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简史》9 ：从泛灵论到人本主义，我们如何重构与万物的关系

1、

在漫长的狩猎采集时代（约占人类历史的95%以上），泛灵论并非一种“宗教”，而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

。人们深信万物——人类、动物、植物、岩石、河流乃至风——都拥有内在的“灵”或意识，共同构成一个充满对话与协商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指出，在这种“关系性世界观”中，狩猎不是对“资源”的提取，而是与“林中之民”的风险交换；采集则是接受植物的馈赠，并可能以仪式作为回报。例如，西伯利亚的鄂温克猎人在猎熊前会与之“沟通”，事后则举行仪式安抚其灵魂，并将头骨妥善安放以示尊重。这种世界观基于深刻的生态依赖性：人类的生存完全仰仗于对动物迁徙、植物周期的精细理解以及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它不承认“自然”与“文化”的绝对分野，世界是一个持续互动、充满意义的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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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革命（约1.2万年前）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巨变，更是宇宙观的重塑

。人类从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开始定居并大规模改造景观（砍伐森林、灌溉农田）。这种对环境的控制感，催生了新的神话与宗教形式——有神论。

诸神（或单一上帝）的形象，反映了农业社会对秩序、权威和生产力可控性的渴望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或《圣经·创世记》中，神用律法分隔混沌，创造有序世界，并与人立约。人类被赋予“治理”大地的权柄，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则逐渐“沉默”，从对话伙伴降格为被管理的对象。人神之间的“农业交易”应运而生：人类通过祈祷、献祭（通常是首批收获或牲畜头生）来取悦神明，以换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种交易将超自然力量直接与农业经济的成败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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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论宗教通过系统性的神学叙事和仪式实践，取代并压制了泛灵论

。其核心策略是确立一种垂直的、等级制的宇宙秩序：神位于顶端，人类因其拥有“灵魂”或“神的形象”而居次，动物、植物等则处于底层，为人类所用。在《圣经》中，上帝将动物带到亚当面前“看他叫什么”，亚当命名之举象征了支配权。历史上，基督教会常将欧洲本土的泛灵信仰（如对森林、泉水的崇拜）污名化为“异教”或“魔鬼的伎俩”并加以清除。这种观念不仅为剥削动物提供了神圣许可，也为人类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如君主制、父权制、奴隶制）提供了宇宙论模板。世界从泛灵论的水平协商网络，变为有神论的金字塔结构，人类居于神与自然之间的关键枢纽，其独特性与支配权被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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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圣经》整体服务于有神论叙事，但其文本层积中仍可窥见被压抑的泛灵论遗存

。除“夏娃”与“蛇”的语源联系外，《创世记》中“知识树”和“生命树”的意象，可能与古代近东崇拜中的圣树信仰有关。先知以赛亚描述荒野中“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的弥赛亚愿景，隐约透露出对万物复归和谐的古老期盼。更为关键的是，《圣经》中上帝通过自然现象（燃烧的荆棘、旋风）说话，而受造物也“诉说”神的荣耀（《诗篇》19篇），这种“万有在神论”的倾向，保留了世界并非全然沉默的痕迹。这些碎片像是古老地质层中的化石，提示着在绝对的人神二分之前，存在过一个万物交织、充满直接交流的宇宙观。现代进化论揭示的人与动物的亲缘性，无意间与这些古老痕迹形成了跨越时空的遥远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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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为代表的印度宗教传统，发展出一套远比西方有神论复杂的“众生”伦理

。其基石是“轮回”与“业力”观念：所有生命都在无尽的生死循环中流转，人类只是其中一站。因此，“不害”（非暴力）成为最高道德律令之一，旨在减少一切生灵的痛苦。耆那教僧侣过滤饮水以防伤及微生物，佛教徒放生积德，皆是此观念体现。然而，这一体系同样内嵌严格的灵性等级。解脱轮回的难度因生命形态而异：人类因其自觉与修行能力而位居顶端，最有希望获得“解脱”。因此，牛在印度教中被尊崇（可能与古代农耕价值及湿婆神的坐骑南迪有关），但其神圣性部分源于它是需要被仁慈对待的“低级”生命。取用牛奶被视为接受母牛的“普那萨”（馈赠），而非纯粹剥削。这是一种在等级框架内实践的、有限但真诚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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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思想从“神本”向“人本”的划时代转折

。这场运动并非否定上帝，而是将关注焦点从天堂和来世，猛烈地拉回人间与现世。彼特拉克攀登旺图山只为欣赏风景而非求神，这种举动象征了人类开始为自身经验赋予独立价值。人文主义者通过复兴古希腊罗马文献，重新发现了“人”的理性、美感与创造潜能。达·芬奇的人体解剖素描追求自然真理，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赞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这种对人的赞美，逐渐将人从神的绝对笼罩下解放出来，成为意义的创造者和价值的中心。人的情感、理性、世俗成就（艺术、科学、政治）本身变得神圣。这为之后启蒙运动“敢于认识”的号召埋下伏笔，也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情感与智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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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理念系统化、政治化，使之成为现代世界的思想基石

。其核心是确立一个普遍、理性、自由的“人”的概念，并以此构建社会。洛克主张天赋人权，卢梭探索普遍意志，康德宣称“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种抽象化的“人”剥离了具体文化、性别或种族背景，成为法律、道德和政治权利的承载者。“人权”观念由此诞生，并催生了民主制度、科学方法论和市场经济等现代性支柱。然而，这种普世人文主义在将“人”神化的同时，也划下了一道尖锐的边界：只有具备“理性”和“人性”的“人”才享有这种道德地位。动物、自然乃至未被承认具有完全理性的他者（如历史上的殖民对象），被排除在这个道德共同体之外。世界被分为“主体”（人）与“客体”（一切非人），后者成为前者的认识对象与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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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在伦理上崇尚人的尊严与发展，但在经济实践上，它演变为一种追求人类福祉总量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计算

。在这种逻辑下，工业化农业成为满足全球人口肉食需求最高效、最“经济”的方式。动物的感受因其不属于“人性”范畴，在道德运算中权重极低，甚至为零。边沁虽曾质疑“问题不在于它们能否理性思考或说话，而在于它们能否感受痛苦”，但这一思想长期被主流忽视。因此，将动物转化为“生产单元”，在集约化系统中最大化其“产出效率”（增肉速度、产蛋量），被视为服务于“人类福祉”这一最高目标的合理手段。动物本能的痛苦（如母猪无法转身、小鸡无法展翅）在成本效益分析中被视为必要的“外部性”。人文主义对“人”的无条件推崇，在此异化为对“非人”的无条件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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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以来，动物行为学、认知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提供了确凿证据，动摇了人类情感独特性的传统堡垒

。简·古多尔对黑猩猩工具使用和复杂社会行为的研究，首次在科学界引起轰动。神经科学家发现，哺乳动物处理恐惧、愉悦等基本情绪的大脑区域（如杏仁核、伏隔核）高度同源。猪能使用镜子找到隐藏食物，乌鸦能制造工具，章鱼展现出好奇与玩耍行为。哈里·哈洛的绒布母猴实验则深刻证明，对哺乳动物幼体而言，“接触安慰”的情感需求甚至优先于食物。这些研究共同揭示：情感是进化而来的、解决生存与繁衍问题的适应性“算法”，而非人类独有的精神瑰宝。动物不仅感受痛苦与快乐，还拥有好奇心、友谊、悲伤甚至初步的自我意识。科学正在拆除那堵将人类情感与世界其他部分隔开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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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指出，家畜的痛苦源于其进化遗产与现代环境间的深刻错配

。一头母猪的大脑和心智，与其野猪祖先在本质上是为同一套任务配置的：在广阔林地中觅食、建立复杂社会等级、筑巢并强烈保护幼崽。这些本能由自然选择精雕细琢了数百万年。然而，在工业化农场，这些深刻的需求——探索、社交、筑巢、育幼——要么无处施展，要么被系统性地挫败（如小猪早期断奶被带走）。动物被困在一种“进化陷阱”中：生理需求（吃、喝、繁殖）被满足甚至过度满足，但情感与行为需求却被完全忽视。这种挫败导致的并非简单的“不适”，而是足以引发刻板行为（如笼养母鸡的反复啄羽）、绝望甚至免疫抑制的深度心理痛苦。它们的苦难，是古老心灵被囚禁于现代铁笼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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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工业化养殖的伦理反思，“动物福利”科学及“福利养殖”实践自20世纪后期逐渐兴起

。其哲学基础通常追溯至“五大自由”：免于饥渴、不适、疼痛伤病、恐惧应激，并享有表达天性的自由。在实践中，这转化为具体措施：欧盟逐步禁止蛋鸡的电池笼和母猪妊娠栏，要求提供栖木、垫料和社交空间；一些牧场为奶牛提供软床垫和刷毛机。更激进的“牧场饲养”或“散养”模式，试图在规模生产与自然行为间寻求平衡。然而，福利养殖面临内在张力与批评：它改善了动物的“生活品质”，但未挑战其“被利用”的根本地位；其标准往往是人类舒适感的投射，未必完全符合动物天性；且认证与监管成本可能最终转嫁给消费者，成为奢侈品。它是一场重要的改良运动，但尚未构成对农业伦理的根本革命。

12、当代伦理疆域正在两个前沿剧烈扩展。一方面，以彼得·辛格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主张，将道德关怀基于“感受痛苦的能力”，从而将动物纳入平等的利益考量。汤姆·雷根则从权利论出发，主张作为“生命主体”的动物拥有内在价值与不被伤害的权利。这些思想推动了动物福利立法和素食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非生物智能体的出现，带来了更棘手的挑战：如果道德地位基于意识或智能，那么具有类似表现的AI是否应享有某种权利或保护？这迫使我们超越“生物中心主义”，重新审视“生命”“意识”和“道德病人”的定义。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捍卫某种人类例外论，还是走向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基于感受性或关系性的全球伦理？这不仅是关于动物的追问，更是关于在科技重塑一切的时代，“我们”究竟是谁的终极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