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天才至死评不上职称，却在癌症晚期，为中国拿下五个世界第一

1997年夏天，在阿根廷举办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赛场上，所有中国队成员都站在了领奖台上，掌声、鲜花和荣耀铺满整个会场。

但在队伍的侧后方，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脸色苍白的中年男人，却只是静静坐着，用手捂住口鼻，悄悄抹了一把眼泪。

他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太久，靠葡萄糖维持体力，连站起身都困难，但这场比赛他坚持陪学生走到了最后。

他叫张筑生，是这支队伍的主教练，也是五年间带队五次夺冠的幕后推手，此刻，他明白自己的身体快到极限了。

可对他来说，孩子们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就是他作为老师最好的告别方式，他不是媒体镜头里的主角，却是把金牌从图纸一点点推向现实的人。

他得过病，做过放疗，写过教材，也做过题，但直到最后，他连一个正教授职称都没有评上，而这并不是他的唯一遗憾。

1940年，张筑生出生在贵州贵阳一个普通家庭，他还不到两岁时就患上了脑膜炎，家里条件差，没能及时送医，留下了小脑轻微损伤的后遗症，5岁那年，又因一次摔倒造成左臂骨折，加上诊治不当，这条胳膊最终留下了永久性残疾。

身体的羸弱与痛苦，并没有阻止他对数学的热爱，家人本希望他能健康长大就好，但张筑生坚持上学，哪怕只能靠右手写字，小学、中学一路坚持下来，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尤其在数学上展现出过人的理解力。

后来，他考入四川大学数学系，大二时已经修完所有高年级课程，学校老师们注意到他这位相貌普通但学习能力极强的学生，不少人私下说他“脑子像是为数学长的”。

但他从不张扬，穿着打扮一如既往朴素，很少参与社交，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习题和理论推导中。

1978年，研究生制度刚恢复不久，张筑生参加了北大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他的表现很突出，其中一道题目由于命题失误根本无解，绝大多数考生选择“硬解”。

只有他，在试卷下方写了五个字：“此题有误”。他的直觉和判断，最终让阅卷组对他产生浓厚兴趣，并启动破格录取程序。

进入北大后，他跟随著名数学家廖山涛做研究，廖山涛一向不爱夸学生，但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当众表示：“以他的水平，其实不用来读研，直接可以教研究生。”

张筑生在读博期间完成的论文《微分半动力系统不变集》，提出了极具创新性的解法，被认为突破了当时数学家史蒂文斯·梅尔提出的四大猜想之一，震动整个学界。

他也因此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位通过论文答辩的博士生，虽然由于行政审慎，他并未获得“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的头衔，但编号为001的学位证书还是象征了这个特殊的地位。

张筑生并未沉迷这份荣誉，很快他就将重心转回了教学与教材编写，1986年，北大决定组织教材改编，张筑生主动请缨，接手编写《数学分析新讲》。

这项任务并不被视为科研成果，也不计入教学工作量，他的朋友甚至劝他：“不如多写几篇论文，评上职称，生活会轻松些。”

但他并不在意。他总说：“能让更多人看懂数学，比我多发几篇文章有意思。”

他在这本书上花了整整五年，从章节编排、定理逻辑、表达方式，每一步都极为细致，别人写教材用“写”，他更像是在“雕”。

为了照顾学生的理解习惯，他在表达上不断做减法，但知识系统性一点没少，比如实数完备性的定理，他不是直接罗列，而是用多个引导例子把学生一步步“推”进去。

除了教材，他还每周在课余主持一次拓扑方向的公开研讨课，面向所有年级的学生，完全不收费。

有学生说：“原来我以为我懂微积分，上了张老师的课才发现我根本没入门。”

他的课时费被培训机构评为每小时0.81元——不是他讨价还价，而是他起初根本不愿意收，后来机构实在觉得过意不去，才象征性给了这个数字。

1995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需要新教练，前任主教练坦言，这个工作太辛苦，出题、讲题、带队、飞行、管理，每一环都极耗心力，即便是健康的人都很难坚持，他建议学校最好换个年轻的、有科研空档的人来接班。

张筑生听后没说什么，只默默把自己平时的教学任务压缩，把除了核心课程以外的职务都辞了。

即便此时他已经是癌症晚期，体重迅速下降，嗓子沙哑，每天靠放疗支撑体能，他仍然选择亲自设计全部训练题目，从思维路线、逻辑链条，到解题策略，都力求贴近国际奥数难度。

为提高学生的适应力，他常把题目设在多个数学分支的交界地带，这种设计方式对学生要求极高。

一次他编题时觉得结构不满意，凌晨三点还在演草纸上推新方案，有人问：“你身体这样，还熬得住？”他苦笑了一下：“我总不能让这些孩子没准备好就去打仗。”

五年时间里，中国队连续五次拿下总分第一，他的学生安金鹏更是在1997年以绝对优势拿下金牌，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而媒体大多不知道，在颁奖台下默默站着的那个瘦削教练，就是为这支“神队”默默负重的人。

张筑生一生没有评上博士生导师，甚至连职称都一直停留在讲师级别，原因很简单：他的主要精力用在了不被制度认定的地方。

带奥数队不算教学工作量，编教材不算科研成果，主讲课外研讨课不发论文也不发表，这些贡献虽然实际，却不进入量化统计。

学校里的评审制度注重“工时+论文+成果转化”，而他所在的位置几乎没有“合格项目”，几次职称申报，他都因为“分数不够”而无缘晋升。

如果不是北大校方为他特批延聘合同，他甚至可能早早被系统剥离，张筑生对这些也没什么怨言。他只是淡淡说：“我也不懂这些规则，反正有人教课就行了。”

2000年，中国队第五次夺冠后，张筑生的身体几乎到达极限，鼻咽癌扩散到肝部、颅骨，肠炎导致他一天需上厕所数十次。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法再继续带队了。

2002年初，他最后一次在课堂里出现，还是以监考身份，他坐不住，需要别人搀扶才能移动。

考完后，他亲自写下每一位学生的评语，然后被送往协和医院，2月6日，他在放疗病房中去世，享年62岁。

消息传出那天，北大的校园论坛贴满悼文，有人说：“张老师从来没骂过人，但每次讲题都讲得我想哭。”也有学生写道：“我本来讨厌数学，是他让我觉得这个学科是有灵魂的。”

这个结尾并不戏剧化，没有全国追悼会，没有奖项追封，只是学生、同事、培训班、论坛、老旧教材页面里，有他留下的一点点痕迹。

而这些痕迹，对无数后来人来说，是光。