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自由与尊严的边界：金钱的主人正在变为人类的主人

首先需要明确，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 —— 即物化劳动，这种劳动以自我增值的形式存在。因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其支柱是对物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尽管物质生产资料意义重大，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非物质生产资料（包括社会层面的生产资料，如行为、关系等；以及精神层面的生产资料，如价值观、信息等）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它们既非构建体系的核心要素，也不占据主导地位，甚至算不上推动体系发展的主要力量。

而在后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在于对非物质领域的控制，具体而言是对 “行为改造手段” 的控制 —— 包括对社交网络、信息、需求的控制，而非对（物质层面的）生产资料的控制。从这一本质来看，后资本主义已不再是资本主义。

当前，大型科技公司（BigTech）所剥夺并掌控的最关键要素，是人类的行为。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起点是 “原始资本积累”，那么后资本主义（其早期形态正是肖莎娜・祖博夫所误称的 “监控资本主义”）的根基，则是 “行为资本积累”。

这种积累模式的本质可解读为：苹果（Apple）、微软（Microsoft）、脸书（Facebook）等公司的产品，并非价值交换的客体；它们并未构建 “生产者 — 消费者” 之间的建设性关系；相反，“我们的行为、习惯与经验被包装成服务于他人利益的工具，人本身沦为了‘原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 “原材料化” 与奴隶制下 “人作为肉体工具”、封建制下 “人作为土地附属品” 的形态不同 —— 在后资本主义中，人被视为一个包含社会精神属性、具有社会同质性的整体，是目标、价值观与需求相统一的完整存在。而这些目标、价值观与需求的制定、强加、剥夺和控制，均由新的 “权力圈层”—— 即行为领域的掌控者所主导。正如祖博夫所阐释的：工业资本的繁荣依赖于自然（既包括天然自然，也包括人工自然，此处为笔者补充），而新的 “信息秩序” 则以 “人的本性” 为掠夺对象。

大型科技平台在构建 “行为改造手段” 时，其核心并非简单强加特定行为规范（尽管这一现象也存在），而是塑造能产生预设商业与政治结果的行为模式，让人类形成可预测的行为习惯 —— 本质上就是对人进行 “驯化”。“物联网”（Интернет вещей）是 “监控资本主义” 的关键组成部分：它融合了社会工程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与电子技术，将人类转化为标准化的 “行为 — 消费群体”，即失去自主意识的 “人形畜群”。与此同时，大数据（Big Data）实现了对人类行为维度与形态的全面监控 —— 这些维度与形态在过去是根本无法追踪的。

这种新的 “信息秩序” 在 20 世纪最后 25 年（甚至可能是 30 年）逐渐成熟。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严重困境，全球统治阶层意识到：持续的工业发展以及由此支撑的工业资本主义，会不断强化中产阶级的地位，使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与民主制度成为左翼政党的有力工具。于是，他们决定转变主导性的社会经济理念 —— 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一场 “精英反抗”（肯・莱什语）随之爆发，其核心力量是 “第二次现代性” 的代表群体：焦虑的活动家、永不满足的 “三流学生”、形形色色的闲散边缘人群（他们将自身对劳动的厌恶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以及移民群体。

所谓的 “第二次现代性”，并非独立存在的形态，而是 “第一次现代性” 瓦解的产物（正如 “没有‘不够新鲜的第一次’，也不存在‘第二次现代性’”）；同理，新 “左翼” 是左翼运动瓦解的结果，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瓦解的结果。那些被受资助的社会学家吹捧为 “对抗旧势力的新革命者” 的 “第二次现代性” 群体，实则是 “西方去民主化” 进程的急先锋 —— 而 1975 年受 “三方委员会” 委托撰写的报告《民主的危机》，早已反复强调 “去民主化” 的必要性。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之交，美国开始系统性研发控制人类行为的方法与技术。例如，R. 斯图尔特・麦凯的遥测实验便始于这一时期；如今我们所见的诸多监控手段，也正是在 60 至 70 年代被预言的。只需回顾两本书便可知晓：一是 1967 年古德森未来预测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所著的《2000 年》（顺便提一句，他正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经典电影中 “奇爱博士” 的原型）；二是 1977 年政治学家兰登・维纳所著的《自主技术》。

早在半个世纪前，美国就有不少人对 “行为控制心理技术普及” 与 “自由意志受压制” 感到担忧。其中，不得不提及中央情报局（CIA）的 “MK-Ultra” 项目 —— 在该项目中，1945 至 1946 年被美国吸纳的德国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约 900 人，其中不乏在集中营进行人体实验的纳粹分子）发挥了不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局势最终发展到：1971 年，为回应社会各界的担忧，美国参议院宪法权利小组委员会（成员包括萨姆・欧文、爱德华・肯尼迪、罗伯特・伯德等知名人士）启动了一项为期多年的调查，目标是那些旨在 “预测、控制与改造人类行为” 的项目。然而，这些参议员当时绝不会想到，他们的同胞在 21 世纪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 而支撑这一 “局面” 的理论基础，恰恰在 1971 年便已出现。

著名行为心理学家伯尔赫斯・斯金纳出版了《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批评者当即称之为 “通往奴役与屈辱之路”，因为书中核心观点直指 “人类需放弃部分核心价值观”—— 尤其是自由与隐私，而这恰好迎合了未来数字极权主义者的需求。无独有偶，1971 年，施瓦布也出版了《现代机械制造企业管理》一书，首次提出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概念，并将 “利益相关者” 定义为 “大型商业项目的次要参与者”。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的著作，以及当时尚无人知晓的施瓦布的作品 —— 虽未被完全忽视，却无人察觉其中潜藏的 “恶之种子”，而这些种子在 21 世纪初终将长成 “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