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嘎尔尼的谎言，清朝真的那么不堪，还是他的英国更恶劣？

马嘎尔尼完全称得上是抹黑中国的鼻祖，他带着预设的偏见来到中国后，和随行人员就像专找污秽的绿豆蝇子一样，一门心思搜寻大清的阴暗之处，对盛世之下的繁荣与民生视而不见，只盯着个别现象无限放大，刻意拼凑出一个扭曲的清朝形象。

比如约翰·巴罗就在记载里写道：“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前往北京的途中，都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的迹象和农村繁荣富饶的证明”，还说沿途房屋简陋，百姓“衣衫褴褛甚至裸体”，甚至编造出他们把吃剩的食物残渣倒入海中时，当地人会争相捞取的情节。

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更是在记录里肆意抹黑，一会儿说大清“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一会儿污蔑中国“人们生活在卑鄙的暴政之下”，还专挑“给妇女裹脚，残杀婴儿”“人民胆怯，肮脏并且残酷”这些现象去过度的解读。

马戛尔尼自己更是刻意曲解场景，看到百姓在官员面前行礼，就歪曲成“双膝跪地，浑身战抖”，还恶意评价：“人们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

他们就是这样通过选择性观察、夸大个别现象甚至编造虚假情节，共同描绘出一个惨无人道、异常贫困的所谓“大清乾隆盛世”。

而这些不实记载，恰恰给了后来的汉奸和无良学者极好的抹黑素材，让他们得以拿着这些谎言肆意诋毁清朝、歪曲中国历史，转头又去盲目歌颂所谓“自由民主”的英国。

一

假设马嘎尔尼对大清贫困的见证是客观的，那按照常理推断，当时的英国，尤其是英国百姓的生活，肯定要比大清好上不少。

可事实却恰恰与这种推断相反，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工业重镇深处，那些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最核心劳动力的工人阶级，正深陷在比中世纪农奴还要悲惨的生存境地中。

中世纪农奴尚且能依靠领主的土地获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而这些工人却只能在资本的压榨下挣扎求生。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里，用自己亲自走访工人街区、与工人同吃同住得到的详实实地调查数据，毫不留情地揭开了英国工业繁荣表象下那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让世人看到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荣光背后，是无数工人的血泪与苦难。

依据英国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詹格莱安在1842年《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中收录的官方数据，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年死亡率大约是2.25%，这个数字意味着每45个人中，每年就会有1人因为各种原因失去生命，而这只是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工业城市里，死亡的阴影更加浓重。

但在工业资本高度集聚、被称为“工业革命心脏”的曼彻斯特，工人阶级婴幼儿的存活率却呈现出令人触目惊心的分化情况：在工人家庭里，有高达57%的幼儿在5岁之前就不幸夭折了，这些孩子有的是因为营养不良，有的是因为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救治，还有的是因为居住环境恶劣染上传染病。

而上等阶级同龄儿童的死亡率却只有20%，他们能享受到充足的食物、专业的医生和干净的住所，两种阶级孩子的生存境遇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种生命权上的巨大阶级鸿沟，在同样是工业重镇的利物浦表现得更为极端，阶级之间的生存差距被拉到了最大。1840年的统计数据清晰地显示，贵族与自由职业者阶层的平均寿命能达到35岁，他们无需为生计奔波，生活安逸且有保障。

商人和较富裕的手工业者的平均寿命就骤降到了22岁，他们虽然比工人富有，但要承担商业风险，生活压力远大于贵族；而占人口绝大多数、支撑起整个工业体系的工人、短工及雇佣劳动者，平均寿命竟然只有15岁。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产业工人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感受人生更多可能的时候，就因为过度劳累、疾病折磨或意外事故失去了生命，一生都没能摆脱工业革命这台“绞肉机”的残酷压榨，他们用生命创造的财富，最终却成了压榨自己的工具。童工现象更是工业资本异化人性的典型体现，本应在父母身边享受童年、接受教育的孩子，却被过早地推向了残酷的劳动现场。

在诺森伯兰与达勒姆的煤矿中，无数身高不足一米的儿童，被迫在仅能容下一个人爬行的低矮矿道里，用瘦弱的身体拖拽着沉重的煤车，每天劳作长达15个小时，长时间保持佝偻的体态，让他们的脊柱严重变形，长大后也无法挺直腰杆，落下了终身残疾，一辈子都要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生活。

在纺织厂里，七八岁的童工站在比自己还高的机器旁，操作着高速运转的珍妮纺纱机，他们的小手还不够灵活，眼神也不够敏锐，肢体被卷入机器的事故经常发生，有的孩子失去了手指，有的失去了手臂，甚至有的失去了生命，可这些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眼中，不过是“可计算的损耗成本”罢了，一个童工受伤或死亡，很快就会有另一个孩子顶上来，丝毫不会影响工厂的生产。

工人居住区则成了卫生灾难的重灾区，这里是城市里被遗忘的角落，也是疾病滋生的温床。在曼彻斯特艾尔克河沿岸的背街小巷里，狭窄的街道上污水到处流淌，因为没有专门的排污系统，生活污水只能随意漫延。

居民的粪便也被随意倾倒在路边或河里，夏天的时候，腐臭的气味常年不散，呛得人无法呼吸；伤寒、霍乱等传染病在这样的环境中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一旦有人感染，很快就会传染给整个街区的人，无数工人家庭因为传染病家破人亡。

这就形成了一种“工业化创造财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陷入生存危机”的荒诞循环，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资本家越富有，对工人的压榨就越厉害，工人的生存状况就越糟糕。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亲自考察完曼彻斯特的工人街区后，在《共产党宣言》中愤怒地斥责“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当时工人的悲惨处境，也是对“国家崛起与阶级苦难同步升级”这一悖论的深刻理论概括。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多次从理论层面深刻论证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

他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富人住上了豪华的宫殿，穿上了昂贵的衣服，用上了精致的物品；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工人只能住在破旧的棚屋，穿得破破烂烂，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买不起。劳动生产了宫殿，这些宫殿是工人一砖一瓦盖起来的，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这些棚舍连遮风挡雨都做不到。”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让人们看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积累导致‘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资产阶级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工人阶级在资本的不断积累过程中，生活越来越贫困，要承受没完没了的劳动折磨，在人格上受到资产阶级的奴役，因为没有钱接受教育而变得无知，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变得粗野，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放弃道德底线，整个阶级都在走向堕落。”

当大英帝国的GDP在1860年达到世界总量的20%，成为当时盛极一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众多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时，它的工人阶级却在资本的铁蹄之下，承受着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生存重压，国家的辉煌与工人的苦难形成了鲜明且讽刺的对比。

二

再看看同时期英国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工人苦难。那么首先就要推查尔斯·狄更斯，作为最了解当时英国底层社会的作家之一，他的《雾都孤儿》与《艰难时世》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底层人民的贫苦生活，以及资产阶级的虚伪和冷酷，让更多人看到了社会光鲜外表下的黑暗。

在《雾都孤儿》中，他用饱含同情的笔触这样描述主角奥利弗的处境：“小主人公奥利弗·特威斯特出生在贫民教养所，在这个世界上举目无亲，是个‘教区的孩子’，他从出生起就被贴上了‘贫困’的标签；他是‘半饥半饱的苦命人’，每天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食物，经常处于饥饿状态。

他是‘在吃拳头、挨耳光中过日子的人’，在教养所里，稍微犯错就会遭到打骂，没有人把他当成一个孩子看待；他是‘众人鄙视、无人同情的人’，因为出身贫困，所有人都看不起他，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在《艰难时世》里，狄更斯通过塑造具体的人物形象，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私与冷漠，其中，托马斯·葛擂硬（Thomas Gradgrind）和乔赛亚·庞得贝（Josiah Bounderby）这类资产阶级形象，成为了当时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

葛擂硬是一位信奉“事实哲学”的教育家和议员，他认为“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在他创办的学校里，只教给孩子枯燥的知识和数据，不允许孩子有任何想象力和情感表达，用这种冰冷的理念扼杀了儿童的天性，让孩子们变成了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

庞得贝则是一位冷酷的工厂主和银行家，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吹嘘自己是通过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取得成功的，以此来掩盖自己发家过程中的肮脏手段，可实际上他却残酷地剥削工厂里的工人，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还编造谎言污蔑工人的贫困是因为自身没有本事、懒惰成性，把自己的剥削行为合理化。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是另一位深刻关注工人命运的作家，她长期生活在曼彻斯特，亲眼目睹了工人的苦难，因此她的作品更具真实感和感染力，她的《玛丽·巴顿》直接以曼彻斯特的棉纺工人为题材，将工人的生活困境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开篇就描绘了经济萧条时期工人的凄惨景象：“那时正值英国经济萧条时期，市场上棉布滞销，工厂没有订单就只能停产，大批工人因此失业，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棉纺厂老工人约翰·巴顿，为工厂老板辛勤劳动了一生，从年轻力壮干到年老体衰，可到头来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解决。他的儿子因为生活条件恶劣，吃不饱穿不暖，抵抗力极差，被猩红热夺去了生命。

他的妻子因为自己的妹妹被有钱人诱拐后沦为妓女，深受刺激，精神逐渐失常，最后在一次临产时，因为没有钱请医生，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家里只剩下唯一的女儿玛丽·巴顿，为了活下去，玛丽被迫进时装店铺当学徒，每天做着繁重的工作，还要看老板的脸色。”

老工人约翰·巴顿在生活的连续打击下，从最初对资本家抱有幻想，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改善生活，逐渐认清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明白资本家不会真正关心工人的死活，最终从一名“奉公守法”、不敢反抗的工人，成长为宪章派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投身到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

诗人威廉·布莱克用诗歌这种更凝练、更具感染力的形式，记录下了当时工人的苦难，他在《伦敦》中，用精炼且充满意象的语言，控诉了资本对城市的侵蚀和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每一个过往的行人的脸上，都刻满了衰弱痛苦的表情”，这句话生动地描绘出了当时伦敦底层人民的精神状态，他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脸上看不到丝毫活力。

诗中还写道“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这样逐渐完全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织工阶级，他们光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财产，甚至连虚假的财产（例如一小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workingmen）”。

清晰地展现了工业革命对传统手工业者的冲击，让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手艺，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庸。诗中提到的“扫烟囱的孩子”。

他们小小年纪就要钻进狭窄的烟囱里清扫灰尘，经常被呛得呼吸困难，还容易被烟囱壁划伤；“血洒宫墙的士兵”，他们为资产阶级发动的战争卖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补偿。“深夜游荡街头的妓女”，她们大多是因为生活所迫，才走上这条路，每天要面对各种危险和屈辱，这些形象都是那个时代中命运悲惨者的典型象征，每一个形象背后，都有无数相似的苦难故事。

除了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之外，当时大量的政府报告、社会调查和委员会文件（比如著名的“蓝皮书”，这类文件通常是政府发布的正式报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也记录下了工人的悲惨状况，这些记录都是第一手资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尽管这些资料常常被注重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当局束之高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被用来改善工人的生活。

1831-1832年的《童工劳动调查特别委员会报告》中，记录了一段调查人员与童工之间令人心碎的对话，这段对话没有任何修饰，却字字泣血：“问：你从几岁开始在工厂里工作？

答：快八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学会说话，就被父母送到了工厂。 问：你一天工作多长时间？——答：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八点，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走到工厂，晚上天黑了才能回家，根本看不到太阳。（14.5小时） ... 问：厂里面灰尘是不是很大？。

答：灰尘大有什么影响？我们早就习惯了，每天在厂里呼吸的都是灰尘，鼻子里、喉咙里全是灰。——调查人员追问后，孩子才小声说：是啊，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咳嗽起来都吐过血嘞，可是老板说吐点血没关系，休息一下就能继续干活。”

矿工中的女工处境同样骇人听闻，她们不仅要承受和男工一样繁重的劳动，还要面对性别带来的额外伤害。

有一位名叫哈里斯的女性矿工，在接受调查时，向调查人员描述了自己的工作状态：“在腰上缠上厚厚的带子，为了防止链条勒伤身体，可是时间长了，带子还是会嵌进肉里。一根链条钩在腰带上，从她两腿间穿过，另一头连着煤车，每次拉动煤车，链条都会磨到身体，很疼。

每个工作日，她都要绑着腰带和链子，从早上6点钟开始，一直工作12个小时，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吃饭，甚至在怀孕的时候也不例外，怀着孩子还要拖着煤车在矿道里走，很多女工都因为这样失去了孩子。在酷热难忍的矿井里，温度很高，空气又不流通，矿工往往会脱下衣服，赤身裸体地工作，这让女矿工感到很羞耻，可她们没有办法反抗。

更可怕的是，有些男矿工还会对女拖运工施行性侵犯，女矿工们只能默默忍受，因为如果反抗，就会被老板开除，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1841年，根据教会慈善机构的报道，当时的曼彻斯特因为工厂停产，有大批工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依靠，陷入了极端贫困的境地，生活状况极其糟糕：“许多人在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典当一空后，最后不得不当掉裤子，因为没有裤子穿，只能整天躺在被窝里，不敢出门，害怕被别人嘲笑，也害怕冻着。

有一个叫卡恩的人，一家5口、包括3个孩子，全都失业了，卡恩生病，一个孩子也生病，病孩躺在地下室潮湿的角落里，身下只垫一些刨花，身上连遮体的破烂都没有。”

从文学刻画与历史记载的双向印证中，我们能清晰看到，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即便是站在世界工业文明前沿、支撑起“日不落帝国”繁荣的英国工人阶级，正深陷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之中。

他们用双手推动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却连最基本的生存尊严与生命保障都无法拥有，这份由文学作品细腻描摹的悲惨境遇，又被一份份历史文献中的官方数据、调查记录所佐证，让这段被资本光环掩盖的苦难历史，更显真实与沉重。

三

我们再看看英国那个时期的农民状态，其实他们不仅比不上大清的农民，反而深陷在更为绝望的苦难里。

要知道，当时的英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拥有自主生存根基的农民，所谓的农村劳动者要么是依附于领主的农奴，要么是失去土地的农业雇工，他们即便能从领主或雇主那里得到一点微薄的生存保障，实际生活境遇却比城市里的工人阶级还要糟糕。

先看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自耕农（Yeoman、Peasant）或许还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或是通过长期租约、世代传承获得公簿持有农那样的土地使用权，能依靠自家土地的产出维持基本生计，偶尔还能兼营家庭手工业，把多余的产品拿到市场出售补贴家用。

可农业工人（Agricultural Labourer）却连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都没有，最多只有一小块勉强用来种点蔬菜的菜园，完全得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微薄工资，才能购买粮食、衣物等所有生活必需品，一旦失去工作就会立刻陷入断粮的困境。

从独立性来看，传统自耕农虽然也会受市场波动影响，比如农产品价格下跌时收入会减少，但至少不用完全依附于某个特定雇主，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农事。

而农业工人却高度依赖地主和农场主，他们的工作机会、工资多少、甚至能不能保住生计，全都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和雇主的心情决定，就像任人摆布的棋子，没有一点自主选择的权利。

再看社会地位，传统自耕农曾被视为英国社会的支柱，是乡村繁荣的重要力量，一度被当作国家的骄傲；可农业工人却被雇主和上层社会看作“流动的人手”，只是用来耕种土地的工具，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既没有稳定的生活保障，也没有任何话语权，遇到不公待遇连申诉的地方都没有。

从发展趋势来看，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随着圈地运动的推进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传统自耕农逐渐失去土地，要么破产沦为农业工人，要么被迫流入城市成为工厂雇工，慢慢从乡村社会中消失；而农业工人的数量却在19世纪急剧膨胀，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这个群体，最终成为农村地区最主要的受雇阶层，也成了当时英国农村最贫困的群体。

而圈地运动是导致传统农民失去土地、彻底走向悲惨境地的直接推手，那些原本属于农民共同耕种、放牧的公用地，被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用栅栏、篱笆圈占起来，变成他们私人所有的大农场，大量依靠公用地和小块土地生存的小农因此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要么沦为农场主的雇佣工人，要么被迫背井离乡，流入城市的贫民窟，成为工厂里廉价的劳动力。

诗人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在1770年创作的长诗《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中，就生动描绘了圈地运动后农村的衰败景象，诗里写道：“Ill fares the land, to hastening ills a prey, / Where wealth accumulates, and men decay.”（土地不幸，疾速沦于灾殃，/ 财富在那里积聚，人却在那里沦亡。）

这句话精准地揭示了圈地运动的本质——少数人通过掠夺土地积累财富，而大多数农民却在这个过程中失去家园和生计，一步步走向灭亡。

他还在诗中感叹：“But a bold peasantry, their country’s pride, / When once destroyed, can never be supplied.”（但一群勇敢的自耕农，是国家的骄傲，/ 一旦被摧毁，就再也无法复效。）表达了对失去土地的自耕农的深切同情，也惋惜着乡村社会中最宝贵的力量被彻底摧毁。

另一位诗人乔治·克拉布（George Crabbe）在1783年的作品《乡村》（The Village）中，则毫不留情地戳破了当时文人笔下“田园牧歌”的虚假幻想，直接描绘了贫困农民真实的生活状态。

他写道：“By such examples taught, I paint the cot, / As truth will paint it, and as bards will not.”（在这些例子的教导下，我描绘小屋，/ 如真相所描绘的那样，而非诗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他不想用美化的笔触掩盖苦难，而是要让人们看到农民生活的真实模样。

他还直白地描写了农民们无尽的劳苦：“And the long labours of the day extend.”（并将日间的漫长劳作延长。）农民们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辛苦劳作，烈日当空，阳光火辣辣，照射他们的手臂和头上；颤抖的双手，羸弱的心悲叹着命运的不济，只得苦苦支撑”，即便付出这么多，却连一顿饱饭都难以保证。

失去土地的传统农民和原本就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在资本主义农场里承受着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滋养了农场主和地主，自己却只能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先看他们低微的收入和漫长的劳作，19世纪70年代，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日薪低得可怜，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72年的《伦敦来信》中就犀利地指出：“...无知的英国农业工人，就构成了居民中工资最低的一类人。”

他还提到，这些农业工人每周的工资通常只有11-12先令，这点钱连买足够的粮食都不够，更别说给家人添置衣物、看病买药了，所以恩格斯称他们是“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奴隶”——肉体上，他们要忍受长时间的劳作和饥饿的折磨。

精神上，他们要承受被剥削、被轻视的屈辱，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更让人愤慨的是当时的“斯皮纳姆兰制度”（Specnhamland System），这个1795年由伯克郡治安法官会议制定的“救济”制度，不仅没有真正帮助到贫困农民，反而成了雇主压低工资、羞辱贫民的工具。

制度规定，农业工人的工资要随着谷物价格的涨跌调整，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没有达到规定的数额，差额部分由所在堂区的基金补贴，但前提是申请人必须先被宣布为“贫民”。

这就给了雇主可乘之机，他们故意压低工资，让工人的收入远低于规定数额，差额部分让堂区补贴。

这样一来，雇主节省了用工成本，而大量农业劳动者为了活下去，不得不主动申请成为“贫民”，接受这种带有羞辱性的救济，不仅失去了劳动的尊严，还被贴上了“懒惰、无能”的标签，精神面貌受到极大损害。

同样。英国农民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无论是饮食还是居住，都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在食物方面，很多农业工人家庭每天只能靠土豆、最粗糙的黑面包和少量劣质牛奶维生，肉类对他们来说是过年都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很多孩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从小就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稍微遇到一点疾病就可能失去生命。

居住条件同样糟糕得让人揪心，他们住的房子大多是地主或农场主搭建的简陋小屋，房间狭小又潮湿，有的房子连窗户都没有，白天也得点着油灯才能看清东西，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只有几张破旧的床和一个用来做饭的土灶，一家几口人挤在一两间小屋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这种拥挤、潮湿、肮脏的居住环境，成了霍乱、肺炎、斑疹伤寒等传染病滋生的温床，一旦有一个人感染，很快就会传染给全家人甚至整个村庄，很多农民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这些本可以避免的疾病。

1834年英国颁布新的《济贫法》后，农民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按照新法律的规定，贫困农民想要获得救济，就必须进入专门的济贫院（Workhouse），而济贫院的生活条件极其严苛，管理也非常残酷，目的就是让农民们对救济望而却步，不敢轻易申请。

生活在济贫院里的穷人们，每天都要忍受常年的饥饿，因为济贫院提供的食物不仅数量少，质量还特别低劣，所谓的肉汤“清澈见底”，在10加仑的汤里，只有4磅牛肉、4磅薏米和少量洋葱，根本填不饱肚子。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济贫院会强行拆散家庭成员，老人、成年人、孩子要按照年龄和性别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平时连见面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很多家庭因为进入济贫院而彻底破碎；而且，济贫院的看守者还经常虐待里面的穷人，动辄打骂，把他们当成囚犯一样对待，让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长期的贫困和残酷的压迫，让英国农民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开始在绝望中奋起反抗，虽然这些反抗大多以失败告终，但也展现了他们不愿被命运摆布的决心。

粮食骚乱（Food Riots）是18世纪英国农村最常见的民众抗议形式，当时因为谷物价格上涨，很多农民买不起粮食，而一些粮商和地主却趁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甚至把粮食运到其他地方卖更高的价钱，于是愤怒的民众就会自发组织起来，阻止粮食外运，强行打开粮商的仓库，以“公平价格”（just price）把粮食卖给其他穷人，这体现了传统农村社会中“道德经济”的观念——大家认为商人不能只顾自己赚钱而不顾穷人的死活，粮食作为基本生活资料，应该以合理的价格卖给需要的人。

比如在1800年，牛津就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粮食骚乱，“买不起粮的贫民冲进面包店强行‘降价销售’”，他们把面包店老板囤积的面包按照合理价格分发给其他人，可英国内政大臣得知后，当即派遣骑兵前去弹压，这些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不是骑兵的对手，骚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很多参与反抗的农民还被逮捕判刑，有的甚至被流放。

四

而我们需要再看看中国什么情况，所谓的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打着为乾隆皇帝祝寿的旗号叩开了清朝的国门，副使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描绘的“百姓争抢使团残羹、房屋破败不堪”等场景，长期以来被一些人当作“清朝落后”的铁证。其实这是明显的断章取义。

但只要结合当时的具体语境和实际情况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描述不仅片面，还存在明显的误导性。

先看“争抢残羹”场景的真实语境：当时使团在天津收到了清朝官府提供的大量补给，这些物资的数量可能远超当地日常的供应水平，而那些参与争抢的人，多是临时受雇于使团的纤夫等群体，他们面对这些“额外”的食物，出于节俭或是珍惜粮食的本能做出争抢举动，这种行为只是特定情境下的非常态现象，根本不能代表清朝百姓的普遍生活水平。再看使团观察的地域局限。

他们主要沿着运河航线，经过天津、通州等地前往承德和北京，所见所闻大多局限在华北地区，完全没有深入到当时清朝经济最为繁荣的江南一带，比如苏州、杭州这些地方，所以他们的记录根本无法全面反映清朝整体的社会经济状况，更不能以此来判定整个清朝的发展水平。

而且运河沿岸本身就是乞讨者聚集的区域。这种断章取义可以说特别恶心。

反观同一时期的清朝，其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孕育出的社会救济体系，展现出了独特且强大的韧性，这一点远比当时的英国更加完善和人性化。

自宋代萌芽的义田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经形成了一套精密的社会保障网络，切实保障了底层百姓的基本生活。就拿江苏昆山的徐氏义庄来说，在乾隆年间就坐拥良田2400亩，并且有着明确的赈济标准，按照“鳏寡孤独每月给米一斗五升”的规定，持续不断地为族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让他们不至于在遇到困难时陷入绝境。

著名人类学家罗友枝在《清代中国的人口与社会》中就明确指出，18世纪江南地区70%以上的宗族都设有义庄，通过这种方式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的社会关怀，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这在当时的英国是难以想象的，毕竟英国的底层民众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更别说获得这样稳定的养老保障了。

在教育普及领域，清朝也走在了当时英国的前面。直隶、山东等地广泛设立了由乡绅与宗族公产出资维持的义塾，推行“免学费、供纸笔”的全免费教育模式，让穷人的孩子也有机会读书识字，摆脱文盲的命运。

根据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中的统计数据，19世纪初全国义塾的数量已经突破4.2万所，这一庞大的教育网络极大地推动了清代识字率的提升，使得识字率从明末的约15%跃升至19世纪中叶的25%-30%。

而同期的英国，底层劳工的识字率还不足30%，很多工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对比之下，清朝在教育普及方面的成就明显更胜一筹，这也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面对天灾的考验，清朝构建的“官赈为主、商民辅助”的赈灾体系更是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比当时英国混乱且低效的济贫制度要先进得多。

以1876-1879年那场震惊全国的“丁戊奇荒”为例，面对这场波及北方多省的特大饥荒，清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不仅紧急调拨户部白银200万两、截留漕粮130万石用于赈灾，还创新性地推出“捐输实官”政策，以盐引特权作为交换，换取晋商群体的大力支持。

乔家、渠家等晋商商业巨头迅速响应，立刻组织了2000余辆大车，跨越广阔的蒙古高原前往产粮区购粮，并且借助刚刚通车的淞沪铁路与轮船招商局的船队，开辟出了“南粮北调”的生命线，将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灾区，有效缓解了灾区的粮荒。《申报》在1877年就有记载，仅扬州的盐商就捐出了120万两白银，并且在灾区设立了400余处粥厂，每天通过粥厂救济的灾民多达15万人次。

这种官商密切协作的赈灾模式，有着极强的可持续性和高效性，反观马嘎尔尼时代英国推行的“斯品汉姆兰制度”，伯克郡的官员只是简单地按照面包价格给贫民发放补贴，最终却因为财政不堪重负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两者对比之下，清朝的赈灾体系明显更具优势。

深入分析清朝饥荒时期不同地区的死亡率差异，更能让我们窥见传统社会治理模式背后的深层逻辑，也能看出清朝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成熟之处。

历史学家何炳棣在《中国人口研究》中就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河南、陕北等饥荒重灾区，自耕农的占比超过60%，这些地区缺乏宗族义田的庇护，一旦遭遇天灾，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所以死亡率极高；而江南、两湖等地，因为长期以来形成了“佃田给耕，借谷给种，灾年减租”的传统契约关系，地主会在灾年给予农民一定的扶持和减免，所以这些地区的饥荒死亡率仅为北方重灾区的三分之一。

这一差异充分说明，清朝的社会治理体系在不同地区虽然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但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等地，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有效应对天灾的机制，保障了百姓的生存。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对清朝救灾体系的无端指责，恰恰暴露了他对中国独特的“社仓-义仓-常平仓”三级粮食储备体系，以及完善的商业调运网络的无知。

要知道，在18世纪，清朝全国仓储的粮食常年保持在3000万石以上，这样庞大的粮食储备量，为应对饥荒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商业调运网络则能确保粮食在不同地区之间高效流通，这些都是当时英国所不具备的。

事实上，马嘎尔尼使团在天津看到的百姓争抢残肉的场景，不过是临时受雇的纤夫在特定情况下的非常态行为，根本不能代表清朝百姓的普遍生活。

他们笔下刻意描绘的“低矮破旧的房屋”，更是选择性忽略了北京，和苏州等江南市镇“十万烟火，楼台相接”的繁荣盛景。要知道，彼时的苏州人口已经达到50万，远超同期英国仅有8万人口的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规模和繁荣程度，足以说明清朝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并不落后。

经济史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与欧洲为何走上不同道路？》中，通过严谨的数据对比和深入的研究证实，直至18世纪中后期，18世纪的中国和英国农民在蛋白质摄入、衣物消费等核心生活指标上并无显著差距。

彭慕兰还指出，欧洲后来之所以能实现突破性发展，并非源于其内在的制度或文化优势，而更多得益于美洲新大陆资源的输入，比如棉花、糖等，以及煤矿资源的便利性等偶然因素，而中国并没有这些外部优势。

他的研究充分说明，清朝给人的“贫困印象”，本质上是马嘎尔尼使团局限于北方运河沿线的片面观察，以及工业文明兴起后，人们对传统农业社会产生的认知偏见造成的，并非清朝社会的真实全貌。

当然，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视角和争论，比如马德斌等学者通过对比北京、广州与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实际工资和物价水平，认为18世纪初西欧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已经高于北京和广州，且这一差距在工业革命后进一步扩大。

李伯重和Jan Luiten van Zanden对1820年代长江三角洲华亭-娄县与荷兰的比较研究也显示，荷兰的人均GDP比华亭-娄县高出约86%。但即便如此，这些研究也无法否定清朝在很多方面并不逊色于英国，甚至在社会救济、教育普及、城市繁荣度等局部领域要高于英国的事实。

当英国的工人在曼彻斯特的贫民窟中挣扎着度过平均仅15岁的短暂人生时，清朝江南地区的农民正依托宗族义田安享晚年，借助免费的义塾培养子弟，在遭遇天灾时还能通过官商合作的赈灾体系获得帮助，安稳度过难关。

这些由传统治理智慧构建起来的生存保障网络，在18世纪的世界图景中，展现出了比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更深厚的人文关怀，也充分证明了当时的中国一点都不比英国的生活水平差，在很多局部领域甚至还要高于英国。

五

即便马嘎尔尼使团怀揣着帝国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即便他在记录中刻意强调清朝的所谓“落后”，试图维护英国的优越感，却终究无法掩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属于清朝社会的平等平民主义氛围。

这种氛围，是他再怎么嘴硬也无法篡改的事实。对比当时英国社会森严的阶级壁垒、贵族与平民之间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清朝社会展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包容，显得尤为突出。

与英国这种残酷的阶级压迫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清朝社会相对开放的阶级流动性，以及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更富温情的相处模式，这种模式在主仆、阶层之间的互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历史学者沈艾娣在《翻译的危险》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直隶总督梁肯堂对待自己的下属“自然又亲和”，他身边的侍从不仅能随意插话汇报事务，在和梁肯堂交谈时也不需要保持那种刻板、疏离的距离，完全没有上下级之间的森严壁垒。

这一场景让长期处在英国严格贵族等级制度下的使团成员大为震惊，因为在英国，下级在上级面前连抬头说话都要小心翼翼，更别说随意插话了。

马戛尔尼在自己的日记中也不禁感慨：“中国的仆人并非奴隶，他们更像是家庭自然而然的延伸部分，是家庭里的一份子；而在英国，贵族小姐甚至连女仆的名字都不屑知晓，两者之间隔着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这种文化差异在中外文学作品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中国文学中主仆之间的互动满是温情与平等，完全不同于英国文学中那种等级森严的冰冷关系。

18到19世纪英国文学中对主仆关系的描写，确实体现出了当时英国社会森严的等级界限，也细致刻画了仆人们在这种等级制度下谨小慎微、处处受限的生存状态，作家们常常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细节，让读者看到仆人们不敢多言多语、必须时刻克制自我欲望与情感的形象，每一笔描写都透着底层仆人在等级压迫下的无奈与卑微。

在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里，仆人角色“星期五”初次见到鲁滨逊时，做出了匍匐在地、亲吻地面，还把鲁滨逊的脚放在自己头上的举动，并当场发誓要终身做鲁滨逊的奴隶，这样的描写清晰地展现出在当时的观念里，仆人被视作具有工具属性的存在，也被打上了“他者”的标签，而一个“理想的仆人”，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对主人绝对顺从、绝对忠诚，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

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中，塑造了费尔法克斯太太等一众仆人形象，这些仆人大多是“失语”的，他们更像是故事的背景板，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简·爱的视角，很少有自己的声音和故事线，这恰恰折射出当时社会里仆人就是上层阶级附属物的现实，他们不仅在生活中处于边缘，即便在文学作品里也只能处于边缘地带，连表达自我的机会都很少。

查尔斯·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刻画的仆人群体，往往是被调侃的对象，或是完全被主人主导的群体，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严格符合自己的仆人身份，不能有丝毫越界，从这些描写里能清楚看到，主仆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却坚固的社会分层，仆人的言行被牢牢束缚在等级规则里，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惩罚。

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石》中，管家加布里埃尔·贝特里奇的叙述里充满了对主人的敬畏，他曾说过“你的时间和精力不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话，这句话精准地体现出仆人必须完全服从雇主的要求，连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要归主人支配，彻底丧失了个人意志，活成了主人的“附属品”。

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虽然是后续创作的作品，但反映的仍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主仆关系，仆人史蒂文斯一心追求“伟大管家”的专业素养，极力践行“克制与尊严”的准则，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情感和自由，连内心的真实想法都不敢表露，这一形象深刻展现出管家这一职业对仆人绝对忠诚与绝对服务精神的要求，也让读者看到仆人其实就是当时阶层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命运与等级制度紧紧捆绑在一起。

朱利安·费罗斯的《唐顿庄园》同样是后续作品，却生动还原了英国贵族宅邸里“楼下”仆人们的生活，即便已经进入20世纪，这些仆人们依然恪守职责，说话做事都谨小慎微，而且仆人之间也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从这里能看出英国社会的等级制度影响有多深远，即便时代在发展，贵族宅邸中等级严苛的佣人体系，以及主仆之间那道清晰的界限，依然没有被打破。

18到19世纪的英国文学通过对主仆关系的这些描写，不只是简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更蕴含着深刻的批判和思考。

这些描写就像一面镜子，成为人们观察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窗口，清晰地揭示出维多利亚时代所强调的“秩序”与“服从”理念，是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肌理中的，大到社会结构，小到主仆之间的一句对话、一个动作，都被这种理念支配。

仆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失语”或“边缘化”状态，其实是一种隐喻，象征着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缺乏话语权、常常被忽视的真实处境，他们的需求、情感和想法很少被关注，就像文学作品里那样，只能作为背景存在。

像史蒂文斯那样极度追求所谓的“专业主义”，以至于压抑甚至摒弃个人情感的仆人形象，让人们开始思考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人性可能会被异化的问题，当一个人连表达喜怒哀乐的权利都要放弃时，他的人性其实已经被等级规则所扭曲。

虽然很多作品对主仆关系的描写看似客观中立，但像狄更斯这样的作家，会通过笔下仆人坎坷的命运，对僵化、残酷的等级制度进行间接的批判，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让读者感受到等级制度对底层群体的压迫有多沉重。

当你阅读这些英国文学作品时，可以特别留意以下几点来更好地品味其中的深意。

留意仆人的出场方式，看看他们是作为有自己的名字、有独特个性的鲜活角色出现，还是仅仅被简单地称为“那个男仆”“女佣”，只能作为模糊的背景板存在，这能直接反映出仆人在作品中的地位，也间接对应着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关注对话与称谓，注意仆人是如何称呼主人的，比如用“Sir”“Madam”“Master”这些称谓时的语气，以及他们在和主人对话时的措辞是否小心翼翼，身体姿态是否总是保持垂目、恭敬的样子，说话是不是简短克制，从这些细节里能感受到主仆之间等级差距带来的压迫感。

留意故事的叙述视角，看看故事的叙述者是主人、旁观者，还是仆人自己，不同的视角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主仆关系的理解。

比如如果是通过仆人的内心独白来叙述，我们或许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克制、压抑与无奈，能更贴近他们的真实感受；还要多关注那些“沉默”的场景，留意那些仆人本该说话却选择保持沉默，或者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只能用行动代替言语的时刻，这些场景往往是情感张力和等级压力最集中的体现，仆人沉默的背后，可能藏着委屈、愤怒、不甘，却因为等级规则不敢表露，这些沉默比语言更能体现出等级制度对仆人的束缚。

六

而在《西厢记》里，红娘不单单是崔莺莺的侍女，更是崔莺莺追求爱情路上的关键助力，她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敢于对小姐说出真话。

当崔莺莺因为害羞，假意嗔怪红娘擅自传递张生的简帖时，红娘毫不畏惧地直言反驳：“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

一句话点破了崔莺莺的心思；面对崔莺莺在爱情里的犹疑和退缩，她更直接用“你哄着谁哩，你把这个饿鬼弄得他七死八活，却要怎么？”这样直白的话语，揭穿崔莺莺口是心非的矛盾心理。

红娘这番真挚又急切的话语，不仅戳破了莺莺故作矜持的伪装，更展现出她对小姐的真心关切，她的角色早已超脱了传统意义上“仆人”的范畴，更像是崔莺莺的闺蜜和盟友。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塑造的春香，更是一个活泼又叛逆、完全不被等级束缚的丫鬟形象。在《闹学》这一折中，春香不仅敢和严肃的私塾先生推搡嬉闹，一点都不害怕先生的权威，还敢对着自己的小姐杜丽娘调侃：“原来有座大花园，花明柳绿，好耍子哩！”春香用“好耍子”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词语，直接点出花园的吸引力，就是在暗示小姐应该抛开枯燥的课业，走出闺房去享受自由和快乐。

随后杜丽娘被春香说动，追问花园的位置与景致时，春香又绘声绘色地详细描述：“景致么？有亭台六七座，秋千一两架。绕的流觞曲水，面着太湖山石。名花异草，委实华丽。”

春香不仅描述了花园的美景，更在后续剧情中，通过与私塾先生陈最良的冲突，展现出她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反抗态度，而这一切的背后，都藏着她鼓励杜丽娘突破闺阁禁锢、追求自我的意图。

杜丽娘虽然表面上佯装嗔怒，责备春香不懂规矩，但实际上对春香的活泼性子颇为宠溺，主仆之间这般亲密无间、充满童趣的互动，满是生活的趣味，早已将那些刻板的礼教束缚抛到了脑后。

《白蛇传》中，白素贞与小青之间的姐妹情谊，更是堪称超越阶级的典范，她们之间没有主仆之分，只有生死与共的真情。

在豫剧《断桥》选段里，小青看到许仙摇摆不定，担心姐姐受到伤害，便以“你若是再把心变，我三尺青锋剑绝不容宽”的誓言，展现出她刚烈护主的一面，

而在越剧的演绎中，小青则通过“我与姐姐血肉相连”的温柔唱词，将这份生死相随的承诺融入江南水乡特有的婉转唱腔里，细腻又深情。后来，为了救出被法海囚禁的许仙，小青更是不惜与姐姐一起水漫金山，哪怕触犯天条也毫不在乎。

这种“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在等级森严、主仆界限如同鸿沟的英国贵族社会里，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因为在英国的贵族观念里，仆人永远只是服务主人的工具，根本不可能与主人建立起这样平等又深厚的情感。

在《红楼梦》这部经典著作里，主仆之间的温情与平等更是体现得细致入微，紫鹃与林黛玉之间的对话就处处充满温情，她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主仆，成了彼此最信任的知己。在《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中，林黛玉因为清虚观张道士提亲一事，误会了贾宝玉，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黛玉气得伤心落泪。

这时紫鹃并没有像普通丫鬟那样只是默默伺候，而是主动坐在黛玉身旁，轻声安慰：“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些。才吃了药，好些儿，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了；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心里过的去呢？”

一句话既包含了对黛玉身体的担忧，又巧妙地化解了两人之间的矛盾，满是贴心的关怀。

而在《红楼梦》第五十七回中，当紫鹃为了试探宝玉对黛玉的真心，故意说黛玉要回苏州老家，结果引得宝玉痴病发作，慌乱不已。事后紫鹃更是直接劝黛玉在婚姻大事上早点做决定。

她对黛玉说：“林姑娘，趁老太太还硬朗，你和宝玉的婚事早点拿主意要紧。”紫鹃之所以会说这番话，就是因为她深知黛玉在贾府的处境艰难。

黛玉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可以依靠，在贾府只能依靠贾母的庇护，一旦贾母不在了，黛玉就会失去唯一的靠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欺负。紫鹃希望通过早点确定婚事，为黛玉争取更多的保障，让她能在贾府有一个安稳的未来。

紫鹃与黛玉之间的情谊，早已突破了传统主仆的桎梏，她们更像是心意相通的知己闺蜜，彼此扶持、相互牵挂，在充满阴谋诡计、人情冷暖的贾府中，共同守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纯真情感。

此外，当刘姥姥第一次来到贾府求助时，那种阶层之间的平等与包容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红楼梦》第六回中，荣国府当家少奶奶王熙凤——这位出身于国公府、身为一等将军儿媳的贵族贵妇，与来自京郊农村、家境贫寒到濒临绝境的农妇刘姥姥初次相见时的对话，堪称中国传统社会平等意识的生动写照。面对刘姥姥战战兢兢、不停自谦“家道艰难，走不起”，还唯恐自己的到来给贾府“打嘴”的拘谨模样。

王熙凤非但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贵族架子，反而以略带嗔怪又亲切的口吻笑道：“这话没的叫人恶心。不过托赖着祖父的虚名，做个穷官吧咧，谁家有什么？不过也是个空架子。俗语说得好：‘朝廷还有几门子穷亲戚呢，何况你我。’”

这番言语既巧妙地消解了刘姥姥的紧张与拘谨，让她放下了心理负担，又以“穷官”“空架子”的自嘲，主动拉近了与刘姥姥的距离，将贵族与平民置于一个平等的语境之中，完全没有丝毫的傲慢与轻视。

这种充满温情的对话场景，与欧洲贵族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同时期的欧洲，贵族与平民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贵族们从骨子里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对待底层民众往往充满傲慢与冷漠，别说像王熙凤这样与平民亲切交谈，甚至连正眼都不会看平民一眼。

而王熙凤的态度，恰恰展现出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礼不下庶人”的真正精髓——这里的“礼”并非是要强调阶级差异，而是更注重人际交往中的长幼有序、待人以诚，哪怕身份地位不同，也要以尊重和善意相待。

就像学者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所言，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更多强调的是人际交往中的温情与善意，而非用等级来固化压迫，这种“礼”让不同阶层的人之间能够保持一种相对平等、和谐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王熙凤与刘姥姥的这种平等对话并非特例，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上相对富裕的物质基础，以及有为政府的治理理念。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繁荣与物资丰裕，为这种包容、平等的文化氛围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农业的稳定发展保证了粮食供应，手工业的繁荣创造了丰富的产品，商业的活跃促进了物资流通，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同时，政府也通过兴修水利、治理河道、推行赈灾政策等一系列举措，积极保障民生，促进社会稳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才孕育出了注重人文关怀的礼仪文化。

这种文化传统使得中国社会在面对阶层差异时，更倾向于以平等、包容的态度相待，而非像欧洲那样，在贵族制度的影响下形成森严的阶级壁垒，把底层民众牢牢地困在贫困与压迫之中。

即便到了民国时期的作品《新女驸马》里，这种注重平等与温情的文化传统依旧得到了延续。

当冯素珍凭借自己的才华高中状元，迎来人生中最风光无限的时刻时，她的丫鬟杏儿不仅没有因为小姐身份的改变而变得拘谨，反而在一旁笑着打趣：“小姐，你如今成了状元，可别忘了李公子还在家中盼着你呢！”冯素珍听了杏儿的调侃，又羞又恼，故意佯装要打杏儿，笑着说：“你这丫头，就会拿我打趣，看我不收拾你！”

主仆之间这般轻松诙谐的互动，没有丝毫的等级隔阂，生动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不下庶人”的真正内涵——礼仪规范更多侧重于长幼之间的伦理秩序，而非用阶级来制造压迫，哪怕身份有别，也能像家人一样坦诚相待、轻松相处。

诚如学者宇文所安所指出的，中国文化里有着“身体与身份的分离”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得人们在交往时，更注重彼此内在的情感与价值，而非外在的等级差异。

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造就了中国社会与众不同的包容特质与人文关怀，让不同阶层的人之间能够打破隔阂，建立起充满温情的关系，这与英国那种长期被贵族等级制度笼罩、底层民众毫无尊严可言的社会状况，形成了鲜明而深刻的对比。

即使马嘎尔尼，斯当东等人不断的贬低大清朝。可是我大清朝的中国，很多社会习俗，礼仪制度，都和英国充满了很大的不同。远不是英国能比的。所以到底还是在记述中露馅。

七

综上所述，清朝乾隆时期的中国，远不是马嘎尔尼带着偏见贬低的那般穷困不堪，更不是那些无良学者和无耻的汉奸、“蝗汉”群体蓄意抹黑的“饥饿的盛世”。

恰恰相反，在很多方面，那时候的大清都比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要好——百姓生活更幸福，不用像英国工人那样在贫民窟里苦熬，也不用像英国失地农民那样在饥饿边缘挣扎。

物质供应也更充裕，靠着成熟的农业体系和社会储备，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平等，官员和下属、主仆之间、贵族和平民相处时，没有那么森严的等级压迫，多了些温情和包容，不像英国社会那样被阶级壁垒分得清清楚楚，底层民众连基本的尊严都很难保住。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儿。

马嘎尔尼带着工业文明的傲慢打量清朝时，压根没看到，这个被他看不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在民生福祉和社会平等这些方面，其实有着比当时英国更让人安心的生存景象。

《英国工业革命》张友伦

《英国产业革命史》刘淑兰

《英国农业革命与近代化》陈利今、李思圣

《资本论》马克思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

《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沈艾娣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彭慕兰

《英国产业革命史论》诺拉斯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李伯重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岸本美绪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保尔·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