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出道后，解放军总政部登门拜访叶帅：多谢您找到了“毛主席”

叶剑英在中国十大元帅中始终是一抹异色，常有人提起他的诗才，却很少去细究他在文艺领域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兴致！一纸信笺，毛主席倒轻描淡写地说过一句：“剑英擅七律，董老擅五律，你可以向他们学习和请教。”很少有人琢磨叶帅自己其实也爱唱歌跳舞，还真不是普通的那种“凑热闹”，搁今天朋友圈里，他不定得刷屏。

少年时的叶剑英，在广东梅县的中学里比同龄人多一份灵气，说来也奇怪，每次同学凑堆只要氛围有点沉闷，他那点唱腔总能让屋子热起来。很多人喜欢站着听他唱，有时候甚至能把老师都勾过来。

抗日战争开始，国共合作。1938年一个冬天，南岳上的军事会议里，蒋介石同意共产党派干部传达游击战法。叶剑英领命去了南岳带“游击干部训练班”，住在山里头，玩乐没几样，他带的这拨同志基本都靠唱歌解闷。一次部队演出，一位国民党军官忽然用半开玩笑的腔调喊舞台上的女兵唱歌。气氛一下尴尬，谁都不吭声。

叶剑英站出来，打破冷场：“你们不是爱听陕北民歌？我来一个《开荒》！”一上台，陕北腔夹着点广东味，嗓音沉得厚重，谁都吃了一惊，这人能量怎么这么大？片刻之间，全场就热闹得像赶庙会——这就是叶帅的本事，既是“首领”，也能做“捧场王”。

辈分在那里，早就凭本事做到高层。但是他一到延安，总爱参加战士们的文艺晚会。1941年2月，他被调回延安做中央军委的参谋长，大家都喊他“叶参座”。那时候他常拿着二胡扬琴，在边区组织部队凑乐队，手把手教底下人打谱儿。乐理、演奏、管着排队都亲力亲为，延安的群众对于这种官也能与人同乐，反倒津津乐道。其实也挺怵，有些人觉得，他跟大家聊到一块，总得留个心眼，怕说错话被记住——不过大多时候他其实没那么“危险”。

进入解放战争，比以前更忙了。可他好像天生不肯“板着脸”，还是抓住每种机会把文娱活动搞起来。1948年，中央军委决定把华北军干校扩建成华北军政大学，地址选在河北省获鹿县南新城，叶剑英成了校长兼政委。村子里大几百户人家，几千人哪住得下？实则大部分人还得凑合，领导住城里，伙委会运转。新学校刚建立，各项设施极简，哪来“娱乐场所”？叶参座说话了，现场巡视，盯上了马棚。

“你看，这七间房，正好对着，再盖七间，顶部搭玻璃，光线明亮，再好不过。”李忠奇不同意，“这是牲口棚”，但叶帅态度很坚决，反正没别的法子。不到一周，小礼堂就弄好了，玻璃窗户配上新旧两排房，能容三五十人一起闹腾。那些年物资紧张，这点创意今天看来其实没什么稀奇，却足见他对细节的用心。

有了场地却还不够，“活动搞起来”才是难点。那会儿气氛拘着，谁都不肯先唱或跳。叶帅反复提议，“不行咱先搞土的，扭秧歌会不会？”众人齐声答“会”——不过都缩着身子往后躲。他看着就发笑，干脆自己头巾一裹，红绿手帕一挥，站上台就转了起来。这时候才能瞧见他身上的那种舒展，甩着胳膊哼着小调，台下都笑翻了。其实在这样场景下，一个身份如此之高的长官，敢于自降身段，这种劲头最迷人。也正是这第一拨带动，把“冷清官气”一扫而空。

气氛热烈也持续不久，参加的积极性还没全调动起来，尤其扭两次秧歌就腻味了。叶剑英会私下和秘书张若萍商量，“老张，咱们的娱乐活动得持续，别光秧歌，扑克棋艺、曲艺杂耍，都能上一点。”他还点名：“国民党起义的军官也叫来，他们更有演出经验。”第二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队干部、外教、起义军官都聚在礼堂，有人对打扑克，有人弹唱更在行。原本隔阂的几伙人一下变亲切起来。叶帅说，这种场合其实另有妙用：有的人本不愿意直接提意见，通过晚会和他靠近聊几句，问题反而好多了。而且还真挖出了不少能唱会跳的“草根演员”，再发现了一批有趣的人，很多矛盾在悄无声息间解决，比开会效果强得多。

叶剑英看重的不是热闹本身，而是某种融洽。休闲活动让行政、军官、普通干部能坦然同席，隔阂消解反而让机制更有效。说到这句，倒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天性乐观？可他毕竟谨慎，有时候怕别人误会在文艺上花了太多精力。难道把唱歌跳舞当成核心工作，这事对一个带兵打仗的校长说得过去？但看实际成果，至少让这个学校下了功夫搞过三两年。

他对审美眼光与众不同，挑人有自己的一套。比如后来扮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古月，就是叶剑英亲自一锤定音。1978年起，全国挑选“毛主席扮演者”，照片挑到了叶帅案头，有二十来个候选人，比对到最后，他用放大镜一张一张地盯——怎么也不肯轻易下定论。身边的耿飚秘书长还催，“叶帅，哪张合适？”叶剑英反复端详，最终在名为胡诗学（就是古月）的照片后画了圈。

古月其实是军区的文化干部，本名胡诗学。入选前，他有点忐忑——外形像是像，可扮演毛主席哪敢拿自己开玩笑？拍定妆照那回，他跑去借云南话剧团的道具衣服，画上淡妆，一下子就得到了在场人的认可。领导一看，马上定下来了。叶剑英说，“像，实在像极了”，但拍电影归拍电影，真人精气神还得本人下功夫把握，不是谁都可以“模仿成功”。

其实叶帅有时候口风并不严。有人说，“都是你慧眼识人帮我们找到‘毛主席’。”他倒笑称，“我女儿学电影的，要不要帮你们找‘列宁’还是‘马克思’？”席间一片大笑。转头又沉下脸说：“我跟毛主席朝夕相处二十年，再熟不过，这次我的选择没错。不过电影是个艺术，你们自己要再雕琢。”

真实的案例里，古月进了八一制片厂，电影《西安事变》、再到1988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大典》，“毛主席”影像全民认可，观众都觉得活似本人。古月自己说，“这一切，源头还是叶帅的识才。”不过话又说回来，难道真只有一个慧眼识人的叶帅？有时候这么说也许太高估个人判断。

回头看叶剑英做事的风格，他始终跳脱出“军人”和“诗人”这两重身份，混杂着调皮和严谨，偏偏总能在琐碎中折射出时代的变迁。部队晚会从不缺席，舞会、棋牌、文艺，所谓“高雅”与“市井”他都不排斥。其实部分同僚并不欣赏他的这种“玩心”，但这种做法实打实帮部队塑了人情味，把束缚人的“规矩”松动了，倒也令人羡慕。这种细节，有意识的人才能做得到，却不一定都认可。偶尔会有人认为，或许这些文艺活动只是叶剑英的个人消遣罢了？这说法不见得靠谱，但不可否认，不同人看同件事，角度总是拗着来。

这么多年后，古月在天安门再现“毛主席”，那个画面成了多少人心中的记忆。人们后来谈起叶剑英，也许最先想起来的，还是他在部队里唱着《开荒》、带头扭秧歌的身影。怎样的一个叶剑英，才是真实的？他似乎总能游走在庄重与轻松之间，冷静和热情并肩，边际不明，但正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