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华国锋指出战犯名单中13人不能特赦，毛主席：都放了算了

1959年，中国特赦了33名被认定为“改造成功”的战犯，这件事几乎年复一年持续发生——除了1966年那个让一切停摆、令人皱眉的年份。1975年，特赦被再次提上日程，那年剩余的293名战犯获释。事情表面上看很顺利，其实背后的分歧也不小。华国锋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他告知毛泽东“这批人里，有13个不适合被释放。”毛泽东没怎么犹豫，直接一句“都放了算了”，拍了板。是果断，也是彻底的定夺。为何最终成这样，真的都值得放吗？

回到1948年12月25日，解放军已经稳稳地控制大局，新华社首次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他们大多是国民党阵营极有分量的将领，掌控着庞大权力。当时，这批人的命运悬而未决。除了极少数人趁乱逃脱，剩下的被俘虏，身份转变为“战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收押的战犯一共977名，其中来自国民党的占926，还有伪满、伪蒙政权的相关成员。国民党那批里，700多人军人出身，剩下一百多属于特务系统。怎么处置他们？这问题卡了很久。

一派主张极刑，毕竟不少受害者家属等着个交代；而考虑更长远影响的，比如周恩来，倾向保留生命，理由是“战争未完，处理不宜过快”。毛泽东的态度也很干脆——“一个都不杀”。于是这些人先暂时收押，日常起居虽不自由，却不像民间想象那么糟糕，甚至能发展爱好，学习生活也有新安排。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如此宽待犯过大错的人？

杜聿明，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战前肾脏被强制切除，战败沦为战犯后，疾病缠身。他那时家庭经济寒酸，孩子自杀。可转到新中国手里，中央居然拿出黄金储备给他从香港买特效药，还专人关照，生活关怀做足，这么说至少不夸张。杜后来第一个被特赦。对共产党，他转变是真心还是权宜，外界有不少议论。可他本人态度明确，后来还写了公开信表达感激。这么改造政策发挥了作用吧？

但鲜有人提及，许多高级将领的思想根深蒂固，管理人员为此煞费苦心。给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带他们到工厂、农村参观，安排体力劳动。说白了就是让他们体验普通人日子。于是出现了奇妙的转化过程，原本桀骜不驯的顽固派，也有不少态度软化。这一套管教体制归结起来，无非“不审不判，集中改造，分批释放”。放人的标准和时机，成了又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

毛泽东多次强调，“放可以，时机要成熟，老百姓苦日子还没熬出来，别急着办特赦”。等到建国十周年，1959年9月14日，终于特赦了33名战犯。他们后来自发给毛泽东写感谢信，场面也算感人。而从那一年起，特赦逐渐成了惯例，直到1965年一共六次，一共296人获得自由。

对于这些人来人生高峰时期被捕，1971年再已有不少人因年老体弱、慢性病离世。公安部那年5月就做了详细报表，把每个死亡的战犯情况一遍遍列出来。周恩来琢磨，这些老人再不特赦可能就拖没了。于是说服公安部登记清单，想等到四届人大后台顺理成章释放一批。

华国锋作为当时公安部长，没有含糊，到北京、抚顺、济南、西安几大关押点核对名册数据，细致到每个人的年龄、健康、表现都一一梳理。关押环境艰苦倒未必，战犯身份终究不同于一般犯罪分子。数据确定之后，华国锋召集长时间会议，把名单念一遍，讨论每个人的历史、现状、改造表现。有的人本来出身显赫，祖上曾是统治阶层，可也有无数血债。对于那些始终不认同改造、性格难以扭转的十三人，华国锋态度坚决，不能特赦。那可是一个一个仔细过账的。

毛泽东的决断也让人有些疑惑。名单飞到他桌上，只是几句话全部特赦，还要好吃好喝的招待一回。老毛这时候的论调倒不一致他觉得，这些战犯关押二十年都没彻底改造，继续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一放了之，看他们折腾不出来什么大浪。而当初坚决不杀，如今一刀切特赦，又像是彻底放下成见了？到底哪种才是更妥当的处理办法？

后续事情也挺细。华国锋得令，赶紧核查战犯名单，一个不落。关押二十多年，个人物品——手表、火柴、衣帽——都保管着，释放当天全数归还。其它保障照旧，每人100元现钞、40斤粮票、新衣、铺盖。考虑到这些人突然无依无靠，有的能力适合当政协委员或者专门去学校教书，有的重返乡村担个农民身份。政策一点不马虎——工作安排、生活津贴每月准时，哪怕回农村都能拿15元生活补助。有的需要去台湾的，中央直接发2000港币路费通行证。宽厚是宽厚，不是说没有底线的纵容。

然而到了台湾并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那次有十人决意去宝岛，政府履约送去香港，结果对岸不买账，各种刁难、拖延，让人进退两难。有一位叫张铁石的，原本满心期待团圆，结果香港拖了两个月，路费被骗光，受尽打击后自杀。其余九人见势不妙决定各奔东西有人留港，有人落脚他国，余下的回头继续在内地生活，甚至得到新的社会身份。可这来回折腾，倒底图啥呢？

这种安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至于成效怎么样，也一直褒贬不一。比如杜聿明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振宁，而且老杜还三番五次启发女婿回国效力，典型地反转了立场。可是放大了真的所有获释者都感恩戴德愿为新中国服务？细算下来，总有人表面顺从、内心未必。在众多历史文本与当事人口述材料中这一类失落与矛盾时常见。还有人将“高官变农民”的经历拿出来讲，像是一场政治教育与人性考验，偶尔也沦为彼岸教条的谈资。

1975年那次大规模特赦，不仅是法律程序，也是某种心理句点。不少资料显示，出狱者后来大多安于现状有人发书著文，有人低调遁入社区，也有人捧上政协“帽子”半生无波。但也有声音不乏始终怀有旧日情怀、始终没被体系真正“改造”的人。历史不是实验室，个体命运也难达全民共识。这一切安排，要说百分百合理，谁敢打包票？你问政策是慈悲？又或者某种现实妥协？实在也难一刀切归类。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曾带着巨大争议而被放归的历史战犯，他们后来都怎样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讨论的声音始终夹杂疑虑。这一页历史，不论怎么都让人有些奇怪的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