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治理违规催收13年，为何至今屡禁不止呢？

2013 年网贷行业爆发后，“低门槛放贷” 与 “高息吸储” 的双重驱动催生了海量借贷需求，也让催收行业进入 “蛮荒时代”。彼时监管空白、平台风控缺失，逾期率飙升至 15% 以上，催收回款直接决定平台生死，暴力手段成为行业默认的 “最优解”。

这一阶段的违规催收以 “原始粗暴” 为典型特征：电话轰炸是基础操作，部分平台采用 “呼死你” 软件，对借款人及其亲友进行日均上百次的骚扰；上门催收更显野蛮，红岭创投等头部平台的合作催收团队曾出现喷漆恐吓、堵门静坐等行为，甚至将借款人的欠款信息写在纸牌上，强迫其在社区游行。由于缺乏明确法律界定，多数受害者只能忍气吞声，仅有造成人身伤害的极端案例才会进入司法视野，而平台往往通过 “外包免责” 规避责任。此时的催收尚未形成产业链，多由地方闲散人员临时组建团队，手段原始却极具威慑力。

2016 年起，网贷平台数量突破 5000 家，行业进入 “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竞争阶段，违规催收也随之升级为规模化、技术化的产业链运作。随着大数据产业兴起，借款人的通话记录、住址、工作单位甚至社交关系网被轻易获取，为精准骚扰提供了 “弹药”。

这一时期的催收手段呈现 “精准打击 + 社会孤立” 的新特点。“爆通讯录” 成为标配操作，催收人员不仅骚扰借款人本人，还会致电其老板、同事甚至客户，以 “告知欠款” 相威胁，逼迫借款人因惧怕失业而还款 ——2017 年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68% 的职场借款人曾遭遇此类 “职业威胁”。更隐蔽的 “软暴力” 同步蔓延：PS 借款人裸照群发、伪造法院传票和通缉令、在社交平台散布 “老赖” 谣言等手段层出不穷，尤其针对年轻女性借款人的侮辱性催收频发。

值得注意的是，催收已形成专业分工：数据公司负责精准定位借款人信息，催收团队按 “逾期天数” 分级作业（30 天内电话提醒，90 天以上上门施压），律所提供 “法律包装” 话术，形成 “信息获取 - 施压催收 - 风险兜底” 的完整产业链。2018 年暴雷潮中，超 6000 家平台倒闭，遗留的千万笔坏账催生了大量 “地下催收公司”，部分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上演非法拘禁、暴力殴打等恶性事件。

当违规催收的暴力阴影在网贷行业野蛮生长中不断蔓延，相关部门的打击行动也随之拉开序幕，这一发力，便是横跨十九年的持续攻坚。早在网贷行业爆发初期的 2013-2015 年，面对街头喷漆、深夜恐吓等原始暴力催收手段，地方公安部门已开始针对群众举报的恶性案件展开专项打击，多地破获催收团伙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案件，一批施暴者被依法追责。但彼时行业尚处无序扩张期，平台与催收机构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游击战模式，让打击效果难以持续。

2019 年成为监管转向的关键节点，随着《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与《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相继出台，违规催收首次被纳入系统性整治框架，从 “个案打击” 升级为 “全行业约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更是将暴力催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全国范围内掀起对催收黑恶势力的围剿，2019-2020 年两年间，仅公安部公布的涉催收刑事案件就达 320 余起，查封违规催收公司 180 余家，涉案金额超 5 亿元。2024 年《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落地，进一步为催收行业套上 “紧箍咒”，备案制、流程披露、录音留存等要求，让合规成为催收机构的生存前提。

面对违规催收的技术隐蔽性，地方公安部门从未停止探索打击路径，从技术升级到跨部门协作，一系列举措背后是无数次与违规者的 “攻防博弈”。不少地市公安组建了专门的涉网金融犯罪侦查团队，配备大数据分析人才，通过监控异常通话轨迹、梳理短信发送规律，锁定违规催收团伙的活动线索。例如，某省会城市公安开发了 “违规催收号码识别系统”，能自动标记高频出现的虚拟号码，并关联其使用 IP 地址，2023 年通过该系统排查出 120 余个可疑号码集群，据此打掉 3 个催收团伙。

在硬件与资源投入上，地方公安也在不断加码。部分城市公安与运营商建立实时联动机制，一旦监测到某区域出现大量异常通话或短信，运营商会第一时间将数据推送至公安部门，公安可快速对相关号码进行临时封堵；对于涉嫌搭建境外服务器的案件，公安会联合网信、海关等部门，加强对跨境数据传输的监控，试图从服务器架设、资金流转等环节寻找突破口。2025 年初，南方某省公安就通过监控一笔流向境外的 “服务器租赁费”，顺藤摸瓜找到一个隐藏在城中村的催收窝点，现场查获 12 台用于运行虚拟拨号软件的电脑。

但现实困境远超技术突破的速度，让地方公安的打击行动屡屡陷入 “治标难治本” 的尴尬。首先是 “取证难”，虚拟拨号软件生成的号码无实际机主信息，无法通过号码锁定催收人员；短信群发的原始数据存于境外，调取难度大，即便获取部分数据，也难以证明短信内容与具体催收人员的关联。其次是 “管辖难”，违规催收团伙常采用 “异地办公 + 境外服务器” 模式，比如在 A 省招募催收人员，在 B 省设立技术支持点，服务器架在 C 国，地方公安在管辖权限上存在争议，跨区域协作时需协调多个部门，效率大打折扣。

更棘手的是 “打击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一个小型违规催收团伙的运营成本仅需数万元 —— 购买一套虚拟拨号软件约 5000 元，对接第三方短信服务商月费 3000 元，再招聘几名兼职催收员即可开展业务。而地方公安要打掉这样一个团伙，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线索排查、数据分析到跨境取证，成本往往是团伙运营成本的数十倍。2024 年某地级市公安统计显示，当地全年打掉 15 个违规催收团伙，平均每个案件投入的办案成本超过 20 万元，而追回的赃款不足 5 万元，这种 “高成本、低收益” 的现状，让部分基层公安在打击力度上难以持续加码。

但是，要彻底打击这些违规催收谈何容易呢？在违规催收的 “生存工具箱” 里，虚拟拨号软件与群发软件是最核心的 “保护色”，它们凭借技术特性，让催收行为从 “看得见” 变得 “抓不住”。虚拟拨号软件通过云端服务器随机生成号码，这些号码既非固定手机号，也无明确归属地，有的甚至伪装成外卖平台、快递网点或本地企业的固话，借款人接到电话时难以辨别真实来源，等到察觉是违规催收想要举报，号码早已失效 —— 这类软件支持 “一次一换号”，单日可生成上千个临时号码，且多数服务器搭建在境外，国内监管部门难以追溯到实际控制主体。

群发软件与第三方短信服务商的配合，则让违规短信变成 “无源头的洪水”。群发软件能在短时间内将催款短信批量发送至借款人及关联人手机，部分软件还支持自定义发送频率、内容模板，甚至能规避运营商的垃圾短信拦截机制。更关键的是，这些软件多与境外第三方短信服务商合作，短信发送记录仅在服务商后台短暂留存，且数据加密处理，国内机构想要调取原始数据，需通过复杂的国际司法协作流程，等流程走完，证据早已被删除。2024 年某省公安破获的一起催收案件中，涉事团伙使用的群发软件对接了 3 家东南亚短信服务商，警方为获取发送记录，协调了 2 个国家的司法部门，耗时近 5 个月才固定关键证据，而此时该团伙已更换服务商继续作案。

这些技术工具还形成了 “产业链式” 的隐蔽网络。虚拟拨号软件开发者会将软件拆解为 “客户端 + 服务器 + 维护” 三个模块，分别由不同团队运营，彼此通过暗网联系，不透露真实身份；第三方短信服务商则会对客户身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需客户缴纳费用，便提供无门槛的短信发送服务，甚至会协助客户修改短信内容，规避监管关键词检测。这种 “分工明确、利益分割” 的模式，让公安部门即便打掉某一个环节，也难以彻底摧毁整个违规催收链条。

这也就是第三方服务商的 “监管盲区” 也为违规催收提供了生存空间。目前国内对第三方短信服务商的监管虽有明确要求，但部分服务商为追求利润，通过 “层层代理” 的方式规避审核，比如总服务商将业务外包给二级代理，二级代理再转给三级代理，最终对接违规催收团伙，形成 “多层嵌套” 的利益链，公安部门即便查到下游代理，也难以追溯到上游总服务商的责任。

此外，地方公安的 “技术天花板” 也制约着打击效果。相较于违规催收团伙使用的境外高端加密技术，部分基层公安的技术装备仍显滞后，比如用于追踪虚拟号码的系统，对境外服务器的定位精度不足，常常只能锁定大致区域，无法精准找到服务器位置；数据分析人员的缺口也较大，很多地市的涉网侦查团队仅有 2-3 名专业人员，却要处理海量的通话、短信数据，难以快速挖掘出有效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