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遗孀史玉清忆妇女排：遭敌重兵搜山15天，40人竟生还30多人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春天，金岗台的山林里格外沉闷。

不是因为天气，而是因为空气中有一种说不清的紧张感。

谁都没料到，这片原本是根据地的地方，会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变成一场残酷围猎的中心。

先说一个细节。

那天早上，史玉清正蹲在河沟边，陪着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外号叫“小团长”。

孩子没心没肺地在河里捉螃蟹，水声、笑声、阳光，一切都像暂时回到了平静。

可突然，对岸出现了一队敌人，离他们不过几十丈。

那一刻，谁都没准备好。

史玉清没有武器，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被抓。

她灵机一动，对着孩子喊了句：“团长！”敌人听到这两个字，本能地以为是红军主力埋伏，吓得转身就跑。

就靠这声喊，他们躲过了第一次正面接触。

这不是演戏，是活生生的命悬一线。

说起来，妇女排这支队伍最早是1934年11月成立的。

当时商南县委决定把留在金岗台的女干部、红军家属、老弱病残，还有一些干部的子女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临时编制的“妇女排”。

说是排，其实就是40来个没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武器的普通人。

排长袁翠明，史玉清负责整体组织。

她们的任务不打枪，也不打仗。

更多的是掩护、转移、联络、送情报。

可谁都知道，这样的“非战斗力量”，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会比正面战斗还可怕。

1935年春，敌军大规模“清剿”开始。

这次搜山，敌人调来了三个方向的兵力，断路口、封山口，一步步收网。

妇女排刚刚转移不久，就被困在了山里。

她们没枪没炮，能靠的只有地形，还有彼此的默契。

半夜，山林里风一吹，树叶哗啦啦响。

敌人以为是红军埋伏，开始盲目开枪。

就在这片混乱中，妇女排分成几个小组开始突围。

她们趴在地上，贴着树根、草丛、石头，一点一点往山外挪。

敌人不敢贸然进山，只能围堵。

零点开始行动，拂晓前成功冲出第一道围堵。

可刚翻过一道山沟，又撞上另一拨敌人。

搜山兵排着队，端着枪，像赶猎物一样逼近。

敌人指挥官下了命令：“不准开枪，抓活的。

谁抓住这些女红军，赏银、升官、给老婆。”这话传到山林里，像一把刀子。

那时候，妇女排的人已经三天没吃上热饭，连口水都喝不上。

有人带着孩子，有人病着，体力早就透支。

可还是有人撑着跑，有人藏进石缝，有人爬树、钻草、跳沟。

有个老同志，60多岁，叫老李，是红军家属。

他在一次转移中为了掩护其他人，被敌人拦住。

敌人问他“还有几个人？”他说：“就我一个。”敌人不信，逼问。

老李大喊一声：“共产党万岁！”接着就是两枪。

他当场牺牲。

史玉清后来路过那片山沟时，看到一具没有头的尸体，肚子也被剖开。

她摸了摸脚，是粗糙的老脚。

再看旁边破被单，是老李的。

她没哭，只是捧了一把沙土，轻轻撒在他身上。

说不出话，只是默默地站了一会。

这十五天里，妇女排的人分分合合，走散了又聚，聚了又散。

史玉清一度高烧昏迷，三个女同志宁肯拖着她也不肯丢下。

她劝她们走，她们说：“死也死在一块。”

有一次，她们藏在悬崖边的石缝里，看到敌人绕到山头。

没办法，只能从光滑的石板上滑下去。

几丈高，掉下去就是死。

可她们还是跳了。

史玉清藏进乱石堆，听到敌人追上来问：“你们不是四个女的吗？还有一个大姑娘、大辫子哪去了？”那一刻，她不敢动，也不能动。

后来才知道，敌人说的“那大姑娘”，是袁翠明。

她藏得好，没被抓。

这场搜山整整十五天，敌人下了死命令要“全歼”，可结果是40人里有30多人生还。

那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靠力量，是靠胆识、智慧、坚持，还有彼此之间那种不离不弃的信念。

后来她们再聚到一起的时候，衣服都破得不成样子，头发掉了大半，身上全是伤。

可说起这段经历，谁都没哭，只有史玉清一个人眼泪掉了下来。

她问：“还有谁？”

旁边人说：“除了被抓的，基本都在。”

从那以后，敌人改了策略。

原来三个月一次的“清剿”，变成一个月一次，后来干脆随时上山。1937年，他们甚至把碉堡修到了金岗台山顶。

可妇女排还是活跃在山里，没被剿灭。

1957年，八个还活着的女战士在南京合了影。

照片中，每个人神情都很淡定，像是从风里走出来的人。

没有谁再提那十五天的事。

但他们都知道，能站在镜头前，是因为那场山林里的生还。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小团长”。

参考资料：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高敬亭纪念馆编，《高敬亭将军纪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金刚台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史玉清口述，商南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商南县革命回忆录》，1983年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