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遭遇“曹操时刻”

只有不断学习BCI的原理和现状，严谨地区分科学与科幻，我们才能既不被鼓吹的危险所吓倒，又不被危险的鼓吹所迷惑，在事关BCI的“曹操时刻”作出正确的抉择。

《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桥段。一日曹操头疼发作，便请来当世名医华佗为他诊治。华佗认为只需要开颅取出曹操脑袋里的风涎，困扰其多年的难题就能解决。曹操听后大惊失色。华佗引用关羽刮骨疗毒的事迹欲打消曹操的疑虑，却被曹操回呛道：“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最终，华佗还是被以谋害罪处死了。曹操所秉承的似乎是一种大脑干预的特殊主义（exceptionalism）。在特殊主义者看来，直接作用于大脑的干预与药物干预等常规治疗手段间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具有某些特有的不可接受性。

有趣的是，我们今天亦处在一个类似的“曹操时刻”。马斯克创办的脑机公司Neuralink已于2024年正式向人类受试者脑中植入设备。国内方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已成立脑机接口相关实验室，正陆续开展与瘫痪、帕金森等疾病治疗相关的临床试验。面对来势汹汹的BCI（Brain ComputerInterface，脑机接口），我们是否应该坚持特殊主义，对这项新兴技术说不？答案取决于我们归咎于BCI的那些特有的不可接受性是否成立。

安全性问题并非BCI所特有

对BCI最显见的担忧来自安全性方面。毕竟，提起BCI，很多人首先联想起的就是高风险的开颅手术，以及大脑插满管线的骇人场景。大脑是我们最核心和精密的器官，对其进行任何操作都很容易牵动人们的神经，由此看来曹操的惊惧在某种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从安全角度出发拒绝BCI可能会造成不少冤案，这是因为BCI的形态远比一些人所认为的要丰富得多。广义上讲，任何大脑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的信息交流或控制的通道都可以被称作BCI。这种控制和交流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BCI本身可以是侵入式的，也可以是放置于头皮以外的。早已在医院普及的脑电图仪器也可以被看作一种BCI，它只是被动地收集人脑的生物电位信号以辅助医生进行诊断，这类BCI在安全方面已久经考验。

另外，安全性问题并不是BCI所特有的，一些药物与常规手术的风险甚至大于BCI的植入和使用。如果任何医疗决策都势必伴随风险，那么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应该是风险与期望收益的比值是否可观。那些需要植入大脑，并直接对大脑进行电刺激的BCI确实存在感染等隐患，但侵入式BCI在各国都接受着最严格的伦理审查，且只允许被用于瘫痪、癫痫、抑郁等疾病的重度患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面临持续的生命危险，具有极低的生活质量，且难以通过服药、注射等传统手段得到有效治疗。接受BCI治疗抑郁并取得重大成效的吴晓天在采访中就曾表示：“手术可能会导致偏瘫，变成植物人，终身大小便失禁......但我不在乎，十多年里什么方式都尝遍了，经历过无数次绝望。无论如何，我只想再重新体会做一个正常人的感觉。”如果BCI目前看来是从根本上改善重症患者生活的最佳途径，那么冒一定的风险很可能是值得的，同时也是患者和家属愿意接受的。

“读心”更多来自炒作和科幻式理解

除安全性外，有人认为BCI的特殊风险在于对隐私的威胁。信息时代，我们的个人信息本就愈发得不到保障，而侵入式BCI看似会攻破隐私的最后一道防线——大脑。这种担忧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实验场景中的BCI呈现出了一种类似读心的神奇效果。让我们以BCI领域内的热门方向——语音BCI为例。2023年Nature刊登了斯坦福大学威利特（Francis R. Willett）团队的成果，这支团队为一名由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导致说话困难的患者安装了侵入式的BCI。实验过程中，患者想要说的话不间断地出现在了连接BCI的屏幕上，速度达到了每分钟62个单词。

然而，通过了解BCI的工作模式不难发现，BCI与其说是洞穿人心的魔法，不如说是内有玄机的魔术，它并不能真正“听到”患者的心里话，这种貌似读心的神奇效果其实是由三个十分“朴素”的步骤完成的。首先，科研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大量训练：他们将单词和句子呈现在屏幕上，要求患者尝试读出屏幕上的内容——当然，患者并不能真正读清楚。同时，科研人员会记录和分析患者特定脑区的神经活动，并结合屏幕上的内容，建立神经活动与英语音素相对照的语料库。最后，科研人员再把第二步颠倒过来，通过对患者的神经活动进行解码推测患者可能想说的内容。这款目前尖端的语音BCI存在不少局限，不仅语音识别的准确率会随着语料库的扩大而降低，已经建立起的语料库也只对患者本人适用，且需要通过不断训练以适应其神经活动的变化。美国杜克大学神经科学教授尼科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多次对过度宣传脑机接口技术，误导公众对该领域的理解的做法提出批评。他指出，马斯克提出的通过脑机接口直接读心、上传和下载意识的设想完全是科幻，或许永远不会实现。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也提醒我们，人类似乎能拥有无限多的潜在信念，但大脑的物理空间有限，这意味着思想不只是静态存储的句子，通过神经科学手段直接识别信念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总之，目前BCI需要参与者的高度配合以及反复训练，才有可能在实验条件下呈现出貌似读心的效果，而我们惧怕的那种直接窥探意识内容的魔法更多来自一种炒作和科幻式的理解。

如何理解人格同一性

对BCI的第三种批评要比上面两种复杂：一些人认为BCI的特殊问题在于破坏使用者的人格同一性。这种批评是否成立取决于如何理解人格同一性的内容及重要性。哲学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洛克（John Locke）、帕菲特（Derek Parfit）等哲学家认为记忆、性格等心理因素在人格同一性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一论断符合我们的日常直觉。如果我们的某位朋友或亲人在一夜之间丧失记忆且性情大变，我们（以及他自己）就很可能会对其产生陌生和疏离感。当BCI通过影响大脑改变了某些心理因素，那么它就很可能会对使用者的人格产生影响。关键问题是，这种影响是否是可接受的。在这里援引一个心理学的视角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心理学家莫洛凯（Sarah Molouki）与巴特尔斯（Daniel M. Bartels）所开展的实验表明，面对同样幅度的变化，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负面的变化破坏了人格同一性，与之相比，正面变化对同一性的影响就小很多。假设一个乐观开朗的人突然患上了重度抑郁，而一个重度抑郁的人在BCI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希望。尽管二者人格变化的幅度都很大，但前者更容易对自我感到陌生和疏离，后者则不太会产生这种情绪，而会倾向于将这种改善看作同一自我的自然发展。总之，很少有人会拒绝成为更理想的自己，这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追求的事情。如果BCI能以一种安全可控的方式帮我们更好地达成目标，我们就很难将影响人格看作拒绝它的决定性理由。（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