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乌兰夫儿子乌杰的“系统人生”（肖 瑞）

从11岁做内蒙古锡盟财政厅仓库保管员算起，乌杰恐怕是在世的中共离休干部中工龄最长的了。92岁的他身体健朗，思维敏捷，黝黑的肤色是今夏北戴河游泳留下的阳光印记。鲐背之年，乌杰仍伏身于书桌典籍，每天保持不少于五小时的阅读和写作，仿佛是在履行一项神圣的使命。

“我对自己的人生很知足。”乌杰说：“我写的《系统哲学》《系统哲学数学原理》《系统美学》《系统心理学》都已经出版了，接下来我只想抓紧再写两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来跟这个世界作告别……”

乌杰（前排左一）与大学同学合影

往事如烟

1988年12月8日下午2时，时任包头市市长的乌杰正在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修改即将出版的《系统辩证论》书稿，此刻，他的父亲，中国国家副主席乌兰夫溘然离世。甫下飞机听闻噩耗，悲痛与焦灼，疑惑与自责几乎将他吞噬。路过北京未能谋面，父子永别不能亲侍，成为乌杰终生的遗憾。时至今日，每每谈及往事，这位历尽沧桑的“硬汉”依然难以释怀。

乌杰的回忆录首页有这样一段文字，细读让人品味出一种历尽劫波后的百感交集：

“在世人的眼里，我的家族、家庭是蒙着一层面纱的，是深墙大院里的一座‘豪门’。我的父亲乌兰夫在其革命和政治生涯中所达到的巅峰是1983-1987年担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豪门和柴门一样，每天都演绎着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荣耀与伤痛，幸运与不幸，总是结伴而生的，这就是生活。”

乌杰出生于呼和浩特的土默特旗塔布村，祖上家境颇为殷实，到他爷爷这一代，战乱频仍，男丁多出去打仗、上学，家道逐渐衰微。

乌杰深深记得母亲云亭的麻利能干，宽宏大量。平日她持家种地、养育子女、侍候老人，还要协助父亲承担放哨、送信等地下工作。一次，国民党警察突然上门搜查，发现了一本俄文版《资本论》，警察紧盯着母亲不断追问，母亲临危不乱，镇定地回答：这是孩子爷爷平常读的《圣经》。呼和浩特一带自19世纪外国传教士进入就有信奉天主教的历史，土默特的村民们平常读诵圣经并不稀奇。警察没有发现破绽，一家人化险为夷。

母亲是位干活能手，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表现突出，1943年她曾经获得毛泽东主席亲自颁发的“全陕甘宁边区甲级劳动模范证书”。这不仅是一份荣誉和骄傲，更是母亲青春与热血的见证，是她在艰苦岁月里为党和人民奉献的勛章。证书在文革动乱中被抄走，令母亲痛心不已。弥留之际，她带着期望恳求乌杰能帮她找回来，仿佛找回证书就找回了她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

留学苏联时的乌杰

母亲去世后，乌杰与妻子杨珍云捐资在内蒙古大学设立了“云亭奖学金”，每年奖励品学兼优的在籍本科生。2018年妻子杨珍云去世，乌杰又捐资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设立“珍云奖学金”。“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她们的美好与奉献，激励学子们的奋进。这也是他们在世时的心愿。”

小时候的乌杰对父亲乌兰夫并没有太多印象，很久以后他才了解到父亲的经历和功勋：乌兰夫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就读时受李大钊影响参加革命，1925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乌兰夫曾与蒋经国同桌，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乌兰夫和学校师生连夜在大礼堂集会声讨蒋介石，蒋经国也登台演讲，并严正声明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

被称为“草原之子”的乌兰夫是中国现代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没有经历过红军、八路军，却被授予上将军衔。毛泽东曾说：他守住的土地，比十个集团军打下的还辽阔，这个作用极其重要。中共建政后乌兰夫先后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统战部部长，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1983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成为职务最高的少数民族干部之一。

父亲很早就看出三儿子乌杰聪明好学，喜欢读书爱思考，但对中国社会缺少认识。他对乌杰说：你读书太多，有点“傻气”，最好到农村、城市各搞一次“四清”，接接地气。

“四清”是1963—1966年在中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期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城市反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后期则侧重“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乌杰在父亲的安排下参加了两次“四清”，这使他对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人性的复杂有了深刻的了解，也对简单化的“二元对立”产生了质疑。

乌杰对内蒙古文化的了解和对共产党历史的认识，很多是从父亲的讲述中建立起来的。父亲立足大局，既守护国家民族统一底线，又尊重民族差异的智慧，对乌杰日后形成“在复杂关系中寻找平衡，在多元要素中寻求协同”的系统观，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乌兰夫几次告诉乌杰：我是学数学的，后来才学了马列，学马列可比学数学难。这对从小喜爱物理，而且生性不服输的乌杰来说，既是教导又是鞭策，也是乌杰探寻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的动力来源之一。

乌杰与妻子杨珍云

周恩来总理做媒

乌杰阅人历事无数，他说自己最敬佩、最难忘的人是周恩来总理。

当年在延安的一个周六下午，三年级的小学生乌杰和二哥像往常一样挽着裤腿趟延河水回家。那天天空晴朗，但快到河中心时，河水却变得浑浊湍急。河水很快涨到肚脐以上，即将被淹没的小哥俩吓得失声尖叫起来。

危险时刻，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喊：“小朋友，不要怕，我们来了！”几个骑着大马的叔叔飞驰而来，把他们救上马，送到延安“内蒙古文化促进会”。乌杰后来才知道，这位浓胡子、有些口音的叔叔，就是将影响他一生的开国总理周恩来。

这次“生死之交”之后，乌杰还见过周总理很多次，每次都感觉如沐春风，一些跟自己父亲也不讲的小事，会轻松自然地跟周总理聊出来。乌杰感慨，总理每天忙得只睡很短时间的觉，怎么能跟我这个晚辈——一个基本上什么也不懂的年轻人，谈得这么轻松投机。他跟总理说起自己有一次喝酒被灌醉，扶着墙回到宿舍的狼狈，逗得周总理哈哈大笑：“年轻人尽量不要喝白酒，对脑子不好……如果需要，我可以喝一瓶，但不需要时一点都不喝……”周总理嘱咐乌杰，如果在外交场合，喝酒前先吃些黄油加面包，不要空腹……

乌杰本来酒量很不错，喝白酒一斤都不醉。自从听了总理的那次叮嘱，他几乎与白酒绝了缘。

有一个事实至今依然鲜为人知：周总理还是乌杰的媒人。1961年周总理见到27岁，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化工学院工程物理系毕业回国的乌杰，说这个年龄该考虑婚姻问题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1987年乌杰杨珍云与父亲乌兰夫

周总理介绍的杨珍云，是一位优秀的舞蹈演员，她主演的《宝莲灯》曾一舞风行，很受欢迎。当时的舞蹈演员结婚都比较早，国家培养一个舞蹈演员不容易，刚出点名，就因结婚生子离开舞台，有点可惜。周总理指示，还是要培养一批能持久活跃在舞台的尖子演员，珍云就是被选定专门培养的晚婚晚育的典型之一。领导找珍云谈话：能不能25岁后恋爱，26岁后结婚，30岁以后生再小孩。珍云向组织写了保证书，并且遵行了自己的承诺。

两个年轻人一见倾心，互托终身。为他们的结合，周总理的喜悦溢于言表：“很好嘛！一个上海姑娘嫁给一个少数民族，是一件好事，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我要建议曹禺（著名剧作家）再写一出新时代的《王昭君》……”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民族团结非常重视，当时的内蒙古在乌兰夫的治理下，蒙汉两族相处融洽，是全国模范自治区，成为中国边疆安宁的重要屏障。

父亲乌兰夫打算为儿子的新婚办几桌酒席，周总理主动提议：人要少，菜不要剩，办一桌就行了。乌兰夫想来想去，决定办个“牛头宴”，既简单，又很实惠。

牛是蒙古文化中生命力的象征，“牛头宴”是蒙古族招待宾客的最高礼遇，既表达对宾客的尊敬，也是对平安顺利的祈福。参加酒席的有周恩来、贺龙、陈毅、聂荣臻、罗瑞卿等，周总理给乌杰夫妇一一介绍各位长辈。那时候中国刚刚遭遇了1959年-1961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半饥半饱的“瓜菜代”时期刚过，一只卤熟的牛头，配一点蔬菜，饭菜虽然简单，但气氛热烈，每个人都吃得很香。宴会结束时周总理扫了一下桌面，高兴地说：“非常好，都吃光了。”

这么多尊敬的长辈参加自己的婚宴，乌杰异常激动，他被周伯伯和老帅们的亲切关怀和信任，以及他们克勤克俭的作风深深感动。在监狱四年半最晦暗的日子里，他每每回忆起这个场景，内心都充满了温暖和鼓舞。

1976年周总理逝世，乌杰携妻儿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寒风中久久伫立凝望，目送敬爱的总理远行，泪水不住地在心里流淌。一代伟人给予他的关怀、培养，叮嘱，期望，深深地铭刻在心里。

书是乌杰最好的伙伴

书是人生的避难所

乌杰的命运真有点像“翻烙饼”：天之骄子和“阶下囚”曾经在猝不及防中瞬间转换。他说，如果不是四年半监狱生涯有太多空闲让他有机会研读《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思索家族和自身的际遇，忧虑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或许会跟随小时候的理想去写小说，而不会主动选择理论研究。

在漫长、孤独、愤懑且不知何日是尽头的监狱时光里，乌杰在两墙间距仅仅七步的逼仄牢房中，每天靠两碗稀粥充饥，脑子里经常盘旋着三个问题：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我乌杰根红苗正，对党赤胆忠心，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成了反革命？

我是谁？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如果能活着出去，我应该干点什么事？

每天两三个小时在狭窄的监房里踱步是他有意识的健身运动，也是他的“背诵时间”。“我读书的方法很笨，就是背诵。”乌杰背监狱里能看到的所有的书：背《新华字典》；背《资本论》；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背唐诗宋词……。他最欣赏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和《沁园春·长沙》。那些至暗时刻陪伴他的精神资粮，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依然能脱口而出，滚瓜烂熟。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时，有一年的新年晚会上被临时点将表演节目，他上台沉吟片刻，大声背诵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八百四十个字，一字不落，引得满场叹服。

读书是乌杰终生的爱好和享受，书的世界是一个逻辑理性的世界。它看上去单调静默，甚至死气沉沉，但却是一个色彩斑斓、美妙智慧的广袤宇宙。“我不信神与仙，也不是宗教信徒，但是如果有人非让我承认有个什么上帝或神之类的存在，那么书就是神，人间真正的神！这个神帮我度过了被打成反革命的四次劫难和人生的许多煎熬时刻。天长日久，读书就成了一种仰天长吟，飘飘欲仙的极乐嗜好。什么能让灵感洒脱和活力源源而来？……是书。没有了书，我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呢？”

“在监狱里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去，但是我心里越来越清晰，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做一个思考者，思想者，研究者。”乌杰说，他只对学问感兴趣，人情世故，物质财富，当官出名，都很难给他带来真正的心流和愉悦，他也舍不得为这些花费时间和心神。

乌杰忠实于自己苦难岁月中的选择，出狱之后，他做过赤峰市副市长、包头市市长、山西省副省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一直带着问题研究和实践。

1980年夏天，46岁的乌杰继1954年留学苏联后，再一次获得了出国学习的机会。这次为期两年的美国访问学者之行，成了他人生系统的“理论跃迁点”，他第一次接触到系统论思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要素相互关联构成有机整体”，这正是自己多年实践中摸索的“整体思维”的理论表达，原来它早已是一门成熟的理论！由此，乌杰的《系统辩证论》逐渐形成了框架。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乌杰系统科学文集

1998年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位上离休后，乌杰终于能够静下心思，“像个新生坐到书桌前”专注于他最钟爱的理论研究。继《系统辩证论》出版并再版之后，《系统哲学之数学原理》《系统美学》《系统心理学》也相继问世——这些著作不是对西方系统论的模仿和照搬，而是闪耀着探索的新意和原创性的逻辑：他将系统论与辩证法结合，突破了线性思维的局限，将系统思想延伸至美学、心理学领域，开辟了跨学科研究的新路径。

系统哲学：世界是系统的，多元的

乌杰尝试用系统的视角重新解读世界。无论物质世界、社会现实、还是思维领域，本质都是系统的。是事物之间通过关联、互动形成的活的整体而非事物的简单相加。

在《系统哲学》中，乌杰融合系统科学与辩证法，提出整体辩证（认识世界）、差异协同（分析世界）、功能耦合（实践世界）三大思维范式，围绕“复杂系统如何认知、分析、改造”的本质，形成“认知—分析—实践”的递进闭环。

乌杰阐释，系统科学提出和研究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就思想渊源来说，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整个人类思想文明发展史都为它提供了丰富的基质资源。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最初认识，是习惯于从事物总体方面来观察的，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产生了用分析的方法代替综合的方法，侧重于分析事物的各个部分，然后再把各个部分的认识相加起来作为对整个事物的认识。

乌杰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前两种认识方法都不能满足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需要，于是人类的认识方式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从事物的内部有机联系，从一个事物同另一事物的外部联系来辩证地看待客观世界，这就进入了系统辩证思维阶段。正是沿着这条“浑浊整体—分析—系统整体”的认识道路，形成了今天的系统哲学思想。

“如果说形而上学思维侧重的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思维，矛盾辩证思维则侧重一分为二或分的思维，而系统思维则是侧重多向度的、整体的、系统联系的、整体优化的思维。”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曾经这样评价：系统科学的建立实际上是一次科学革命，它的重要性不亚于相对论或量子力学。他还预言：“面向21世纪，第三次产业革命（信息产业、基因生物工程产业、人体科学产业），再加上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引发的组织管理革命，将把中国推向第三次社会革命，出现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繁荣和强大。”

乌杰与卡斯特罗

1998年乌杰曾经应邀率团出访古巴十天，他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兄弟二人彻夜长谈，从认识论上深入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经历挫折的原因和教训。乌杰对正在苦苦探寻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古巴领导人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开始都是美妙的，甜蜜的，奋进的，但慢慢地，活力消失了，懒惰、嫉妒、不信任等因素变成桎梏，就需要深刻的改革。

“世界上的事物除了矛盾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存在了吗？”乌杰问劳尔·卡斯特罗。他说，事物的存在是个系统的结构，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系统的，事物是系统的产生—系统的发展—系统的消亡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而不完全是矛盾的。”他认为，过去我们的哲学体系太简单了，只讲一分为二，不能合二为一，不能一分为多，也不能合多为一。事实上，马列哲学蕴含丰富的系统思想，我们并没有全面把握其精髓要义。事物不是简单对立和非此即彼的，相反相成是一面，相辅相成也是一面，有矛盾，有协同，有共振，事物才能前进，而阶级斗争只能是动力之一。

乌杰笃信，以系统论思想和方法讨论处理问题，可以避免许多错误，比如思想意识和管理手段的极端化，非黑即白，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计划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等等。

“如果事物只是一分为二的，那中国的原子弹、中子弹、改革开放就难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理论”也就过时了。”乌杰认为，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充满系统思想的智慧。当下的中国社会巨变，生产、科技社会化，交流国际化、思想意识多样化，系统辩证思维可以成为治国理政、管理社会、企业，甚至个人和家庭决策的优选方法。

钱学森写给乌杰的信

系统美学：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美学应用

乌杰2012年开始将系统思想用于美学研究，因为他深刻意识到，古今中外名副其实的哲学家，都绕不开“美”这个课题。他发愿要在汗牛充栋的美学研究成果中，再绽放出一朵独特的花。

对于美的探索背后有深刻而共通的动力。古圣先贤对于美的探索从未停歇，因为这个问题触及人类文明的核心，关乎人们探索世界的本质，安顿个体心灵与追求精神超越，引导真善的生活与和谐的社会。

乌杰独辟蹊径，以其深厚的数理功底，用系统科学统摄勾连起科学与美的对照与感应。他阐释了系统美学的三大规律：多样性差异统一律，整体优化律和动态有序律。

在乌杰看来，宇宙本身便是最高、最完善的美。从137亿年前的奇点大爆炸，到天体的运行、季节的循环，无不体现着一种系统性的整体优化之美。这种美独立于人而客观存在，低调沉默，却又惊心动魄，震古烁今，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科学注脚。

乌杰系统美学“最锋利的刃”，是创造性地引入了“最小作用量原理”这一物理学核心原则，论证了宇宙和谐之美、人类社会之善、自然逻辑之真是可以统一不悖的。凡符合最小作用量的事物都是美的——宇宙演化耗费最小的功，社会发展找到最优投入产出比，自然资源和生态和谐共生，这种高效协调本身就是美的根源。

他举例：在自然中，雪花、海岸线等分形几何的无穷嵌套，以简单规则涌现出复杂图案，是此原理的直观体现。在艺术里：齐白石的写意水墨，寥寥数笔却意蕴无穷，正是“笔愈简而神愈全”，实现了艺术表达的“最小作用量”。

乌杰的系统美学首次实质性地解决了美的量化问题。传统美学对美的评价多依赖“意境”“韵味”等模糊概念，而乌杰的系统美学通过引入科学方法，将美的本质与系统运行规律联系起来，使“美”的判断可通过对系统要素关联性、适应性、有序性的分析来量化，这为美学从“感性学科”向“感性与理性结合的交叉学科”转型提供了可行性路径。

国际系统科学学会副会长莫里斯·约尔斯在为《系统美学》写的序言中评价：在中西方视角的平衡方面，没有一本书可以与《系统美学》媲美。“乌杰建立了跨越数学和物理学的系统原则，为研究美与美的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是独一无二的。”

乌杰受聘为延安大学兼职教授

系统心理学：意志导向律是第一规律

2018年2月，相濡以沫55年的老伴杨珍云因病去世，令乌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悲伤和空落，家里到处都是珍云的影子，但却再也牵不到她的手。为什么自己早已经把生死看开，但亲人的离去，还是会如坠深渊？在沉郁中他看了30多本心理学的书籍，了解古今中外林林总总各种心理学理论和方法，他决定运用系统辩证思想向传统心理学发起挑战。

人的心理状态本身是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把意志分解为欲望、动机、情感、情绪、兴趣、爱好，是研究者用思维手术刀解剖的结果。而在现实性上，它们是浑然一体、错综复杂的混沌存在。心理是具有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结构层次和不同功能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内部存在耦合、协同、混沌、分形、孤波、突变、超循环等现象，衹有进行系统分析与综合才能理解其实质。

乌杰研究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之后，看到其狭隘性和局限性，他为马斯洛后来提出的超越现有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设想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而深感遗憾。这种超人本心理学不再以个人的需求和兴趣为中心，它超出了人性同一性和自我实现的概念。

马斯洛认为，人本主义所追求的自我实现并不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不能超越个人，我们就有可能变成病态的、狂躁的、虚无的，或者失望的和冷漠的。我们需要某种比我们的小系统更大的系统作为我们敬畏和献身的对象，要从小我的实现，迈向大我的实现。

在《系统心理学》一书中，乌杰首次提出了心理学的四大要素：需求要素、意志要素、认知要素和情绪要素，并阐释了心理学三大规律：意志导向律、相似性、蝴蝶效应。他将意志导向律作为心理学第一规律，认为心态系统调整后产生的意志导向力量是巨大的。意志力就是生命之力，生存之力，是超越自我内在本能的自然力量。

古罗马医学家盖伦在《论灵魂的激情与谬误》中指出，灵魂的疾病是由于愤怒、恐惧、悲伤、嫉妒、强烈的欲望和激情引发。激情是非理性力量控制的，使人摆脱这些激情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自恋使人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只能看到别人的缺点。

“为什么要学习心理学？就是要认识你自己—改变你自己—成功你自己。调控好自己的状态，过有价值的生活。”

乌杰认为，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客体，认识世界才能制定既高远又能实现的目标。调整自己的心态应该成为人生命中首要的、经常的、天天做的要务，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与成败。意志力较强的人能够准确地、严格地控制自己各种活动的强度，稳定性，灵活性以及发生的频率或概率，从而正确果断地做出相应的行为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它。

乌杰说，一个人可以通过建立整体优化的心理结构来发挥出倍数效应和超人的意志导向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产生出强烈的有信仰的高度自信的意志力量群体，他们的不断壮大是推动社会前进永不枯竭的动力。

“优化意志才是成功之路。人衹有意志强大了，人才强大，才能把一个平凡的事业，做成不平凡的事业。当一个人认识了自己，调整好心态，所有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既是他的倡导，也是他九秩人生的真切体验和精准注脚。

92岁高龄的乌杰爱读书，经常上网查阅资料

再写两本书，

跟这个世界告别

92岁的乌杰他几乎完整保留了延安寄宿小学时的作息规律：清晨6点起床，一个半小时的运动唤醒身体；8点早餐；整个上午，他埋入书堆，沉浸在阅读与写作的世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仿佛是他与时光和先哲的对话；下午游泳，散步，晚饭后看看纪录片，玩玩豆包或者Deepseek，10点上床，一觉睡到天亮。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92了，有时一恍惚感觉好像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

乌杰常以“我在，故我思”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进行哲学对话。去年《系统心理学》出版后，他又开始了《系统社会心理学》的写作和回忆录的修改。如果还有心力，他还想写《怎么办？》和《我们是谁？》。

“我想抓紧时间再写两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作为跟这个世界的告别……”在“遗愿清单”这样略带沉重的话题上，乌杰幽默感展露无遗。

“想要著作等身可太难了……”，他指了指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八卷本《乌杰系统科学文集》，打趣地说：“我身高一米八，所有已经出版的书，加上英、俄、日、西班牙、蒙古文翻译版，大概只能到这……”他的手比划到腰的位置，随后又降到了膝盖，随即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