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寒冬，要算旧账

这些年，伴随着各方面监管力度的强化，很多违法犯罪都被查处，并被公开，让民众得以了解。

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就可以发现，有些领域上虽然把相关行为定义为违法犯罪，但处罚却并不那么严厉。

例如，现实中常发的打架斗殴，很多时候违法者的行为在一般人看来很恶劣，但由于受害人并没有达到轻伤以上，最终也只能拘留几天，或者罚款几百。

又如，有些犯罪行为（如，贩卖个人信息、销赃等等）纵使在经济困难的如今都可以获利成百上千万。但按照法律规定，这些行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最多也只能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至于他们的违法所得，虽然理论上应当没收，且额外处以罚金。但实践中，违法所得必须由国家机关拿出证据证明才能认定。办案成本、查证难度，加上行为人本身采取的掩饰手段，理论上的违法所得并不一定能被实际认定+没收。

这使得，有些人在处罚执行完毕出来，日子也能比很多普通人过得更好。

如此规定，本质上是对相关行为的敲打，而不是一棍子将人打死。

互联网上，人人嫉恶如仇，恨不得把犯罪分子生吞活剥，死刑起步。但在现实中，定罪量刑终究要考虑到罪刑相适。如果动辄严刑峻法，轻罪重罚，那就是断了人的生路。

具体地说，相关规定在制定时，一方面当时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处罚的自然以当时的生活水平为基准制定；另一方面，为了在低水平下鼓励发展，保护商主体，避免一罚就死，处罚标准也没有制定得太高。

甚至于，立法机关还会“有意”地拖延赔偿款、罚款、罚金等规定的与时俱进，为的就是给人以生路。

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时，当年的全国平均月工资也就1170元。因此，该法对货车超载的最高罚款数额设定为几千元。

虽然随着时代发展，这一规定对那些“百吨王”明显没有惩罚效果，但考虑到货车司机在运输环节的弱势地位，这一“漏洞”长期都没有填补。

直到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危险作业罪，将严重超载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处罚力度方才迎来质变。

也因此，这种情况给了一些人钻空子的机会。

比如，金融领域的相关犯罪往往涉案金额极高，基本都以亿为单位。但一段时期内，对个人的最顶格行政处罚金额也就几十万。

不过，如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发展水平低但增速快，对有些领域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的情况则变成了发展水平提升但增速放缓。

从宏观上看，经济下行之下，越轨数量会增加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种背景之下，强化洗刷和监管力度可谓是下行期的必修课。（《是时候再次炮打黑恶势力了》、《谁在黑道白道来回捣鬼》）

此外，房市需求逐渐饱和，房价长期阴跌之下，地方的卖地收入也在逐年减少，非税收入增加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这种背景下，治理是有动力修正相关漏洞，认真查处相关行为的。

当经济周期泛起涟漪，社会运行开始承压，秩序的堤坝必然会越筑越牢。这不是偶然的收紧，而是守护民生底线的必然选择。

这种背景下，过去习惯了在规则缝隙里投机取巧的人，最好还是消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