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为何不只关乎实力？——承认、本体安全与国际身份之争 | 国政学人

崛起大国、承认和本体安全：以中国为例

作者：Siavash Chavoshi，伊朗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候选人，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Mohammad Reza Saeidabadi，伊朗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和伊斯兰政治。

来源：Siavash Chavoshi and Mohammad Saeidabadi,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case of China as a rising power,”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s, Vol. 9, No. 2, 2021, pp. 390-411.

导读

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崛起，不只是追求物质性实力的增长，更是一场“被承认”的较量。为什么中国在具备强大物质实力的同时，仍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寻求地位认同？为什么越是崛起的国家，越容易对外界行为感到被误解、被忽视，甚至因此采取更为坚定、自主的外交姿态？

本文以中国为例，引入“承认”与“本体安全”这两个兼具哲学深度与政策洞察力的概念，重新诠释了崛起大国的行为逻辑。文章指出，崛起国家往往不仅追求物质上的安全，更渴望一种持续稳定、被正面理解的国际身份。这种“本体安全”的需求一旦遭遇“错误承认”—— 即国家真实的自我叙事被国际社会忽视、误读或否定，便可能促使该国采取更具表达性和姿态性的行动，以传达其认同诉求和地位关切。在分析中，作者引用了黑格尔的哲学、泰勒的身份理论，并借助穆雷（Michelle Murray）与沃德（Steven Ward）提出的“社会安全困境”与“身份修正”框架，展示了崛起国家在面临制度性忽视或话语压制时，如何通过强化国家主张来寻求更充分的社会认同。

不仅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也处在类似的身份焦虑之中。所以，稳定的国际秩序，不能只靠“压制雄心”，更需要“回应诉求”、“给予承认”。对于美国等既有超级大国而言，重塑外交话语、开放制度空间、深层次回应崛起国的身份关切，或许比维持传统实力均势更关键。

研究问题

承认（recognition）和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概念已被用来解释个人、社会和国家间进取或非理性行为。该观点假设，如果没有获得承认和本体安全，就不会构建自我身份感和自我实现感。然而，现实主义在解释同一现象时，仍关注物质性安全。其核心观点在于，因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且自助的，国家出于自身生存而争夺权力。因此，崛起大国通常采取修正主义，并经常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竞争。其本质在于权力转移和对世界秩序的破坏。

问题是，从过去两个世纪可以看出，崛起大国通过寻求冲突获得大国地位的欲望并不一定会导致激进的权力转移，例如美国仍然可以和平地表达其在二战后世界中成为大国的雄心。在当代，类似的问题也被提出，即中国是否会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或者是否会通过军事行动和颠覆现有秩序来采取强硬的修正主义。本文从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解释出发，强调了崛起大国对承认和本体安全的渴望以解释该问题，并思考为什么崛起大国，尤其是中国，可能经常为了追求承认和大国地位而损害其物质利益。

承认和本体（不）安全：个体与国家

黑格尔指出，虽然自我意识都“自在自为”地存在，但它也为“他者”而存在，以同时获得“纯粹的自我”或真正的身份。因此，承认只有通过主体之间的互动才能实现。黑格尔还认为，若不对“他者”进行一种“绝对否定”（彻底毁灭），任何人都无法维系自身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获得承认的欲望不仅仅是对利益的要求，而是对更多能动性和更多行为能力的要求，因此每一方都渴望摧毁、转移或保持对另一方的绝对统治地位。然而，每个自我意识面临的挑战是，对其中一方的完全毁灭永远不会导致任何形式的承认，因为承认是通过合作构建的。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身份认同，其他自我意识中的一方必须在不否定或破坏关系的情况下让另一方承认自己。

查尔斯·泰勒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系统分析推动了社会科学领域对承认和本体安全的研究。本体安全指个体寻求成为一个“连续的人”,以维持并享受传记的连续性（biographical continuity）和日常例行公事的感觉，而不会感到焦虑和失去生命的意义。这主要通过“保持特定的叙事”来获得。具体而言，自我和集体记忆的叙事会带来本体安全感，并为个体的生活和奋斗创造意义。

然而，记忆作为意义和焦虑的来源，可以同时成为塑造个体当前行为和未来行为的工具。简而言之，承认和本体安全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需求，经常迫使个人在集体叙事和常规被打破时寻求进取性行为。被错误承认的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本体不安全感,会促使个体采取冲突和非理性的行为，以便在社会中以独立的身份崛起。

至于承认和本体安全的关系，它们在之前并没有被明确区分。例如，黑格尔假设和义务的地位与国家身份相关，并源于其他行为体的相互承认；国家的合法性只有通过承认博弈中其他参与者的承认才能得到补充。值得注意的是，（错误）承认的概念被用来发展本体（不）安全的概念。详细来说，承认个体的正面身份是独特的，将带来本体安全感。事实上，没有承认就不可能构建本体安全感。

承认和本体安全也适用于国家。先前研究表明，国家间相互承认是和平的主要来源，而战争也被解释为国家为了争取承认。自我叙事和记忆也被用于解释国家间冲突，即对本体安全的渴望。因此，国家有时会采取各种行动来满足其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而损害了其物理存在。国家既渴望承认又渴望本体论安全，以便在国际社会中获得社会地位。承认是通过既有权力或重要“他者”来实现地位和本体论安全的一系列行动。

在这里，民族意识和（不受）尊重对于理解国家寻求冲突至关重要。首先，拥有强大传记叙事和日常例行公事的国家不会容忍被误认为或在本体上与其民族叙事脱节。国家渴望保护其“民族认同”安全，而不仅仅是物理安全。其次，当不受尊重的国家意识到国际社会不仅拒绝回应其对地位和本体安全的要求，而且还不断羞辱和从不承认它们时，羞耻感、屈辱感和地位焦虑感会加剧，并迫使国家采取进取行动。在该过程中，过去事件或国家集体创伤会塑造国家当下行为：采取进取性政策，以恢复其地位。

承认理论与崛起大国

美国巴德学院副教授米歇尔·穆雷（Michelle Murray）和英国剑桥大学副教授史蒂文·沃德（Steven Ward）分别撰写的讨论崛起大国和中美竞争的著作中都认为国家之间权力分配的重大变化并不足以成为崛起大国寻求冲突和实施进取行为的充分理由。这一论点进一步强调，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等大多数物质竞争的核心都是一种社会倾向，即寻求承认和本体安全，以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大国地位。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经常通过物质利益或数据来审视中美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而可能引发的潜在竞争，并认为尽管中国可以在现有的自由主义秩序中和平共处，但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可能会逐渐导致其非和平崛起。与其不同的是，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张锋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荣誉教授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认为，中美都需要采取“最小威慑”政策，通过相互承认和尊重，将努力从竞争转向疑虑消除、外交和共存。与张锋和勒博反对主流的权力转移理论的部分论点相一致，穆雷通过反思国家对承认和本体安全的渴望，追溯了社会因素在权力过渡中的作用。在她看来，国家身份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通过话语将有抱负的身份呈现为“既成事实”，掩盖了国家对其他行为者的依赖；第二，通过无政府体系中其他国家的物质实践来调解，塑造合法的自我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承认崛起大国的正面身份对国际社会来说势在必行。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崛起大国希望通过社会中的重要“他者”来获得它们有抱负的身份。随后，在互动模型中，“自我”学会了如何被它们重要的“他者”识别。

穆雷的论点促使一种思考，即国家只有通过对既定权力对其独特身份标志的深层次承认，才能确立其作为国际社会杰出成员的理想身份，并实现本体安全或自信的社会身份。至于浅层次和深层次承认，前者指个体仅被接受为独立的个人的条件，后者指一方承认另一方“身份的基本特征”。个人通过其“独特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不同的经历，得到完全接受和尊重。同样，在国家层面，深层次承认保证了国家的本体安全感，在这种安全感中，国家不仅会享受它们真正想要成为的样子，而且会保证其稳定的身份。然而，只有当一个国家作为崛起大国的本体诉求得到既有大国的充分认可时，才能获得广泛承认或尊重。问题是，由于深知广泛承认的条件并不平等地分配给所有行为体，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或完全被忽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建立满意的社会身份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这种承认需要既有大国完全承认崛起大国，而作为一个被承认的国家，意味着这些合法的行为者能够改变国际体系规范和规则。穆雷在阐述崛起大国的概念时，认为它们对合法地位的要求经常遭到既有大国的武力回应。因此，错误承认和本体不安全感可能经常推动崛起大国在重新肯定其作为崛起大国的自尊和正面身份的过程中，危及自身以及既有大国的物质安全。穆雷称该时刻为“社会安全困境”（dilemmas of social insecurity）。

穆雷进一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和恐惧就会弥漫在崛起大国的自我形象中，使得它们单方面通过象征性的物质实践来维护其社会地位和尊严。这意味着，为了表现得像一个大国，崛起大国经常利用其军事力量作为社会不满的表达，并参与物质和侵略性竞争，以确保其在国际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这包括表达强硬立场、展示军事力量，或在面对既有大国时扩大其影响力范围。因此，强硬外交政策可以用崛起大国在建立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时产生的社会焦虑来解释。图 1 的穆雷模型总结了被社会错误承认或处于弱势地位的行为体在何种情境下会采取寻求地位的干预行动。

图1 大国地位的争取

沃德与穆雷类似，通过承认理论概念化了“激进修正主义”（radical revisionism）的概念。他驳斥了关于非理性国家行为的传统观点，认为地位不一致或不满将导致崛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他阐明了国家在作为修正主义大国彻底颠覆国际社会之前，通常会经历三种形式的不满：一是“分配不满”（distributive dissatisfaction）, 即对体系中的领土和物质份额不满的状态。二是“规范不满”（normative dissatisfaction）, 即崛起大国表现出对社会结构中规则、规范和制度方面的深刻不满。更重要的是，一旦行为体同时经历了分配和规范性不满，他们就会采取“彻底修正主义”, 并努力对国际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然而，需要考虑的是，崛起大国在两种情况下会逐步和耐心地采取激进修正主义政策；首先，当一个国家被错误承认并失去作为合法大国的稳定社会地位时；其次，当国家在进入大国俱乐部时受阻或遇到地位天花板时。因此，在国际规范基础通过国家与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互动来调节的情况下，崛起大国的社会不稳定感将释放他们的心理冲动。如图2的沃德模型所示，崛起大国将逐渐意识到，国家军事力量和财富的增加很少会导致它们能完全进入大国俱乐部中。

图2 错误承认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建构

穆雷和沃德的主要论点表明，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美国重塑其外交政策话语，以响应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社会需求。否则，两国很可能都会陷入追寻霸权的冲突。作为高地位行为体的美国有义务帮助中国在各个方面实现其作为合法崛起大国的地位关切和身份空缺，需要通过将中国更多地融入当前国际自由秩序的机构来应对其崛起的物质和社会维度，并必须承认中国投资其军事现代化战略的合法权利以抵御领土威胁。相反，被错误承认和本体不安全的经历驱使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以具有进取性的方式争取承认。当中国的正面身份遭到错误认知时，其在强大的国家叙事和传记性惯例的压力下，会倾向于挑战维持现状的承认实践。

结论

本文旨在回答诸如为何部分国家能够成功建构其积极的国际身份认同，而其他具备相似条件的崛起大国却遭遇身份承认困境；为何即使已具备相当物质实力基础的国家，仍持续追求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跃升？本文表明：首先，寻求深层次承认和本体安全的崛起国家希望通过自身的传记叙事和日常惯例在主体间获得承认，以确保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认知稳定性和自我身份认同。其次，由于错误承认和本体不安全，中国、巴西、印度甚至俄罗斯等崛起大国可能会在“地位固定”的情况下，通过扰乱国际社会的规范和结构来温和地寻求承认。最后，一旦一个国家的国家身份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外部“他者”破坏和羞辱，导致国家对承认和本体安全的需求受到干扰，会进一步促使国家牺牲其物质利益来保护其失去的国家身份。

词汇积累

dilemmas of social insecurity

社会安全困境

译者：朱子岸，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校对 | 石瑜茜 张学玉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崔竞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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