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以色列辩护，美前发言人卸任后自揭黑幕

文︱陆弃

战争的真相从不在战场，而往往埋在沉默者的喉咙里。如今，这喉咙终于开口了，美国国务院前发言人马修·米勒，在6月2日播出的英国《天空新闻》播客中坦率表示：“我毫无疑问地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战争罪。”

这是一个曾站在美国国务院讲台上为以色列政策辩护、为拜登政府定调的高级别发言人。而今天，这个曾替华盛顿“粉饰太平”的人，选择在卸任后拆下面具。他没有再替国家说话，而是说出一个“人”的良知。

但我们不能忘记，他是2023年至2025年间的国务院发言人，是拜登中东政策的主要代言人，是那个在新闻发布会上一次次回避质疑、一次次“维护以色列合法防卫权”的舆论防火墙。今天的“良知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一场迟来的忏悔。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忏悔撕开了美国政府双重标准的铁皮壳，揭露了那个不敢面对加沙血债的拜登政府真实面目。

米勒明确指出：“我认为以色列毫无疑问犯下了战争罪。”这句沉甸甸的话，并不是来自什么人权组织，也不是阿拉伯国家外交官，而是一个美国国务院系统的“自己人”。更令人震撼的是，他还补充道：以色列军方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责任追究机制严重缺失”。换句话说，美国不但在纵容战争罪，而且在用外交话术掩盖罪行，为施暴者提供保护伞。

值得深思的是，米勒并没有说“我不敢说”，而是说“那时候我不能说”。为什么？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政府发言人。他说：“我表达的是美国政府的立场，而不是我的个人观点。”这是制度化虚伪的自白，是一种披着文明外衣的冷漠现实——你知道战争是错的，但你必须为它辩护，因为这是国家机器需要你站出来遮羞的时刻。米勒今天卸任才敢讲话，这不仅是对他的道德评价，更是对整个西方外交话语体系的控诉。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连发言人本人都承认战争罪确凿无疑，那拜登政府在掩盖什么？从2024年末国际刑事法院（ICC）宣布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起，美国就进入了“外交遮羞模式”。拜登称该逮捕令“离谱至极”，米勒当时也站在讲台上否定ICC的合法性。而现在他却承认“以色列犯了战争罪”，这不是羞辱ICC，而是羞辱了美国自己的法治原则。

ICC对内塔尼亚胡和前防长加兰特提出的罪名包括“反人类罪”和“以平民饥饿为战争工具”，具体细节早已被多方人道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核实。而美国的回应不是合作查证、不是人道立场，而是选择站队：站在那位亲自下令围困加沙、下令封锁人道援助、下令轰炸联合国学校的内塔尼亚胡身边。当国际社会努力推动问责机制时，美国却成了庇护战犯的保护国。

更荒诞的是，这种道德沦陷在特朗普政府中甚至更赤裸裸。在拜登任内，美国尚且只是“政治干预”，到了特朗普手中，直接祭出制裁ICC检察官这等流氓手段，公然宣布“任何敢动以色列的机构，都是美国的敌人”。在这个体系中，正义不是一把公平的剑，而是一场战略博弈的筹码；“战争罪”不是被惩罚的对象，而是可以被否认、被忽略、甚至被包装成“反恐”的政治手段。

米勒的“爆料”虽显良知，却更是一场讽刺。他对记者说：“我认为美国本该对内塔尼亚胡更强硬，应该迫使他接受停火。”但现实是，拜登政府当初不但没有强硬，反而持续对以军提供武器援助，屡次否决联合国人道停火提案，甚至在国际舆论已出现分裂时，仍选择“以色列优先”的外交底色。这哪是什么“中东调停者”？这是一台被战争利润与以色列游说集团操纵的机器。

如今，加沙地带尸骨未寒，成千上万名巴勒斯坦平民在空袭中死去，儿童在缺水、饥饿与炸弹的夹缝中挣扎求生。而美国政府依然以“战略盟友”的名义，漠视这些苦难。米勒的承认只是让这层虚伪的面纱提前掉落几寸，但绝不是终点。

当一个国家的外交发言人要等到卸任后才能说出“战争罪”四个字，那这个国家的外交话语早已失去道德核心；当一个超级大国以“政治立场”否定国际法院裁决，那它所谓的“国际秩序”不过是精英们用来维稳的遮羞布；当一个政府敢于制裁ICC，却不敢制裁杀戮平民的军官，那它根本不是自由世界的灯塔，而是一道耻辱柱。

战争从不只关乎炸弹和枪火，它关乎秩序、公正、尊严和记忆。米勒终于说出了真相，但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问责，不能止步于一个人的忏悔。正义不会因发言人退场而终结，它必须继续追问：是谁制造了这场屠杀，又是谁替他们一再辩护？是谁在联合国会上否决制裁，又是谁在镜头下佯装人道？谁该为这片焦土付出代价？美国政府，还能再掩饰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