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探秘】把《华阳国志》与《蜀王本纪》对照研究会有什么发现？‖宋翔

把《华阳国志》与《蜀王本纪》

对照研究会有什么发现

宋 翔

2025年9月28日,国内首家以《华阳国志》为核心的文化主题展馆——华阳国志馆在崇州街子古镇正式开馆。这座占地2300平方米的展馆,通过“禹贡梁州艺术沙盘”“数字化互动展项”等创新形式,让东晋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常璩笔下的千年蜀史“活”了起来。而当观众沉浸于“地称天府”“史学巨擘”等展区的古蜀文明叙事时,或许会忽略一个有趣的问题: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对蜀史的严谨考证,其实是对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中诸多“荒诞”记载的直接“反驳”。两书作为蜀地早期史书记载的重要文献,在诸多关键问题上存在明显“打架”,以下便从历史细节与叙事逻辑展开解析。

一、“蜀人没文化”?彭祖和青铜器都不答应

(一)孔子佐证蜀地早有文化

针对《蜀王本纪》“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的说法,《华阳国志•序述》展开多层质疑。常璩先以华夏文明脉络为证:“昔唐帝万国时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济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来远矣”,指出学校教育在上古已存;再举蜀地先贤佐证:“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彭祖作为蜀地彭山出生的商太史,足见蜀地早有文字与文化传承。其后,常璩更犀利反问:“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齐鲁当无文学哉?”直指“文翁始兴书学”论的逻辑漏洞。实则文翁仅是“推广郡国文学”。

《华阳国志》(图源:崇州公众信息网)

西周宣王时期,国师泸州(江阳)人尹吉甫身为《诗经》的重要采集者与编纂参与者,被尊为中华诗祖,其撰写整理的诗篇三百年后被孔子缩编成华夏文化永恒的经典——《诗经》,尹吉甫可称为中国周召纪年有史以来第一位文化名人,这印证了蜀地早有深厚的文学积累;东周国师、资中人苌弘,学识渊博,更是孔子尊崇访学的老师,进一步彰显蜀地文化在先秦时期的高度与影响力。以上可见,蜀地文化根基早在夏商周时期便与华夏文明关联交融,尹吉甫、苌弘等人的事迹与彭祖的记载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蜀地早期文化传承的完整脉络。

孔子之师苌弘塑像(图源:最内江)

(二)出土器物见证文字传承——“蜀地蛮夷说”不攻自破

彭州濛阳出土了商代的“牧正父己”“覃父癸”青铜觯,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风格与商代晚期器物一致,是蜀地早期使用文字的直接证据;绵阳还发掘过商代“商父乙鼎”,鼎身铭文同样遵循文字规范。到了战国时期,成都蒲江、雅安荥经等地的战国晚期墓葬中,先后出土刻有“成都”二字的青铜矛,这是成都地名最早的实物记录。从商代的铭文器物到战国的“成都”矛,这些实物清晰表明:蜀地在文翁之前的千余年间,不仅长期使用汉字,还形成了稳定的文字应用场景,彻底推翻了《蜀王本纪》“蜀椎髻左衽未知书”的说法,有力印证了常璩关于蜀地早有文化传承的论断。

荥经县严道镇同心村战国古墓群出土的“成都矛”(图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青川木牍(秦武王二年,前309年)正面写有《更修田律》,背面写有“九九乘法表”,出土地点就在蜀北,证明秦并蜀后仅30年,蜀地已能批量书写法律、算术文本;再上推一百年,蜀地“有文学”自不待言。

青川战国木牍(青川县文管所 供图,图源:封面新闻)

(三)成都平原古城址群是“早于周”的文化

宝墩文化群(距今4500—3700年)十二座城址,已出现大型城墙、礼仪性建筑,说明蜀地进入“复杂社会”远早于周时期。三星堆遗址(距今4800年—3000年)更出土金杖、青铜神树、牙璋、龙袍等,显示“神权—王权”结合的高阶文明。“蜀地早就有文明”这一宏观判断被考古坐实。

宝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源:四川发布)

二、蚕丛活了三千年?《华阳国志》戳破神话

在蚕丛的记载上,《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这两本蜀志书明显“打架”。《蜀王本纪》说“蜀王蚕丛之闲,周回三千岁”,把蚕丛说得像活了几千年的神仙。但《华阳国志》直接戳破这个说法,给出了明确的时间坐标:“周失纪纲,而蜀先王……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周失纪纲”,就是周朝规矩乱了的时候;“周之叔世”,简单说就是周朝末年。这两处原文清清楚楚表明,蚕丛就是周朝晚期的蜀地君主,根本不是什么远古人物,怎么可能历经三千年呢?常璩还从常识反驳:“太素资始,有生必死,死终物也”,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死人能在现世复活,更别说还能当帝王了。

蚕丛文化古蜀国故都——瞿上城(图源:双流电视台搜狐号)

至于后世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关于“有蜀侯蚕丛,其目纵”的记载,把三星堆纵目面具当成蚕丛形象,其实也有点牵强,毕竟面具至少是三星堆被掩埋之前的(制造于商代或更早),和蚕丛所处的周朝末年差了约400年。不过这不是重点,核心还是两书对蚕丛时间记载的矛盾,显然《华阳国志》的说法更符合史实和常理。

三、两本书的“暗战”:谁才是蜀地的“正统讲述者”

(一)祖宗之争:黄帝之后还是高阳正脉?

从“黄帝之后”到“高阳之裔”——谁才是蜀人正宗?《蜀王本纪》把蜀王谱系直接挂到“黄帝”名下:“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至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阳(颛顼),后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典型的“中原中心”叙事,把蜀地说成黄帝子孙的“流放子公司”。《华阳国志》却玩了一次“本地化”:“蜀之为邦,肇自人皇,其帝号曰‘蚕丛’,次曰‘柏灌’,次曰‘鱼凫’,次曰‘杜宇’,皆高阳之裔。”——同样喊“高阳(颛顼)”当祖宗,却砍掉“黄帝—昌意”这一中间商,把“高阳”直接留在蜀地,暗示蜀人本身就是“高阳正脉”,无须北方授权。表面看两书都认“高阳”,实则争夺的是“文化主权”:扬雄要让蜀地“臣属”于中原正统;常璩则让蜀地“并列”于中原正统,甚至“先于”中原(杜宇“称帝”时,周王室尚未东迁)。

(二)写书的初心:记录奇闻还是撰写信史?

扬雄写《蜀王本纪》时,益州刚经历汉武帝“罢百家、尊儒术”,但蜀地仍弥漫方士风气。扬雄本人好“奇字”“异闻”,材料多采自“黄老之言”“蜀中父老”口传,故满纸“神仙、三千岁、黄帝之后”。常璩身处东晋,蜀地已设州郡近五百年,官府档案、谱牒、计簿、碑刻大量积累,他又任“蜀郡繁县令”“散骑常侍”,能直接看到“天府簿书”。所以《华阳国志》每写一世系,常加“见《郡国志》”“见《耆旧传》”“见《巴郡太守碑》”——这似乎是“档案派”对“口传派”的降维打击。

常璩画像 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 藏)

扬雄本意并非写“信史”,而是“备一家之言”,让“奇闻异说”得以存录,所以故意“不语常而谈怪”。常璩则在《序志》里明确说“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褒贬之仪”,把地方志写成“政治教科书”:用信史“正人心”,用谱系“明嫡庶”,用地理“固疆域”。于是凡是“怪力乱神”一律删或驳,给后世地方官“按图可稽,循名可责”。

(三)杜宇禅让:是宫斗丑闻还是圣王佳话?

《蜀王本纪》写杜宇“淫其臣妻,惭而禅位”——自带狗血宫斗剧属性,把蜀王写成道德反面教材。《华阳国志》却写成“杜宇教民务农,后禅位于开明,升西山隐焉”——美化为“尧舜式”禅让,还顺手把“教民耕种”的功绩贴给杜宇,等于把圣王模板套在蜀帝头上。同一事件,一丑化一圣化,背后是“地方自信”与“中央凝视”的叙事权之争:扬雄以中原道德审判蜀帝,常璩则以“本地圣王”对抗中原圣德。

结 语

《蜀王本纪》像一部“蜀地山海经”,保留大量神话“母本”;《华阳国志》则像一部“地方版史记”,用正史笔法给蜀地上“户口”。两书“打架”,表面是史实冲突,深层是“谁有权讲述蜀地”的话语权之争。考古与出土文字相继“入场”,看似“拉偏架”,实则让常璩的“理性地方主义”得分更高,也让扬雄的“浪漫口传传统”变成研究蜀人集体记忆的珍贵“神话层”。

《蜀王本纪》中关于五代蜀王的记载(图源:新华网)

今天重读这场“蜀志打架”,不必急着判谁“全对”,不妨把两书看成“地层剖面”:扬雄提供“神话层”,常璩提供“史事层”,考古再加一层“实物层”,三叠层合在一起,才是三千年来“层累造成”的蜀地叙事。

(编后语:“史海探秘”栏目发布的文章,供学界交流探讨,并非定论,欢迎专家学者撰文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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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 翔(新锐中华上古史学者,曾任《成都商报》记者、中央电视台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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