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0 年前古代老子传授 “提升人生幸福感的简单方法”

人该如何度过幸福的一生？这个问题从古希腊时代起就被不断探讨。这次将从哲学家小川仁志监修的《轻松理解哲学：哲学是人生的指南针》（昭文社）一书中给出贤人们的答案。

人们常说现代社会物质过剩。在这个网购次日即可送达的大量消费社会里，新产品层出不穷，人们对物品的厌倦速度也越来越快。即便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很快又会生出新的欲望。该如何面对这种 “永无止境的欲望”？公元前 6 世纪左右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他的言论中有 “知足者富” 这样一句话，意思是 “懂得满足的人，即便拥有的不多，也是富足的”。老子并非否定人想要这想要那的本性 —— 追求某种事物的欲望，本就是人天生具备的。但他认为，若不懂得克制欲望，内心将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比如即便拥有了宽敞的房子，不久后又会想要更宽敞的；买了高级轿车，待新鲜感褪去，又会渴望下一款新车。就这样，即便拥有的物品不断增加，内心的空虚依然无法填补。

那么，真正的富足究竟在哪里？老子认为，真正的富足，存在于 “对当下拥有的事物心怀感恩的心境” 之中。这并非主张 “要减少拥有的物品”，而是要拥有 “当下所拥有的，已然足够” 的心态，懂得 “知足”。

无论是金钱还是物品，我们总试图通过 “拥有” 来寻求安心。因为我们觉得，拥有得越多，未来的不安就会越少。但实际上，拥有的东西越多，担忧和不安反而会不断增加。这是因为所获得的财富，始终伴随着失去的恐惧、管理的麻烦以及他人的目光。老子的教诲，核心不在于 “否定欲望”，而在于 “如何对待欲望”。只有当人能感受到 “满足” 时，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倘若无论拥有多少，内心始终躁动不安，那便算不上真正的富足。相反，即便拥有的不多却懂得感恩的人，才能拥有最稳定的心境。人生的状态，取决于 “如何感知当下”，而非 “拥有多少东西”。此刻的你，能感受到多大的满足呢？或许当你被物品环绕，却莫名感到空虚寂寥时，正是该回想老子这番话的时候。

只要活着，人对 “想要这个”“想做那个” 的需求与欲望便永无止境。关于如何控制这种欲望，哲学家们自古以来就在不断探讨。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50～135 年），是一位曾身为奴隶的特殊人物。爱比克泰德本人并未留下著作，但其弟子整理编撰的《论说集》《手册》，将他的哲学思想流传至今。正因为身处奴隶这种不自由的处境，他才深刻意识到，专注于 “自己能改变的事物” 至关重要。在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徒然抱有不切实际的欲望，反而会招致不幸。

斯多葛学派崇尚禁欲主义，但爱比克泰德认为，不应是单纯的忍耐，而应 “战略性地节制欲望”。他以宴会上对待食物的态度为例，阐释了这一观点。在古罗马的宴会上，食物会按地位高低依次分配，未必能人人都分到。因此他提出，不应一味期盼 “尚未传来的食物”，而应好好享用 “眼前已有的食物”。因为期待的食物可能在传递过程中就没了，若一味等待，最终或许会一无所获。在此期间，就连自己面前已有的食物，都可能被别人拿走。正因如此，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事物上才至关重要。不盲目追逐所有欲望，而是在现实可及的范围内寻求满足 —— 这便是爱比克泰德提出的 “宴会策略”。

人这一生，无法满足所有欲望。即便一个梦想得以实现，下一个梦想也会立刻萌生，这种 “欲求不满” 的情绪会不断循环。而当未实现的梦想接踵而至时，人们甚至会觉得自己的人生空虚无比，陷入低落之中。这样的时刻，正该重拾爱比克泰德的思想。

与其执着于无法实现的愿望、备受煎熬，不如先将目光投向眼前的现实。日常生活中，藏着许多只需稍加行动就能获得的微小幸福。将这些小幸福一点点积累起来，内心终将变得安定，也能抑制欲望的失控。这并非要舍弃欲望，而是要学会掌控欲望，而 “追求眼前的幸福”，正是迈出掌控欲望的第一步。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无论你劝说多少次，都固执地不愿改变自己。面对那些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人，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哲学家小川仁志表示：“有两种应对方法，要么放弃改变对方，要么改变自己，把屡劝不改的人视作 “石头”。”以下改编自小川仁志所著《超越荒谬：希望哲学》（平凡社新书）一书的部分内容。

人之所以烦恼，大多源于人际关系。或者说，这也是我的切身感受。为什么会烦躁？为什么会低落？原因往往是工作不顺心，或是与家人、朋友发生了争执。我们并非生活在无人岛上，几乎没有事情能仅凭自己一个人就完成。如此一来，无论做什么事，都会牵扯到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也正因他人的存在，事情常常无法按照自己的预期推进，这便成了烦躁、低落的根源。我们将这种状况称为 “人际关系”。即便不具体说明人际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单靠这四个字，就能让人明白当下的处境 —— 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

没错，我们平日里使用 “人际关系” 这个词时，其实暗含着特殊的意味。它并非单纯指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准确地说，其中蕴含着特殊的、且基本偏向负面的含义。指的就是那种被自己无法掌控的他人所困扰的关系。即便如此，对方也未必是故意要给人添麻烦。

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某天，我突然收到会议出席者的投诉，指责我在会议上态度恶劣。我从未想过自己会给别人造成困扰，对此感到十分意外。当时我负责主持会议，只是想统一大家的意见得出结论，却被认为是轻视、压制他人的观点。尽管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图……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秉持着自认为正确的想法去说话、做事，却可能因此成为别人 “人际关系” 问题的导火索。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 “惯习”（Habitus）概念。布迪厄用这个词来指代一种 “倾向性”。简单来说，它指的是人在生长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固有特质。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惯习，因此会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强化自身惯习价值的言行。

比如我在关西出生长大，步入社会后一直生活在非关西地区。即便如此，我还是会在无意识中说出或做出夸赞关西的言行。按照布迪厄的说法，这属于一种 “象征斗争”，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行为。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或许试图占据上风，本就是人类作为生物的天性。

核心问题在于，该如何与那些坚信自己正确的人相处。对此，可采取两种态度。第一种是悲观主义的态度，说白了就是 “放弃改变对方”。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是悲观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在人际关系方面也主张，要灵活运用 “细心观察” 与 “宽容接纳”。也就是说，要仔细观察对方，对于其那些无法改变的特质，只能选择接受。虽说要是能轻易做到这一点，就不会为此烦恼了，但叔本华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通过训练养成的。他提出的训练方法是：试着跟石头说话。

确实，无论你跟石头说多少话、如何劝说，它都不会改变态度，石头本就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叔本华大概是想表达，他人就像石头一样，是难以改变的存在。显然，这种训练似乎很有用。我们总觉得 “对方和自己一样是人，肯定能理解自己”，但 “人是可以改变的” 这一前提，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倘若把对方视作石头，看待问题的角度想必也会随之改变。

另一种态度是 “与对方磨合”。更准确地说，既然对方不会改变，那就主动调整自己的预期去适应。这一点可以参考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 “生命哲学”。狄尔泰是一位重视人生体验的哲学家。我们会通过各种体验来检验自己的价值观，与他人的意见冲突也是其中一环。只有将自己的评判标准与他人的进行碰撞对比，才能看清彼此的差异，进而理解对方。

在此我们会发现，叔本华式的态度与狄尔泰式的态度，即便方向看似不同，却存在共通之处。前者看似是 “放弃” 般消极的态度，实则是在尝试改变自己看待他人的方式；后者则是以 “磨合” 这样积极的姿态，本质上也是在努力改变自己。因此，两者的共通点在于，都是在试图改变自身。仔细想想这也理所当然：既然对方不会改变、无法改变，那便只能改变自己，不过是改变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区别仅在于，是消极地调整心态，还是积极地做出改变。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消极调整还是积极改变，哪种方式都无所谓。或者说，能顺应不同情况灵活转变态度就好，哪怕时而消极、时而积极也无妨。“灵活转变态度” 这话听着似乎带点贬义，但其实并非如此。“咕噜咕噜（コロコロ）” 一词，原本形容圆形物体滚动的样子 —— 正因为形状圆润，才容易滚动。若将这个词用来形容性格，瞬间就有了积极的含义。所谓 “人变得圆润”“性格圆润的人”，指的理应是性格上的灵活性。

当世间不合理的事情增多，人们变得焦躁不安时，彼此间更容易产生对立。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妥善构建 “人际关系”，让自己的性格变得 “圆润” 便是最佳选择。即便被人说成是 “机会主义”“犹豫不决”，也完全不在意 —— 这便是 “圆润” 的性格。

我总觉得，如今这样的性格（圆润的性格）在各种场合都备受青睐。这是因为，当下的时代与 2000 年代 “棱角分明的人更受欢迎” 的时代，前提已完全不同。在那个推崇棱角性格的时代，人们甚至被鼓励相互对立，对辩论技巧的重视便是最好的证明。想必在那时的社会背景下，存在着一种默认 “正确的价值观早已确定，人们只需追寻它” 的氛围。但现在并非如此，再也无法预先设定所谓 “正确的价值观” 了。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反而更需要一种能顺应对方意见、携手共同前进的灵活态度。因此，如今才被称作 “对话的时代”，而非 “辩论的时代”。而对话所需要的，是圆润的性格而非棱角分明的性格。因为对话的目的不是驳倒他人，而是与他人友好共处。只需彼此相伴，“咕噜咕噜” 地一同前行便好。说到 “咕噜咕噜（コロコロ）”，这个词也可用来形容笑声朗朗的模样。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他人，但通过改变自己，理应能改变带有负面意味的 “人际关系” 一词的内涵 —— 让它成为一个象征 “彼此笑着、咕噜咕噜携手同行” 的词汇。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发全球恐慌，感染者歧视与诽谤中伤至今仍在不断发生。哲学家小川仁志表示：“这简直就是乌合之众的行径。我们必须将这种仅作为从众压力发挥作用的群体，转变为促进个人成长的学习共同体。”经历了这场堪称 “恐慌” 的首次大规模疫情，我们如同乌合之众般手足无措，上演了种种失态之举。现实社会中，有人疯狂抢购、歧视感染者；网络世界里，有人轻信近乎虚假新闻的可疑信息，不断进行中伤、引发舆论风波。或许得益于日本民众温顺的性格，虽然未发生冲击国会的事件，但美国曾出现部分特朗普支持者袭击国会的情况，引发轩然大波。

或许是呼应了这样的时代氛围，描绘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众状态的勒庞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讲谈社学术文库，1993 年版）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准确来说，勒庞所描绘的是 “群众”（crowd），而非 “大众”（mass）。“群众” 与仅指代 “众多人群” 的 “大众” 不同，指的是那些有意识地让自身情感与观念朝着同一方向转变的群体。勒庞将这类群众的本质描绘为危险的存在。他认为，群众只具备破坏力，会让社会陷入混乱，甚至将其比作像病菌一样产生危害的存在。那么，群众为何会采取这样的态度？

简而言之，是因为群众偏好简单化，或者说，他们追求 “易懂性”。因此，一旦出现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群众便会立刻被操控。我们曾被各种简单的信息牵着鼻子走，不断做出攻击性举动：未经深入调查，听闻某个国家不好便猛烈指责；听闻年轻人有错便批判年轻人；听闻未接种疫苗者不对便谴责他们。当然，与政治革命不同，当下并未出现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但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可能处于类似的引导地位 —— 这正是社交网络时代的可怕之处。由此，群众的暴行便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上演。不过，即便如此，勒庞也并未认为群众是无可救药的。

勒庞认为，通过教育，群众也能具备道德素养。如此一来，群众便能成为推动社会向好发展的力量。探讨这种可能性的著作，是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叛》（岩波文库，2020 年版）。奥尔特加虽然使用 “大众” 一词，但他所说的 “大众”，与勒庞笔下的 “群众” 一样，本质上都是危险的存在。因为他所处的 20 世纪，是一个人们在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影响下，试图颠覆社会秩序的时代。彼时的大众如同无根之草，缺乏自主判断能力，只会盲目跟风、被煽动。也正因如此，奥尔特加呼吁大众必须牢牢扎根于自身的立场。

用他的话来说，通过成为 “贵族”，就能实现这一目标。这里的 “贵族” 并非指身份地位上的贵族，而是纯粹的 “精神贵族”。他认为，精神贵族必然会执着于探求真理 —— 这或许就是让大众 “扎根” 的方法。仅从西方语境理解，可能有些晦涩，我们不妨以日本为例。

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其著名论文《“存在” 与 “行动”》中，将前近代的、具有日本特色的 “存在”（である）价值观，与近代的、源自西方的 “行动”（する）价值观进行了对比。简单来说，他认为即便到了现代，日本仍受前近代 “存在” 价值观的束缚，缺乏主动行动、改变事物的意识。因此，必须以近代 “行动” 价值观为基础，在政治领域争取自由、激活民主主义。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些场景本就需要 “存在” 价值观，却强行植入 “行动” 价值观；反之，有些本该以 “行动” 价值观为核心的领域，“存在” 价值观却根深蒂固。丸山将这种现象称为 “价值颠倒”。也就是说，本应被推崇的价值与实际盛行的价值发生了颠倒。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学术与艺术领域。在这些领域，本应更注重 “存在” 价值观，积累沉淀核心价值，但现实却是缺乏这种价值积累，过度受 “行动” 价值观影响，只重视一时的实用性。为此，丸山主张要 “价值再颠倒”，提出 “彻底的精神贵族主义应与彻底的民主主义在内在层面相结合”。换句话说，在学术与艺术领域牢固树立 “存在” 价值观的个体，应在政治领域践行 “行动” 价值观。换个角度理解，这正是强调个体需要拥有坚实的自我根基。巧合的是，丸山与奥尔特加一样，也使用了 “贵族” 一词。想必他是想表达，应通过学术与艺术修养来提升个人素养。不过，丸山的这一观点，有时会被指责为精英主义。

诚然，通过修养这一 “根基” 来确立自我，并非易事。说到底，日本似乎缺乏能让个体实现自我确立的社会环境 —— 这个国家过于重视集体与共性。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很难实现改变。因此，我认为应当提出一个更贴合日本人的建议。那就是，与其说 “拥有根基”（根を持つ），不如说 “心系根基”（根に持つ）。“根に持つ” 这个词原本带有 “怀恨在心、难以释怀” 的贬义，但如果只取其 “对事物执着坚守” 的含义，就未必是件坏事。我想借鉴这层积极含义来重新诠释它。

日本人与其通过学习来确立个体独立，不如说是在集体中学习成长、练就本领。就像在制造业中师从师傅学习技艺，或是在以家元（技艺流派掌门）为核心的团体中传承传统文化一样。归根结底，我认为现代日本的个体之所以沦为 “群众” 或 “大众”，并非因为没能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个体，而是因为没有作为集体成员得到良好培育。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将那种仅作为盲目从众压力、毫无意义的 “共性”，转变为能够培育人的 “学习共同体”。当这样一批能够 “拥有根基”—— 不，是能够 “心系根基” 的个体成长起来时，我们才能真正摆脱 “乌合之众” 的标签。

贫困、难民、人口流失、食品浪费…… 全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哲学家小川仁志表示：“那些不依赖志愿服务，而是通过盈利模式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企业家们，他们的思维中藏着改变当下紧绷时代氛围的启示。”不知是因能力至上主义导致差距扩大，还是受疫情影响，近来社会中互帮互助的现象愈发引人注目。日益普及的 “互帮互助” 理念，不知不觉间“利他” 一词似乎已成为象征时代的思想之一。

众筹逐渐普及，故乡纳税的金额也不断增加 —— 至少在日本，利他精神似乎正在不断蔓延。事实上，东京工业大学已启动关于利他的研究项目，核心成员还将相关论述整理成册，出版了《“利他” 是什么》（集英社新书，2021 年版）。该书的五位作者（伊藤亚纱、中岛岳志、若松英辅、国分功一郎、矶崎宪一郎）分别从各自专业领域探讨 “利他”，其中共通的人性观点可概括为 “成为容器（うつわになること）”。所谓 “容器”，意味着自身存在容纳外物的空间，且并非主动将外物 “装” 进来，而是存在超越主观意愿、允许外物 “进入” 的特质。从这个角度看，它与形容人胸怀宽广时所说的 “器量大” 中的 “器” 含义相近。反过来想，或许只有当人的 “器量” 变大时，才能够做出利他行为。

在上述著作中，作者之一的伊藤亚纱提及了 “灾难乌托邦” 这一概念。该词由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提出，指地震等灾害发生时，人们会为陌生人采取援助行动的理想化状态。伊藤认为，这种状态的出现，是因为混乱使得未来变得不可预测。诚然，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人们确实可能无法做出理性判断。但我认为，恰恰是在灾难发生时，人们才会回归本真。或许只有在集体遭遇荒谬灾难的时刻，每个人才能真切感受到彼此的处境。

这或许会牵扯到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讨论，但我认为，本质上每个人都拥有一颗包容的 “心之器”，只是平日里这 “容器的盖子” 是闭合的。而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这盖子会被打开，从而接纳他人。无论是灾难发生时，还是像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皆是如此。只要看到有人陷入困境，便会打开 “心之器” 的盖子 —— 这正是人的本性。当然，也存在不这样做的人，但那只是例外。

因此，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尽可能让 “心之器” 的盖子保持敞开状态；二是最重要的，不断扩大 “心之器” 的容量。人们常说 “大器晚成”，通常指有大才能的人需历经岁月沉淀，晚年才得以崭露头角。但我认为它还可作另一种解读：要成为 “器量大” 的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可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这样都不妥。谁都希望尽早为社会做贡献，对社会来说，这样也更有益。

所以在这个语境下，我认为 “大器早成” 更为可取。人们应当尽早成为 “器量大” 的人，而 “器量大” 的人尽早取得成功，想必也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益处。近来的社会，我感觉正逐渐形成这样的趋势。原因就在于被称为 “社会企业家” 的群体在不断壮大，而且他们大多非常年轻。

其中堪称领军人物的，是 “无国界日本”（Borderless Japan）的田口一成。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企业家，仅通过社会企业就实现了 55 亿日元的销售额，业务遍及全球 15 个国家、拥有 40 家公司。他并非依靠单纯的志愿服务，而是通过构建盈利模式，接连解决了贫困、难民、人口流失、食品浪费等社会问题。他成功的秘诀，在其著作《90% 的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商业解决》（PHP 研究所，2021 年版）中已有详尽阐述。田口等人首先将社会问题视为 “荒谬的存在”，也正因如此，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他们的最高使命。

世上不乏胸怀这般崇高志向的人，但年轻人要立刻创办社会企业并非易事。于是，田口团队搭建了相关支持体系，助力这些年轻人共同投身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正是我所说的，为实现 “大器早成” 而进行的 “心之器” 培育。最让我产生共鸣的一点是，他们明确指出：这类社会企业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手段，而非以商业本身为目的。事实上，他们在盈利的同时，也通过各种精心设计，防止对利润的追逐失控。这与我所倡导的 “公共哲学” 理念不谋而合。公共哲学的核心，就是回归本质思考 “如何将自身与社会相连”，而这种连接方式，常被提炼成类似口号的表达。

（引用

在全球 12 个国家开展社会企业业务、实现快速成长的株式会社 “无国界日本”（Borderless Japan），其创始人田口一成在 25 岁创业后，仅凭借社会企业便实现年销售额 49 亿日元、员工超 1000 人的规模（2018 财年）。2019 年，他先后入选 “影响世界的 50 位日本人”（《日经商务》）与 “日本 35 位影响力企业家”（《福布斯日本》），如今在九州福冈工作生活，备受瞩目。

用一句话概括无国界日本，它是 “社会企业家的平台”。为解决全球各类社会问题，公司与社会企业家共同打磨商业计划，提供创业支持，助力其打造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再将收益重新投资给新一代社会企业家 —— 通过这样的循环，公司实现了快速成长。

该公司的业务极具特色。例如，在印度开展家政服务 “SAKURA Home Service”，助力贫民窟女性自立及儿童教育；还有主打环保与人本理念的服装精选店 “Enter the E”。这些业务均秉持 “纯粹且正当” 的理念，别说九州，即便在全日本范围内，也难寻第二家类似企业。田口一成究竟是如何打造并培育出这家 “奇迹企业” 的？

“普通企业通常以市场为出发点设计商业模式，比如‘某个市场在增长，就做这个业务’。但我们是为了改变社会才构建商业模式。因此，首先要思考的是‘想打造怎样的社会’这一社会理念（Social Concept） 。”

田口表示，团队会先深入探究 “当前哪些群体面临何种问题、问题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描绘理想社会的蓝图。随后，将实现理想的具体方法转化为商业模式，此时才会确定产品、服务、目标客户与价格等细节。

“先明确理想社会的模样，再思考‘为实现它要做什么’‘如何盈利’，这是我们的做事方式。正因为不被市场左右，凭借独特商业模式与坚定信念运营，才能持续盈利。”

田口的社会企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出生于福冈，考入东京的大学后，在大二时因偶然看到一部关于营养不良儿童的纪录片，立志投身全球贫困问题的解决。

为探寻实践方向，他拜访某 NGO 时，一位职员的话点醒了他：“NGO 的活动高度依赖捐赠者。若真想解决贫困，不能依赖他人捐赠，必须掌握资金主动权。”

受此启发，田口休学赴美国学习商业知识，回国后向风险投资机构提交商业计划，却得到 “先盈利再谈理想” 的回复。他意识到自身能力不足，遂放弃立即创业，进入商社学习经营，两年后（25 岁）在家中创办公司。

起初，他尝试房地产相关业务，计划将销售额的 1% 捐赠公益，却因年销售额仅 3000 万日元，年捐赠额仅 30 万日元，陷入 “努力却徒劳” 的迷茫。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外国人在日本租房困难，便启动共享住宅业务。这次尝试成为转折点：“我意识到，商业不应只是赚钱工具，解决社会问题本身就能成为商业。从此下定决心，只做社会企业。”

2007 年，他保留共享住宅业务，将公司更名为 “无国界日本” 重新出发。当时公司仅 10 名员工，他向亲友借款数千万日元才得以启动。待业务步入正轨、还清欠款后，他将共享住宅业务交由团队打理，转而探索新方向。

为直击贫困问题，田口团队启动缅甸香草茶项目 —— 以保障农户基本生活的价格，收购贫困农户种植的香草。面对香草难以高价卖给商社的困境，经反复调研与试验，打造出针对哺乳期母亲母乳护理的香草茶品牌 “AMOMA”，该产品大获成功，还获评 “乐天年度最佳店铺”。

“靠‘为帮助他人请购买’的善意营销，业务无法长久。即便打着‘公平贸易’旗号强调善意，消费者购买一次后便会失去兴趣，难以形成持续市场。要让消费者愿意复购，必须提供‘性价比超高的优质产品’。因此，我们对业务流程与产品品质有着极致追求。”

在被视为亚洲最贫困国家的孟加拉国，无国界日本设立直营皮革工厂 “Business Leather Factory”，积极雇佣单身母亲、残障人士、孤儿等就业弱势群体。工厂生产的高品质皮革制品在日本广受认可，店铺已遍布全国。

田口认为，资本主义对效率的过度追求催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效率越高，残障人士、老年人、偏远地区居民等群体越容易被排除在就业之外。以 productivity 为核心构建的体系，必然会产生大量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无法实现全民幸福的社会。社会企业的使命，就是从源头重构商业模式，包容‘非效率’以解决问题。”

目前，无国界日本已在全球 12 个国家开展 35 项业务，且仅关停过 1 项业务，足见其商业模式的有效性。

初期，田口需耗时约 1 年打造新业务，待模式成熟后移交团队。30 岁时，他因焦虑 “按此速度，到 60 岁仅能创办 30 项业务，无法改变世界”，将所有业务分拆为集团子公司。这一调整激发了各公司负责人的经营意识，业务增长加速，田口也得以专注新业务开拓，公司新项目启动速度逐年提升，仅去年一年就新增 17 项业务。

“我对集团总销售额兴趣不大，更看重‘创造了多少社会解决方案’，即‘诞生了多少家企业’。目前团队计划在日本国内实现‘年创 100 家企业’的目标。当然，现有体系难以支撑，未来 5 年我们将重构人才招聘、培养体系及公司运作模式。我的目标不是打造一家千亿日元规模的巨头企业，而是创建 1000 家 10 亿日元规模的实体。当众多‘对社会有益的小企业’汇聚，社会氛围必将彻底改变。”

无国界日本是一家极度 “公平” 的企业 —— 以田口为首的集团社长年薪，被限定在旗下公司最低年薪员工的 7 倍以内。这一规则是 4-5 年前，由集团各子公司社长共同商议确定的。

“我厌恶‘独赢’‘唯我幸福’的状态，自己的公司也应如此。创业初期我曾 3 年不拿薪水、负债经营，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能永久获取高额分红与薪资 —— 这正是我最反感的既得权益。”

田口坦言，创始人虽初期付出更多，但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贡献：“若认为‘我曾吃苦，如今拿高薪理所当然’，实在有失体面。社长承担的责任与工作量确实不同，但无需完全均等，因此我们确定‘7 倍以内’为‘合理差距’。”

如今，标榜推进 SDGs、开展 CSR 活动的企业日益增多，但田口指出，日本当下对 “社会企业” 的理解已偏离本质。他希望重新定义这一概念，加速改变世界的进程。

“现在很多人认为‘社会企业是公益，不赚钱也正常’，但本质上，社会企业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强大存在，是充满活力与魅力的领域。这是一份能切实解决社会问题、见证他人人生改变的充满激情的工作，希望更多人参与其中。”

他鼓励年轻人勇敢尝试：“日本即便创业失败，也能靠兼职维持生计，不会陷入绝境，拥有无限试错的机会。我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创业，持续构建能孕育更多社会企业的体系。未来，无国界集团必将涌现出众多登上《福布斯》封面的人才。除商业领域，我们还需在新闻、政治等领域构建新体系。”

从 20 岁点燃 “改变社会” 的热情，田口一成始终以日本社会企业开拓者的身份不断挑战。2020 年 4 月，他时隔多年亲自牵头，启动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能源业务。他的目光坚定而澄澈，始终聚焦于纠正社会不公、构建地球友好型理想社会的行动之上。）

在围绕公共哲学的讨论中，日本学者们于 21 世纪初提出了 “活私开公” 的口号。这是相对于传统的 “灭私奉公” 而言，旨在构建一种 “通过发挥个人价值来开拓公共领域” 的双赢关系。但我始终对这个口号心存疑虑。因为我觉得，如果将 “发挥个人价值” 放在首位，那么无论如何强调 “开拓公共领域”，公共利益都可能沦为个人价值实现后的 “附属品”。如今很多人做事情，常以 “有趣” 为出发点，认为只要最终能对社会有用就行。可若仅停留在这种认知层面，一旦事情失败，不仅无法为社会带来任何益处，甚至可能造成危害。在公共哲学的范畴内，“开拓公共领域” 必须是唯一的核心目的。因此，我主张将之前的口号颠倒过来，提出 “开公活私” 才是应有的理念 —— 即为了开拓公共领域而发挥个人价值。这与田口所说的社会企业思想不谋而合。

我认为，今后不仅是商业领域，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应遵循这种 “开公活私” 的理念。事实上，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无论是商业活动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必须始终将社会、公共利益放在心上，以此为导向展开行动 —— 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时代。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与他人紧密相连。因此，无论做什么，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或许就能避免变得自私自利。

田口等人的社会企业中，存在着一套名为 “恩送り”（恩情传递）的机制。意思是，既然曾在团队的支持下获得成功，那么接下来，就要怀着回报之心，为新一代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正因有了这套机制，年轻人也能顺利开启创业之路。我认为，这种理念应当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机制中。他们的 “恩情传递”，既不是施舍，也不是商业化的支援，而是 “报恩”。虽说并非直接回报曾帮助过自己的人，因此称作 “恩情传递”，但我认为其本质依然是 “报恩”——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彼此相连的。

当这种理念推广到整个社会时，由于它已不同于传统的利他主义，或许需要一个新的名称。比如，称之为 “回报主义” 如何？这是结合了 “利他主义” 与 “回报（Return）” 创造的说法。虽说是文字游戏，却也抓住了其核心本质吧。当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受惠于他人，并怀着回馈之心生活，这样的社会一旦形成，想必我们就能真正舒心地生活了。因为能改变这个紧绷社会的，唯有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的心态。

对中老年群体而言，与父母的关系是个迫切的问题，父母的存在令人烦躁，其中最核心的担忧便是养老护理。说实话，想必有人会将年迈父母的存在视为负担，甚至感到厌烦。面对这样的烦恼，我想大胆地给出肯定性建议：“这种感受很正常，不必苛责自己。” 从现实角度来看，如今身处 “人生百年时代”，让 80 岁的子女照料 100 岁的父母，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此时，转变思维至关重要，而《埃里克・霍弗自传》能为我们提供诸多启发。作者埃里克・霍弗是美国哲学家，一生追求自由，不背负过多负担，始终坚守 “爱自己” 的生活方式。他不以外界标准，而是以自我准则追寻幸福。书中表明，这种人生态度与其成长经历密不可分。霍弗作为德裔移民后代出生于美国纽约，7 岁时母亲去世，自己也不幸失明；15 岁时视力奇迹般恢复，此后便如饥似渴地投身阅读，但他从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18 岁时父亲离世，他从此孤苦无依，在洛杉矶贫民窟度日，28 岁时曾试图自杀但未遂。

那之后，霍弗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季节工的身份辗转于各个农场，同时坚持去图书馆自学。他长期在旧金山港从事码头搬运工作，因此被称作 “码头工人哲学家”。晚年他虽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但直到 65 岁都未放弃码头搬运的工作，还长期担任码头工人工会干部。此外，即便有女性对他表达好感，他也始终保持单身。

霍弗背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幸福，坚持以 “爱自己” 的方式生活。对他而言，爱自己就是拥有自由 —— 只要有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再加上能维持基本生活的金钱与健康，便已足够。正因为长期深陷不幸的谷底，他才洞悉了真正的幸福所在，不再奢求过多外物。但他所追求的自由生活，绝非消极意义上的 “任性妄为”。他始终站在弱者与大众一边。在书中，他写道：“正是弱者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为人类赋予了独一无二的特质。” 人的脆弱本应被接纳，事实上，脆弱也存在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面。一个满是强者的社会，只会让人感到压抑与窒息。

正如霍弗所言，不必将自身的脆弱视为负面。面对父母的养老护理，同样无需独自承担所有重担。如今有各类护理服务可供选择，若感到力不从心，不妨寻求其他解决途径。日本人往往习惯自我牺牲，还将其视为美德，正因如此，许多人过度勉强自己，最终身心俱疲。一旦如此，父母也会陷入不幸。不妨优先考虑自身幸福，在能力范围内尽孝。不妨效仿霍弗，试着让生活更轻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