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被抓，面对鬼子的十二种酷刑，他能挺过几种？

在三十六计的胜战计里有“借刀杀人”这一计策，敌战计包含“无中生有”，并战计中有“上屋抽梯”。《孙子兵法》中的三十六计，不仅军统特工对其了如指掌，就连鬼子宪兵队和七十六号特务，运用起来也是相当娴熟，并且他们还把这些计谋用到了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身上。

军统四位顶尖杀手的人生历程坎坷波折，令人意外的是，其中竟有三人曾落入敌手。就连位居首位的陈恭澍，也曾被日寇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抓捕。多年之后，他如此描述当时被捕人员遭遇的酷刑以及那些鬼子宪兵：“他们简直就是丧失了全部人性的‘两脚畜生’，完全无视人道……在这场民族战争里，这便是弱者付出惨痛代价后得到的教训，绝不能轻视啊！”

在引用陈恭澍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文字时，笔者使用了省略号。这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酷刑极为残忍，若将所有内容都摘录出来，读者在感官上会感到极度不适。即便是身为职业特工且有“第一杀手”之称的陈恭澍，回忆起那些场景也仍心有余悸。侵略者所用的酷刑至少有十二种，其中电刑和老虎凳并非最可怖的，因为意志坚定之人能够承受。陈恭澍说：“这些都是我们同志的亲身遭遇，完全是真实的情况，只有没记录全、省略掉的部分，绝没有夸大其词、虚构编造。我们平时聊天时，都不愿谈及此事，因为说起来就让人痛心！”

陈恭澍所回忆的日军酷刑，不便详细描述，仅能用一个字来概括：揍、扔、踹、碰（前四种被称作“徒手之刑”，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踢打）、炙、蹲、碾、戳（这四种属于“常见酷刑”）、（以下是更为残忍的）啮（用狗）、灌、击、唬。

所谓“吓”，指的是目睹同志与亲人遭受刑罚甚至被杀害；而“轧”则是“轧杠子”，和老虎凳颇为类似。

陈恭澍回忆表示，那个时候的设备并非十分精良，故而电刑十分不可靠：电流小了，起不到作用，电流大了，受刑的人就会昏迷过去或者直接丧命，就连鬼子都瞧不上这手段，所以很少采用——但不清楚为何如今的电视剧如此青睐使用，就像在《潜伏》里，行动队队长李涯竟打算对患有心脏病的盛乡动用此刑，这明显是想杀人灭口，把一口大黑锅扣到这个“隐藏最深的潜伏者”头上。

前面的文字稍显冰冷，咱们在此穿插个笑话：于《潜伏》里，隐匿得最深的既非“雪山吴敬中”，也不是“峨眉峰余则成”，自然也不是被抓去做交换的“佛龛”李涯，而是那位被李涯灭口的保密局天津站档案股股长盛乡。这人本名吉世光，化名为张国锋后潜藏于横店，还“打入保密局天津站”，来到了吴敬中、余则成身旁。直至2011年《潜伏》大热，才致使他身份败露而被捕——这时他已潜伏了十三年，要是十三年前就被抓，他坟头的草估计长得挺高了（他的两个同伙被判了死刑）。

至于“盛乡”被捕之后，是依旧执行死刑，还是关押几年后予以释放，这就需要各位读者去探究了。咱们还是把话题转回到陈恭澍回忆的日军十二种酷刑上：这位军统头号杀手被捕后，同样会遭遇日军的十二种酷刑，他能承受住几种呢？

陈恭澍刚被日军七十六号特务逮住时，待遇挺不错，每顿饭都有酒有菜，万里浪（原本是军统特工，被俘后叛变，当时担任日军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还细心地为他办了一场“生日宴”：俘虏陈恭澍坐在上座，一群日军和汉奸在两旁作陪。

许多年后，陈恭澍依然记得那几个“作陪”日军的名字，分别是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林中佐、涩谷准尉、下茂曹长以及中野军曹。

陈恭澍一眼便认出了中野军曹，说道：“我一瞧见这人，就想起在蒲石路拿着枪追我的那小鬼子了。就是他趁着我站不稳差点摔倒的瞬间，用厚皮靴子踢了我的腿肚一脚，然后一屁股把我压在身下的那情景。”

由于陈恭澍身份特殊且颇具影响力，还是李士群试图劝降之人，故而陈恭澍始终享受着不错的待遇，并未遭受刑罚——日军也明白，常规的刑讯办法用在这位资深特工身上，根本不会有效果。

尽管并未遭受严刑拷打，但陈恭澍心里明白，自己正经受着最为残酷的折磨：一群特务带着他四处辗转，还专门去了一趟日本，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军统产生误解，从而断绝陈恭澍的后路。

此前所提及的十二种酷刑，陈恭澍觉得自己都能够承受，然而这种绵里藏针的手段，却让他胆战心惊：“难以想象，我的老战友真会把我当作‘处置目标’来那么一下吗？一想到这儿，不禁黯然神伤！”

无所畏惧连死亡都不放在眼里的陈恭澍，在日本人举办的“生日宴会”上都敢喝到烂醉如泥，对电刑也满不在乎，然而这次他是真的心生恐惧了：“倘若有一名情报人员，将自己亲眼看到的情形汇报给重庆方面，不论汇报给哪个单位，也不管最终如何处置，肯定会有相关记录留存，这便是所谓的‘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回’。”

实际上，无需军统情报人员进行汇报，特高课已然代劳此事：有一日，身陷囚禁的陈恭澍获知了一份由日军所办的中文报纸，上面刊载着一系列以《蓝衣社内幕》为题的文稿，其署名正是“陈恭澍”！

陈恭澍瞧见这些稿子，吓得血压急剧上升，他事后回忆道：“刹那间，血液直往上涌，连脖子都涨得通红，这刺激可着实不小！”

陈恭澍静下心来，突然笑了。他心想，要是戴老板看到这些东西，肯定能明白自己并未叛变。因为要是自己写的，绝对不会把“蓝衣社”当作书名。他清楚根本不存在“蓝衣社”这个组织，实际上这个名称是日本人自以为聪明取的，后来以讹传讹才流传开来。

咱们先不聊蓝衣社，换个时间再探讨。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是，陈恭澍面对电刑和老虎凳都毫不畏惧，可为何却害怕鬼子带他去“旅游”。

要谈这一点，就得从戴笠所制定的“军统家法”说起。军统特工一旦犯事，根本没有机会到法庭为自己辩解，原因在于他们执行的是“家法”。这种“家法”不仅极为严苛，还会施行“连坐”之制。

根据沈醉的回忆，要是军统特务有通敌叛变的嫌疑，那审讯肯定是躲不掉的。并且他们的审讯手段，比日本宪兵和七十六号特务还要厉害——不少“工具”是梅乐思从美国弄来的：“那时从美国运来一套‘强光审讯器（能让人大脑神经遭受强烈刺激，无法自控，问什么就说什么）’，还有几套新型电刑装置。这可比军统一向用手摇电话改造的电刑器具先进多了，能够调节电流大小，针对不同体质的人使用不同强度的电流，长时间使用也不会让人晕过去，只会让人愈发难受。哪怕痛苦到汗流浃背，男人甚至会有精液流出，但还是能开口说话……”

陈恭澍清楚戴笠手段强硬，明白叛变后会面临何种惩处，更晓得自己的亲人也会受连累，于是他想尽办法和戴笠取得联系，还得到戴笠的指令：“假意投降，暗中潜伏，等待时机行动！”

目睹此处，我们或许会明白为何众多“铁骨男儿”最终沦为“叛徒”。这是由于鬼子与特务们的手段，并非仅有挥鞭子、灌辣椒水、施电刑、坐老虎凳，他们还有更为卑鄙的伎俩，这不禁让我们为陈恭澍暗暗担忧：那十二种酷刑固然难不住他，可要是没和戴笠取得联系，陈恭澍能否扛过鬼子的无中生有、借刀杀人、上屋抽梯之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