪二十年（1894）她那个六十岁生日，硬是从海关、盐课、地丁里抠出来七百万两当“庆典专款”，这笔钱，够买一艘当时日本最牛的吉野级巡洋舰，七百万两白银，换成今天的钱差不多二十一亿，分到当时四亿人头上，每个人正好能拿一块大洋，民国那会儿，一块大洋在北京能买二十斤猪肉。

这还不算完，真正让大家钱袋子瘪下去的，是生日宴背后那根“抽水管道”，只要慈禧想花钱，户部就得把修河、救灾、办学的钱，转到内务府，然后太监、庄头、皇商、盐枭一层层扒皮，最后钱就变成了颐和园里一块石头，或者御膳房一盘“樱桃肉”，这管子一搭起来，就没拆过，一直抽到大清朝完蛋，还在把民间的血汗往紫禁城里送。

抽水的第一道关卡，叫“交进银”，光绪十二年开始，户部每年给她十八万两“零花钱”，听着不多，但这只是个底薪，档案里有张光绪十八年的流水单，正月，慈禧说“今年身子有点虚”，加了十万两“药饵银”，三月，想修西苑的小火车道，又拿了三十万两，五月，俄国送了头白熊，盖个熊馆花了五万两，一年下来，十八万两的底薪，她自己给涨到了七十八万两。

钱从哪来呢，户部没办法，只好让各个省裁掉老弱的绿营兵，把退伍兵的口粮钱一分不动送进颐和园，绿营兵没了饭碗，不是去造反，就是当土匪，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奏折里说，“裁兵而兵变为贼，贼又招兵，循环无已”，说白了，老百姓的口袋被刮了两层，先交税养兵，兵被裁了又来抢你，等于又被洗了一遍。

抽得最狠的一段，是“银贱钱贵”那二十年，国际上银子价格大跌，一两银子在市面上只值一千二百文铜钱，可各省收税还按两千四百文的老规矩算，农民卖了粮食换成铜钱，再用铜钱折成银子交税，等于被多刮了一倍。

四川总督刘秉璋算过，老百姓每交一两“正税”，实际上要掏二两七钱，多出来的钱，州县拿三成，户部拿三成，剩下的四成都“孝敬”了慈禧的“三海工程”，光绪二十年，苏州吴县有个姓陆的粮户，把家里仅有的二十亩田当了，凑了十二两“折色”银，结果官府的人说他银子成色不行给退了回来，逼他再加一两二钱的“火耗”，陆氏没办法就投河自尽了，尸首捞上来，兜里还揣着那张盖了红印的税单。

就在同一年，颐和园石舫的雕花栏杆换上了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花了一千二百两白元，正好是吴县一千亩地一年的全部钱粮。

可能有人会想，老百姓穷成那样，商人总能好过点吧，事实更让人说不出话，慈禧那根“抽水管道”，有根专用的管子对着商人，名字好听，叫“报效”，光绪皇帝大婚，两淮盐商“报效”二百万两，慈禧六十大寿，广州十三行“报效”一百五十万两。

这钱不是自愿给的，是换了种说法的“罚款”，谁不交，就等着被“查账”，广州同孚行的老板潘正炜，就因为“报效”的数额让内务府觉得少了，三天后就被粤海关安了个“走私钟表”的罪名，罚了三十万两，所有家产一夜之间就没了，潘家的老宅子被拍卖，买家正好是慈C宠臣荣禄的侄子。

北京前门外有个绸缎老板叫郭世昌，因为“报效”慢了点，被步军统领衙门抓进大牢，罪名是“囤积居奇”，家里人卖了河北三个县的十八家布庄，凑了十万两才把人赎出来，商人的钱被抽干，市面上的利息疯涨，光绪二十二年，北京的“月息”高到八分，小作坊借不起钱，纷纷倒闭，前门箭楼东边有条“针工巷”，本来有三百多家做靴子的铺子，一年后只剩下七家，巷子口贴着“召顶”的白纸条，被雨水一冲，烂得像一条条的，跟提前给王朝挂上的丧幡似的。

还有个更隐蔽的抽水机，是“钱法”乱了套，慈禧为了填满自己的小金库，乱发“当十”“当百”的大钱，面值一千文的大钱，里头的铜只值三十八文，天津杨柳青镇，一个卖炸糕的小贩收到一枚“当百”大钱，去买油的时候被发现是假的“沙壳子”，当场被油铺的伙计打断了腿。

咸丰五年，清江浦的官家炉子居然把铜钱收回去融了，往里掺铅铸成“当五十”的大钱，一本万利，私人铸假钱的也跟着上，市场不收大钱，米价一天一个价，翰林院编修李慈铭在日记里写，“早上拿着两万文大钱出门买米，到中午只够买一升糠了”，普通人被这通货膨胀洗劫一空，慈禧却用内务府的名义，把铸钱赚的二百万两划走去修颐和园的“排云殿”，排云殿盖好的那天，昆明湖放了十万响鞭炮，光火药钱就折合白银三千两，正好是北京一个中等私塾先生三百年的工资。

抽水管道的最后一截，是“昭信股票”和“摊派赔款”，甲午战争打输了，要赔两亿三千万两，慈禧一两银子都舍不得从自己腰包里掏，下令“全国一起还”，光绪二十四年，京城发行“昭信股票”，嘴上说是“劝借”，其实就是“强捐”，前门大街的“六必居”酱园，被“劝”着买了一万两，隔壁卖糖葫芦的小贩王五，也被“摊派”了十两。

王五每天挑担子挣的二百文钱全交了上去，半年后还欠七两，利滚利变成二十两，最后被衙门抓去“掌嘴”四十，口吐鲜血死了，王五死后，他的女儿被卖到八大胡同，卖的身价正好是二十两，一文不多，民间的钱被抽干，北京的“钱铺”接二连三地倒闭，光绪二十六年初，全城三十家钱铺只剩四家，挤着兑钱的人把前门大街堵得死死的，慈禧听到这事，就淡淡说了一句，“老百姓不懂事，瞎胡闹”，然后就让内务府把刚收上来的一百万两“京官津贴”，转存到汇丰银行，一年五厘的利息，稳稳当当。

那根抽水管，一直抽到大清朝咽气，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死了，内务府的账上还放着九百六十万两现银，相当于全国一年的田赋总收入，可她留给民间的，是“一两银子折三千二百文铜钱”的恶性通胀，是“人吃人”的直隶大饥荒，是“十室九空”的江南小镇。

1912年，清帝退位，颐和园清点家当，光是“寿”字金锭就剩下三千个，每个十两重，总共三万两黄金，换成今天的钱大概十五个亿，要是这些金子能留在民间，哪怕只是变成织布机、铁路股票、小学课本，中国的路也许就能好走一点，历史不能假设，但数字不会骗人，慈禧掌权的四十七年，国家财政支出涨了三点八倍，里头六成以上都被她和内务府“抽水”抽走了。

有学者算过，那段时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差不多百分之四十，换句话说，不是天灾，也不是外国欺负我们，就是那根日夜轰鸣的抽水机，把每个中国人通向富裕的路，给活活抽成了一条干巴巴的小道。

今天，我们站在颐和园排云殿前拍照，脚下踩的每一块汉白玉栏杆，都藏着当年吴县陆氏、天津王五、广州潘家的血和泪，数字是冷的，故事是热的，看懂了那根抽水管道，也就看懂了晚清为什么“穷得只剩下龙旗”，历史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去恨某一个人，而是提醒我们，当权力不受约束，再富庶的国度也会被抽成空壳，但愿那条早就锈死的管道，永远别再被接上。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晚清银钱比价波动与官吏贪污手段》，2004年12月。

2. 王玉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840—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 刘岳云：《光绪会计表》，光绪二十五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