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柏伊：论二程对道家之“道”的借阶与批判丨2509132（3219期）

原文载《宋代文化研究》第3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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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程对道家之“道”的借阶与批判

文 / 丁柏伊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作为理学之开创者，二程思想与道家思想有着学派分隔，但在道体问题上，对道家多有肯定和借鉴。二程认可老庄道论之精深，吸收老庄道之属性，化“道”为“理”，肯定老子之道的生生功能；不过二程对老庄道家的吸收和化用基于儒家立场，认为“道”不可分，批判道家“道”的虚空。在这种正反张力中，二程借助对老庄道论概念与命题的评价、融摄和批判，为儒家思想形而上学发展注入了活力与动力。

关键词：二程；道；理；道家；道论

作为理学奠基者的程颢、程颐，曾有出入老庄而后返六经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道家思想的态度是具有二重性的，主张力辟道家的同时，又吸收了道家思想来建立理学体系。二程虽然没有专门的道家研究著作，但根据生平著述来看，可以明确兄弟二人研读过《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典籍文献，其言其文中多处提到道家并做出评价和论析。儒家立场是二程思想的基点，但二程对待道家思想的态度并不是全盘否定的，也有积极正面的评价。程颐曾说：“释道所见偏，非不穷深极微也”，彰明了对道家之学的态度——认可其高明精深，批判其偏见异质。南宋叶适曾评价为“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这一特点在道体思想方面较为显著。

儒家思想自先秦以来总体上是重人事而少言天道的，然而，老庄道家却多言道体，这种本体追求被宋代儒家重视并深刻影响了儒学，后逐渐转化为理学本体论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界已经注意到二程与道家的关系，但大多是在宏观视域中来谈的，有的没有展开论证，虽高屋建瓴，在思想探微方面相对薄弱。在最根本的道之问题上，二程不仅吸取老庄之学，更借助对道家的评判，发挥并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当老庄思想与儒家思想发生矛盾时，就不可避免成为批判的对象。虽然二程对老庄之“道”从相通处能吸纳与转化，但二程道体思想在实质及要求上与老庄道家不同，有其对于儒学自身的独特思考。

一、 “理”之“道”源

二程认为道家关于“道”的论述深奥高妙，对其有认可性评价，也有思想上的吸收。清代名儒戴震曾评价二程思想之形成是一个“借阶于老、庄”［清］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见张岱年主编： 《戴震全书》（六），合肥： 黄山书社，1995年，第170页。的过程。张岱年曾指出：“宋代程伊川以理为宇宙本根，理实即是道之别名。理论实即是道论的新形态。”二程之“理”是对老庄道论的发现，其所建构的道论思想与老庄论道具有着最根本的相通性，总体上呈现出化“道”为“理”的倾向。

二程在形而上层面言“道”与“理”常混同一物，其思想中不严格区分“道”与“理”，“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程颐语“理便是天道也”。形而上者之道体现为万物之理，理学正因继承二程之“理”而得名。在《庄子·缮性》早已有“道，理也”的表述。在“道”与“理”的关系上，可以看出二程对道家之道论的潜在认同，进而化“道”为“理”，熔铸成自家天理体系。诚如钱穆先生所说“‘理’字观念之重要提出，其事始于道家”。

二程“理”概念的涵义近似老庄对“道”的规定性，同样具有普适性，统摄着万物。道家将“道”视为天地万物的根基，即一切事物的本原。程颢所谓“天者理也”，“理”为至高的存在、万物的根基，这个实在之“理”是永恒无变的，永恒存在。程颢认同道家本体之道，在阐释《系辞上》“道”时说：“则亦无始，亦无终，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处有，亦无无处无。”此语发挥了《庄子·知北游》道之“无古无今，无始无终”义。二程言“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这种观点契合道家对道之本原性的规定。在这一点上，二程之“理”与道家之“道”有着同样的内涵。“理”为至高的存在、万物的根基，这个实在之“理”是永恒无变的，永恒存在：“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万物彼此迥异，但那个终极的“道”（理）作为本根则是唯一的、不变的，强调“道”（理）无古今之变。这种观点暗合庄子对道本原性的规定，也暗含着二程对庄子本体之道的认同。

二程认为，无论是自然法则、社会规范、人伦道德，都可以进一步抽象推演，直到还原出一个统一的、普遍的“通理”。“理”之普遍、贯通的属性同于“道”，像天地之物无不体现道之周遍一样，此理便是推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天理恒常自存，不增不损，其周遍和贯通是万物之理的根基，“理”之“通”兼括贯通天下万物的空间维度和古往今来的时间维度。

二程认可道家哲学中“道”之至高性的逻辑理路，并且效仿老子将“道”置于“天”之上，用伦理道德法则取代天之至上性。老子哲学中有这样的逻辑理路： 先消解“天”的宗教意味，再将“道”置于“天”之上，以强调“道”的至高性和统摄性。例如《老子》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庄子·大宗师》继承《老子》的思想：“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都表现出“天”并不是至上的，“道”才是最根本的存在，“先天地生”明晰了“道”逻辑在先的顺序。庄子认为，道是无所不在的，其所谓“周、遍、咸”强调了“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它无所不是、无所不在。道是自本自根、独立存在的，它无形无相、亘古永恒。

二程对“天”与“理”关系的认识，源于老子思想论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领域至高的存在，即是“道”。在二程之理本论中，认可“理”占有最高地位，而对主宰神意义上的“天”有所否定。例如程颢不承认所谓“皇天”的存在，谓“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这是以“理”取代“天”成为终极存在的本原、本体，故而也称“理”为“天理”。“天”只能是义理之天或自然之天，而至高者只能是“理”。《老子》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此处“一”即为“道”之别名，“道”之规律性贯通涵盖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道“先天地生”，是天之为天的本质根据，天之生生不息完全遵循和践行了“道”。天道对人事具有普遍的规范性和指导意义，当人的行为实践符合“道”的原则时，才是拥有“道德”。

二程认识到“道”可以由“天”及“人”，那么从天地之道向下落实就是社会人伦之道。“道”在社会人事上的体现作为最高原则和规范贯彻了人类社会，这样二程就为本体之“理”（道）增添了伦理内涵，使之成为道德本体，这是其理学体系的核心所在。二程远承老庄自然之“天”的属性，并将其转化为“天理”之自然，赋予了天理自上而下的合法性，并以理为世间万物之根本的本体出发点，这个由上至下贯通的本体是二程之理本论得以展开的基础。二程的天地之先只有理和老庄的道先天地生，有着相同的意义。在消解天之宗教（人格神）意味后，二程以“天理”范畴论证儒家伦理观的正当性，以道德本体的建构塑造其践履的必要性。

二程着眼于现实的社会人事，将儒家伦理观与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思想结合起来，借以推出了自家伦理本体论的思想体系。在道家“道论”思想中，无论“道通为一”还是所谓“无所不在”，道都是唯一而又无可益损的存在。在“理便是天道”的语义转换下，以理言道，理便是道。二程对“理”本源性的规定使之在内涵上囊括了自然秩序和社会法则，从而成为具有总体内容的“道”，亦即作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根源和社会人事之准则的“理”。就道论问题而言，二程表现出对老庄哲学中的“道”之功能和属性的认可，其理本体吸收了道家之道，上升到天道、天理。

二、 “理”之生生与“道”之生生

二程之“理”和老庄之“道”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强调道或理遍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以道（理）之周遍性作为道论思想的基础。老子言“道生之”，在“道”之周遍性的展开实现过程中，以“道”之“生”意来生化万物。二程指出：“道则自然生万物。今夫春生夏长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后来生长，不可道却将既生之气，后来却要生长。道则自然生生不息。”宇宙大化生生不息，是循环往复不停运动的结果。程颐言“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天地万物生之又生，就是生生之理。

在“道”之“生”意的提出与刻画上，二程不吝称赞老子之“道”拥有“生”的特性：“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老子》第六章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为谷神，具有生养、化育之功能。一方面，生育天地万物的“道”（“谷神”）是永恒存在的，天地万物皆来源于这母体的生育之门；另一方面，“道”虽是似有若无、闻之不见的，却是用之不尽的，它绵绵不绝地生养，成为天地间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根本。谷神思想蕴含“道”之至高属性，即生生不息的化育功能。作为二程后继者的朱熹曾肯定程子“生生之意”的来源是老子，其言：“谷之虚也，声达焉，则响应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谓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取老氏之说也。”如此看来，在理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生生”观念，与老子有着莫大的关联。沿着朱熹的这一思路，很容易得出老子谷神思想是二程生生观念之根源的结论。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做过这样的评价：“生生为理学一根本观念，又是一新思想，而竟谓其来自老子，则岂非静寂无为之道家，反为鸢飞鱼跃之源泉乎？”陈荣捷从这一点认为朱熹对二程理解有误，本文还是认同朱熹观点。

程颐吸取和化用老子“生生”之意，从其言论思想中可以看出端倪：“如天地阴阳，其势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须而为用也。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有一便有二，才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间，便是三，已往更无穷。老子亦曰：‘三生万物。’此是生生之谓易，理自然如此。‘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续不已，非是人为之。如使可为，虽使百万般安排，也须有息时。只为无为，故不息。”程颐采用老子的“三生万物”来阐发他对“易有太极”后宇宙是如何生成这一问题，把老子“三生万物”的生成模式与“生生之谓易”的儒家创生观念联系起来，明确表达了其生生之意与老子的“道”论是一致的。

“三生万物”与阴阳观念的结合出自《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创生万物的过程中，还在混沌未分状态称为“一”；“一”内蕴阴阳二气，称为“二”；陈鼓应先生解“三”之涵义为“阴阳二气相交会和形成一种适均状态”。万物在阴阳二气的摩荡中有生长消灭，阴阳二气运动过程中阴气下降、阳气上升，二气相冲相和。二程认为，由于阴阳变幻中之“理”是永恒无竭的，阴阳的推磨激荡才是永恒的，如此才有生生不已的“道”。

二程在解释《孟子》中所引述的孔子之语时说：“道无无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有是则有非，无一亦无三。”“道无无对”，“道”从一开始分化为阴阳就证明了这一点： 阴阳是“相须而为用”，即相互依存转化，双方不可缺少彼此。阴阳相伴相生是为“有对”，“有对”使得阴阳交感交流，在运动中形成“道”，从而使万物生生不已、变化不息。二程“便有一二之间，便是三，已往更无穷”之说，有对《老子》四十二章内容之具体化解说的意味，也照应了其“无一亦无三”的结论。

在“道”由隐到显的化育过程中，阴阳的二气化生变幻构成世间万物，展现了“道”具体的生命力。程颐引用出自《诗经·周颂》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以赞美天道的运行是完美肃穆、永无停息的，表达了他对大道的运行不止、生生不息属性的赞美，以及对“道”运行过程中内含之理的深切体悟。程颐喜易，《易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以“生”意为大德；从生成的过程看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的生化过程便是由阴阳二气交互相推造成的。从万物的生生不息、欣欣向荣中自能体会出“道”作为最高存在的无限生机与活力，程颐形容“道”如此运行之理是“自相续不已”。由于“道”的运行非是人为的，故而可以永无停息。反之，一切人为的事物，哪怕是再精确完美的安排，都会有停歇的时刻，这就反衬出“道”的生生之德及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由“谷神不死”“用之不勤”到“已往更无穷”，二程道论思想的生生之意与老子“谷神”一章相通相契合，这正解释了二程称赞之语。天道的运行是完美肃穆、永无停息的，大道运行不止、生生不息。程颐形容“道”如此运行之理是“自相续不已”，从万物的生生不息、欣欣向荣中自能体会出“道”作为最高存在的无限生机与活力。由于“道”的运行非是人为的，依照天道而行故而可以永无停息，程颢认为：“‘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这种化育万物“生”的属性，体现了“道”的最高尚的德行，即“道”的本质属性，“道”具有的生生之德使其至高无上。

二程吸收老子宇宙生成论并融入自家天理体系，仿老子“道生”图景而以“理”为宇宙之本，从而确定了“理”的化生功能。二程预设“理”为宇宙万物勃勃生机、运行不殆的终极规律，它贯穿在“道”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之中。老子哲学强调“道”的至高无上性，二程将这一点变成为“理一”之绝对性。道家思维模式对二程在本体论思想上的建构有着鲜明而深刻的影响。借由对老庄道论的融摄，二程确立了理的本体地位并形成了天理生成图景。二程不是全然排斥“异教之说”，而是吸收并转化了道家之“道”，以构建其哲学体系。

三、 “道未始有天人之别”

二程立足儒家立场，对道家有所吸收，也不妨碍其做出道家“所见偏”的结论。二程在将“天理”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后，赋予其自上而下、自天而人的贯通性，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以理为本体、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中的“理”是产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本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变化，都是这个“理”的体现。“天下只有一个理”［，天理只是一个，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这里借鉴了道家之道的理具有贯通性。理既是天道物理自然的运行法则，也作为人类社会中的至高原则。虽然理借鉴老庄道体思想，有了形而上意义，但“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

二程以天人一也、无分无隔来批判庄子“游于内外”的说法：“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庄子曰‘游方之内’、‘游方之外’者，方何尝有内外？如此，则是道有隔断，内面是一处，外面又别是一处，岂有此理？”二程强调方内、方外都是一理，方不可分代表着道亦不可分。“道一也，未有尽人而不尽天者也。以天人为二，非道也。”然而在庄子那里，超越“方内”而走向“方外”是可实现的，因为“游方之外”的在世方式使人通达于“道”，得到生命的自适和心灵的安顿。二程认为《庄子·大宗师》方之内外的说法否定了“道”的完整性。

二程指出“内外一理，岂特事上求合义也？”为什么说“内外都是一理”呢？这是由儒家对天人关系规定性的思想传统所决定的，因为“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上下，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二程严格遵循儒家一贯的天人不相分的观点。儒家思想主张儒者要下学人事，上知天命；向上有高明的理想，向下落实符合为中庸之道的行为。上下自是贯通，在下学做工夫，有助于上达天道。“合内外之道”才是使得儒者达到天人合一、上下一体的基础，故二程不作方内方外的划分，既不可分立上下，也无须分离内外。无论物我、内外均是一理贯之，有方内方外的划分，就是割裂了道的贯通性和完整性，怎么能内里还有一个道而此外还有一个终极的道存在呢？即使有方之内外的划分也应以一理贯之。

二程批判庄子道论中割裂内外、不识天人为一，没有认识到“道”（理）的一体性。理之普遍性是天人合一、道物合一的根基，“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一天人、齐万物的前提是“理”。二程“理一”思想的论述，始终以“道”贯通下的“天人合一”观念作为前提，是为天人一理。言说道或天理不能离开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内涵，因为伦理道德正是其实质内涵。道贯通天人，仁义礼智是天理在社会人事上的体现。二程为作为实在本体的“天理”规定以伦理内涵，这使得仁义礼智信这些社会人事中的道德秩序也成为“天理”之本然，因此也具有理之属性。天道的合理性正体现在社会秩序之中。

程颢认为天人本是一体，内外也本是一体，这才能体现出一理贯之、一道贯之。所谓“方”是没有内外之分的，物与我自是一体，物我不用区分彼此，人与天地并非二物。“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者本来是一体，无分内外。用一“合”字实则意味着将两个不同分立之物融在一起，这就分裂了天人关系。既已知天人无二，便“不必言合”，无需画蛇添足，破坏天人关系的整体性立场。二程直言：“合天人，已是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无间。”这就是说天人本是没有间隔的，“合天人”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程颐也说过：“天地安有内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识天地也。”这就是二程不认同庄子“游于内外”的缘故所在。

二程评论“庄子有大底意思，无礼，无本”，此句浓缩了二程对庄子乃至道家道论的概括性认识，体现出儒、道之本质歧异。“大”描述天道，老庄所论道体的概念是明确的、高深的，但终究是“无礼无本”。二程认为老庄道体中根本不含有儒家之仁义礼等内涵，架空了伦理道德实体。二程构建之“理”本体具有实在性：“理者，实也，本也”，“无非理也，惟理为实”。“理”之规定性是虽至高却至“实”，没有什么能比“理”更具有实在性了。“实”表明“理”必须能贯彻、落实在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从本质上确保了以“天理”为根据生化出的自然万物、人类社会是实实在在的，顺理成章地推论出与之相对应的作为具体实在的社会规范和运行原则是“应然”和“必然”的。二程以理为世间万物之根本的本体出发点，这个以仁义礼智为内涵的伦理本体是人之性，也是道德本性。在肯定现实世界自身实在性和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二程理学努力重构并论证儒家道德本体的正当性，以天道（理）贯通于人伦纲常，来抗衡道家超越现实的思想主张对儒学主体地位的冲击。对于程颢、程颐来说，力辟作为异端的道家思想自然是在所不辞的，实际上他们二人评判道家的过程，也是自家思想成型的过程。

二程批判庄子对方内方外的划分，坚持“道”的不可分割性，确保道（理）由表及里的一体性，其目的在维护儒家道统。儒家注重关切社会人生与道德伦理，故二程竭力摒除老庄道家对社会风气的不利影响。在肯定现实世界自身实在性和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二程批判道家之天人相分。二程强调“理”为实，天道人伦本是一理，理的至上性和周遍性贯通到形而下的社会人事上，则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合法性、正当性。

结 语

道体思想是哲学基本问题，二程在这一问题域内对老庄思想予以重点关注；无论是道论的基本命题还是具体范畴，二程对老庄道论的认同占据了主导，仅在部分理论层面存在不同阐释。二程对道体视域的关注有其隐衷，体现了其对儒学的反思。唐宋之际开展的儒学复兴运动，如果没能提升儒家思想的理论深度与水平，是无法比肩老、佛精致哲学体系的，二程需要对其在本体、道体的层面进行深入探究。老庄之道论创见精深，二程在建构理论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和援用，提高了儒家哲学的思辨性与深度。二程对老庄思想中“道”的解读没有明显的误解，说明老庄道论确为其理本论之源头。也正是在学理认识的基础上，二程建立起儒家伦理本体论，其学以理为“体”、以伦理实践为“用”，倡导以“天理”明察人伦。二程在道论视域开始进行精致复杂、抽象思辨的转向尝试，对道家作出了思想批判与学理上的吸收。无论对老庄道论的批判或吸收，二程都是在建构理学，通过充盈并夯实理学体系的本体论基础，倡导和弘扬儒家道统，开启儒学的创造性发展。二程道体视域下的道家观显示出，老庄思想被融入宋代理学体系，使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同时也让理学烙上了老庄道家的思想痕迹，为宋代儒学发展注入了活力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